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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权是现代社会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中央党校政法部林教授认为，“相比之下，我国公务领域裙带关系现象还存在一些问题，其弊端正在一一显现。从法律意义来讲，这不仅与现代宪法精神背道而驰，而且也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一种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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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近年来有些地方或部门很重视从基层选拔人才，并注意从“草根”中间遴选领导干部。如2010年四川省干部选拔重点面向乡镇党委书记、灾后恢复重建一线、非定向预推出的后备人选以及优秀回乡创业农民工、大学生村干部中定向公选一批县、乡两级领导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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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0年3月底起，广西实施“广西公开选拔、选聘干部千人计划”，总人数达到1112名，其中包括面向基层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和考录乡镇机关公务员，面向社会公开选聘城区、街道党建工作组织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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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人才的吸纳，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就是对民意的吸纳。”胡仙芝说，“从基层吸纳精英，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所必须做到的，必须要以制度为保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凝聚民心、表达民意、信服民众，从而维护社会的和谐和国家稳定，保证社会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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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公正焦虑症”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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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人、用人、管人，已成为我国当前干部队伍建设的一个核心问题。”汪玉凯认为，“目前我国官场上要解决两个大问题，一是不能广泛地选人用人，不能公平透明地选拔干部。二是一些买官卖官现象时有发生。这两者交织在一起，严重扭曲恶化了我国官场生态，也毒化了整个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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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要对我国选人用人思路进行排查，做到对症下药。”汪玉凯建议，“一方面，应进一步拓宽选拔干部的范围、让公众有较多的话语权，做到多数人选人，进一步增加选拔干部的民意基础。不管是不是权贵子弟，只要是人才，就有平等的晋升机会。另一方面，对干部选拔中弄虚作假者，特别对买官卖官者，一旦发现要给予严厉查处，以儆效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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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成言教授看来，要缓解公众在选拔干部方面存在的“公正焦虑症”，还应改变公务员一考定终生的局面，尽快建立和完善公务员退出机制，尤其要探索领导干部任期“单方退出”机制和退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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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健康、充满生机的国家，必须要保障政权可以不断从平民中吸纳优秀人才，保证制度的效率。同时，要给平民留个上升的渠道，从而保障社会的稳定。”张鸣认为，“现在高考招生的一些经验和做法，或可供干部选拔借鉴。比如建立一套全国性的干部选拔考试制度，统一时间、统一出题、统一开考，可避免有些地方在选拔干部方面搞暗箱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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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每个人都能在一个起跑线上竞争，才能保障干部选拔制度的公平。”胡仙芝认为，“要在制度上保障‘草根精英’有上升的渠道，唯一的办法就是要确立一个程序公开、操作透明、公平公正的干部选拔制度，并严格执行。在选拔干部中，尤其要公开干部的相关情况，比如干部的家庭背景、个人经历、家庭财产、社会关系，等等。同时，要建立来自基层一线党政领导干部培养选拔链，并且制度必须要保障有一定比例的平民子弟能得到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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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各国来看，为了保证公民的机会平等，都普遍在法律中禁止政府机构中的裙带关系以及官员为亲属开后门，建立官员回避制度。比如美国联邦法律就禁止联邦官员雇用任命、推荐或提升自己的亲属到该官员所控制的任何机构或部门工作。波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法》规定：“国家机关职员本人与其配偶、直系亲属或旁系近亲如在职务上构成上下级隶属关系，则他们不能在同一机关任职。”不仅如此，在公务人员的聘用及其晋升上，许多国家也明文禁止对官员子女特殊照顾，并对违规者有严厉的惩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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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加强年轻干部选拔任用过程的公开化和透明化，自觉主动接受民众监督，也唯有如此，走上领导岗位的年轻干部，才能真正树立威信，更好地开展工作。”南开大学齐善鸿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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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齐善鸿教授还建议：“以前有些年轻干部的选拔，并没有存在违规行为，但却在公众中产生了不少误解，有些是政府在回应公众质疑的方式上存在问题，不但没有澄清事实真相，反而更加重了公众的疑虑。在信息化时代，政府要很好地学会通过媒体来和公众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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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利用网络，建立起一个具有宣传、互动等多功能的网络沟通平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尹韵公研究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可利用网络沟通平台系统、全面、专业、及时地宣传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党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的成效、接受选人用人方面的群众建议。依法利用网络来向公众公示年轻干部选拔任用的程序和内容，有针对性地、有策略地公示任免原因，不断提升选人用人公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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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隐性权力调查 谨防民主生活会“变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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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让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人无得失牵挂和后顾之忧，才能使民主生活会起到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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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要开民主生活会了，又得说一些违心的话，听一些无关痛痒的话。”2010年6月中旬，北京市某机关一位领导干部私下向记者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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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共中央1990年印发的《关于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的若干规定》，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的民主生活会，每半年至少召开一次，“上半年的民主生活会应在7月底以前召开，下半年的民主生活会应在翌年1月底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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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党内旨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组织活动制度，民主生活会一贯被视为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领导班子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一大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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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不少部门和单位领导班子的民主生活会质量并不高。只谈成绩、不谈问题，或者大张旗鼓谈成绩、轻描淡写谈问题，把批评与自我批评变成了表扬与自我表扬。甚至不管班子问题有多严重，相互之间总是讳言批评，最多是“提点希望”，偏离了民主生活会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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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功摆好的“集体按摩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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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机关领导干部告诉记者，在有些民主生活会上，也有人提意见，但多无关痛痒，或明贬实褒，比如“批评”领导“有时对同志要求太严”“干工作不注意身体”“忙工作不顾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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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部分领导干部对民主生活会重要性认识不足，往往是在制度的约束下才开。“有时就是以提高认识为名，找几个文件，轮流念念，自我总结，没有触及灵魂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最后安排人写个材料上交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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