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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受访专家认为，中介组织的发展，关系到我国市场经济秩序的规范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化进程。因此，要高度重视中介组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隐患，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确保中介组织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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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国中介组织的腐败问题，已引起中央的重视。在2008年1月召开的中纪委十七届二次全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指出，要“规范行业协会、市场中介组织的服务和收费行为”。2008年4月2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2008年纠风工作实施意见》指出：“加强规范管理，认真解决公共服务行业、行业协会和市场中介组织侵害群众和企业利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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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治理中介组织的腐败，最关键的是，要在严格约束行政权力的大前提下，对中介组织进行产权改革，改变其对行政的依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让中介组织真正参与到市场竞争中，为市场经济服务，为整个社会服务。”尹韵公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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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我国中介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状况进行认真研究，实行分类管理，规范管理。”国家行政学院龚维斌教授对记者表示，“我国目前的中介组织既有营利性的，也有非营利性的。营利性的中介组织更多地属于企业组织，具有市场化特征，应在工商部门登记，接受其监管和服务；非营利性的更多具有NGO（非政府组织）的性质，应接受社团组织管理机构的监管和服务。要完善对于包括中介组织在内的社会组织的立法，健全中介组织的内部运行机制，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实行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加强和改进政府对中介组织的管理和服务，加大社会对中介组织的监督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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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中介组织应从立法、监管、行业自律三个方面着手。”杜立元建议，“首先，应当对中介组织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完善，抓紧出台《社会中介组织法》《民间组织法》《行业协会法》等专门法律、法规及其实施细则；其次，对中介组织的违规腐败行为形成强有力的行政监管机制，必要时可协调工商、财政、审计、监察、金融、反贪污、反洗钱等部门联合执法；第三，应建立健全中介组织行业自律制度，完善职业道德准则和惩戒措施，推动行业诚信建设，规范从业人员的行为，树立行业荣誉感，充分发挥中介组织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才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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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发达国家一般对中介组织均有严格的法律法规。比如，美国自1917年就相继颁布了一般代理法规、契约法规、执照法、专业理论法则等法律法规，对房地产中介组织进行约束，其中房地产执照法最严，作用最大。这些法规成了美国房地产中介业长期健康发展的基础。德国通过宪法、协会法等各种法律法规约束行业协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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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介组织腐败要加大打击力度，根据社会中介组织欺诈、违规和腐败行为的性质和严重程度，采取行政处罚、经济赔偿和刑事追究等多种处罚措施，增大中介组织及其从业人员的违法风险和成本。”齐善鸿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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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障中介组织的健康发展，除了加大立法层面的规范之外，还可以从政策层面加大扶持力度。”李成言建议，“应该提高中介组织的准入门槛，推进审计评估机构的体制改革，逐步建立和完善审计评估机构的民事赔偿责任、职业保险制度、合伙人财产登记制度，以提高中介组织的风险意识和法律责任意识，维护全行业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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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专家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市场交易正趋规范，中介组织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那么，在法律框架下，如何公正、诚信地履行职能，才是中介组织自身求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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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隐性权力调查 慎防干部交流制度“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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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从整肃吏治的角度出发，进一步完善干部交流制度，发挥出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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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职位还没坐热，下面情况还没摸清，又得交流到其他地方，无法真正安心做点事。”日前，记者一位在南方某县干部交流任期将满的朋友，显得困惑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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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我国干部交流制度，是指各级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以调任、轮换、转任、挂职等形式，对党政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干部的工作岗位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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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干部交流制度的初衷，除培养、锻炼干部外，还在于防止出现任人唯亲、用人失误、考察失真、官官相护的腐败现象。”国家行政学院龚维斌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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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调查中却了解到，近年来，干部交流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产生不该有的一些负面效应，其“派生”的某些现象应引起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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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力度在不断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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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中央发布的《关于实行党和国家领导干部交流制度的规定》，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和要求。1994年，在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上，再次重申了干部交流的重要性，并从多个层面完善领导干部交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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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7月9日，中央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实行领导干部回避交流制度，其中对任职回避分为事务回避、亲属回避和地区回避等三种，其中以地区回避面最广，影响也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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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8月6日，中央颁布《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对领导干部交流规定方面又作了细化和完善，而其中的“交流、回避”，在2006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公务员法》中，已成为第十一章的条文内容，上升到法律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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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干部交流制度主要是在上下级机关之间、地区之间、地区与部门之间、党政机关之间以及沿海与内地、经济比较发达与相对落后地区之间进行交流。”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齐善鸿教授对记者介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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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在以往各地干部交流中，实施对象基本是县级以上地方党委、政府的领导成员，纪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党委、政府部分工作部门的主要领导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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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统计资料显示，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与地方交流的省部级领导干部超过100名。从2003年到2006年底，全国共交流各级领导干部139.4万人，其中地厅级0.9万人，县处级13.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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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各地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力度还在不断加大。比如重庆市级机关启动千名处级公务员轮岗交流；浙江省嘉兴在市、县两级机关大规模“换岗”，开展了中层干部跨部门竞岗交流；湖南省株洲县启动“一般干部大交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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