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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北京一些高校采访时，多位研究生反映，有些在高校兼职的党政官员，整天忙于事务性工作，一年到头难得与学生见上一面，平时就靠电子邮件或电话联系；有些到毕业论文答辩时，才匆忙披挂上阵，常常连自己指导的研究生名字与人都还对不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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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个别到高校兼职的在任官员每到学校，往往是鞍前马后、前呼后拥，这种官场的习气，给学术的象牙塔造成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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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小师弟小师妹在报考研究生时，最感兴趣的是导师的官职高低，而并非导师的专业水平。”从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刚到一家机关上班的小张认为，“如果导师是高官的话，毕业后凭导师的关系，找一份好工作并非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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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公权力逐渐退出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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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在任官员到高校兼职现象议论的背后，是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缺位或存在监管空白。在依法治国、反腐倡廉的今天，在任党政官员到高校兼职情形亟待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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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公务员因工作需要在机关外兼职，应当经有关机关批准，并不得领取兼职报酬。”2008年2月29日公布的《公务员职务任免与职务升降规定（试行）》，再次重申此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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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遗憾的是，这些规定中“工作需要”却开了一道制度的小门，尽管规定官员兼职不许取酬，却缺乏具体、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比如究竟什么标准才算是公务员的兼职，查出来了又该如何处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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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关官员兼职的规定，只是一个模糊的政策框架，这给一些官员可趁之机。”杨帆建议，“国家应禁止党政官员到高校兼职，并进一步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完善和细化，使之真正得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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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及如何规范党政官员到高校兼职问题时，尹韵公说：“应严格执法，此风不可长。”他认为，有关部门对现任党政官员要加大监管力度，并发动社会、群众广泛监督。一旦发现有官员违规，不但要向社会公示，还要给予严肃的政纪党纪处分，以此告诫官员要忠实于本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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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应注意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在恰当的时候出现在适当位置上。”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齐善鸿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现任高级官员应起到表率作用，主动辞去在高校的兼职。而对于那些有真才实学，又确实有志于教育事业的官员，在彻底退休或退职后，通过严格学术背景审查到高校任职也算是发挥余热，但依然要慎重对待。因为人退休了，可关系资源尚在，被自己提拔的人还在岗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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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在很多发达国家，在任政府官员也是严禁到高校兼职的，只有在卸任后才能到高校任职，而且对其学术背景的审查也相当严格。相反，官员职位本身并非重要条件。比如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的财长萨默斯可成为哈佛大学校长，而克林顿本人则落选，前副总统戈尔也只做了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普通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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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受访者认为，在目前高校体制下，禁止在任党政官员到高校兼职有其合理性。当然，根本问题还在于改革现行高校的体制，让公权力逐渐退出，以保持学术的独立性，让高校真正凭借实力而非公权力获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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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隐性权力调查 网络考验干部选任公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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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的力量在于自由表达。只要把网络优势充分利用起来，就可建立起一个完善的网络沟通机制，进一步提升选人用人公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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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30日下午，重庆市召开全市领导干部大会，宣布中共中央决定，王鸿举不再担任重庆市市长，提名黄奇帆为重庆市市长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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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遗憾的是，次日在重庆市政府门户网站及各大网站上，记者除看到简单报道外，无法找到更为详细的信息，比如官员卸任的原因、去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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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惯例，一般是上级组织部门派人到被任免官员单位宣布任免决定，给前任作个定性评价，最后被任免官员表态，这些程序基本是内部完成。”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李成言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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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网络的快速发展和普及，公众借助网络平台在参政议政方面获得很大的话语权和监督权，其中官员任免更容易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而以往每次零碎的任免信息，都延伸了公众无限的想象和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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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受访专家认为，我国社会舆论的生态环境已发生根本性变化，组织部门有必要培训官员适应“网络化生存”，更应把网络优势充分利用起来，在官方与公众之间，建立起一个完善的网络沟通平台，进一步提升选人用人公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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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丰富官员“评价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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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从湖北省宜城29岁市长周森锋，到云南省昆明32岁女副市长李茜，再到各种“问题官员”的频繁复出，都在网络上掀起有关质疑官员选拔机制的舆论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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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以往公众更多地把注意力投向‘另类官员’任免的话，那么随着公众参政、议政意识的增强，很多官员的任免，都有可能在网络上成为热议的话题，从而对社会生活产生直接影响。”李成言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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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我国官员作为公权人物，已越来越身不由己地置身于浩瀚的网络监督中。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又使网络监督能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和手段，成为推动政府作风建设和反腐的一把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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