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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行刑法对行贿犯罪处罚过轻，这跟刑法修订时的经济环境有很大关系。”杜立元建议，“目前经济情况已经发生变化，相关的法律规定也应随之调整，或作出补充规定，使之更趋完善，并具有可操作性。比如行贿犯罪无论行贿人谋取的利益正当与否，都侵犯了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并不影响其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构成侵犯。因此，行贿犯罪的构成没有必要对行贿的目的性加以限制。此外，对于主动行贿与索贿后行贿也应当区别对待，应根据情节对犯罪构成的行贿数额以及刑罚作出不同规定，便于在司法实践中操作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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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杜立元还建议，我国现行刑法将贿赂的范围限定为“财物”，在当前严峻且复杂的行贿犯罪新形势下，非“财物”的贿赂层出不穷，而且社会危害极大。因此，应当扩大此规定范围，以便更有力地打击行贿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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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中，齐善鸿认为，行贿人举报受贿者属于“污点证人”，应进行有限度的豁免，但豁免也应有个度和分寸的把握，不能变成放纵。我国已经加入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公约对行贿的规定比我国刑法严格，并没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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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专家介绍，《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受贿与行贿同等处罚，即对行贿行为与受贿行为作相同的评价。在国外的立法中，不少是受贿与行贿同等处罚。比如美国、菲律宾、阿根廷、西班牙、新西兰等。《西班牙刑法典》第423条规定：“任何人以赠品、礼品、承诺或者应答等方式腐化或试图腐化当局或者公务员者，除不给予停职处分外，与受贿公务员者的处罚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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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刑事处罚、经济制裁等手段进行综合打击行贿犯罪。”中国社会科学院尹韵公研究员对记者说，“应在刑事上加重对行贿者的处罚，同时加大对其经济制裁，增加行贿的风险和成本，从而给准备行贿的人以巨大的心理震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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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隐性权力调查 贿赂呈现“非物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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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大反腐力度，应尽快扩大贿赂犯罪的制裁范围，将“非物质性利益”纳入刑法规定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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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很多贿赂近年来从赤裸裸的权钱交易，逐渐转为隐蔽性较强的非物质贿赂。但记者调查发现，有关部门对非物质贿赂的打击，无论从现实到立法，似乎属“反腐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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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当前我国贿赂犯罪的法律规定，贿赂的范围仅限于财物；最高人民检察院2010年5月7日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大查办严重行贿犯罪力度的通知》，要求各级检察机关要重点查处向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贿、国家工作人员为跑官买官行贿、危害民生的行贿等八类行贿犯罪。这八类行贿犯罪也把非物质贿赂排除在外，比如提供商业信息，以及为他人子女上学、参加工作提供方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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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受访专家认为，非物质贿赂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目前用道德、纪律、民事和行政等手段均不足以调整，为适应新的反腐形势，应从立法上将非物质性利益也纳入贿赂犯罪的标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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贿赂逐渐呈现“非物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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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月23日，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原民警魏某受贿案在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据法庭查明，魏某除受贿6.3万元现金外，还“笑纳”了行贿人花钱雇用的“小姐”。在此案中，尽管魏某有接受性贿赂的事实，但因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并没有被纳入认定的受贿的数额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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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月，浙江省丽水市景宁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特殊案件：被告人温某系丽水市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在结识包工头丁某后，从2003年起，由其带领到杭州、厦门、温州等地嫖娼。起初，丁某将嫖资预先支付给卖淫者。后来，丁某将嫖资给温某自行支付给卖淫者。作为回报，温某为丁某争取到了数个大工程，使丁某获得巨额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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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发后，检方认为，起初的嫖资给付对象为卖淫者，不属温某所获贿赂；后来的嫖资，给付对象为温某，应当计入受贿数额。法院采纳此观点，认定温某对后来的嫖资构成受贿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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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此外，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还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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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我国贿赂罪的相关规定与现实已经形成很大差距——有些贿赂已偏离传统的权财交易，并逐渐呈现出非物质化，除常见的性贿赂外，还表现为间接贿赂、信息贿赂、业绩贿赂等多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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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间接贿赂成为最普遍的一种非物质贿赂，比如出国出境旅游、介绍职业、提职晋级、调换工作、安排出国留学，帮助官员发表学术论文，或无偿向官员长期出借住房和汽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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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间接贿赂的主要特征，是行贿人不直接给受贿人金钱或财物，而是让受贿人通过第三者非法获得利益或服务，以达到利益与职权交换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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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贿赂则是行贿人通过向有关人员提供信息而获取好处，接受人可通过对所获得的信息的利用，获得可观的经济或政治利益。”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李成言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信息贿赂主要表现在提供人事职务升迁信息、商业秘密、审判秘密等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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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业绩贿赂主要发生在同系统上下级之间，行贿人利用与上司的工作关系，故意将其业绩推到上司身上，有些上司为了升官也向下属索取业绩，并封官许愿，在其得到提拔晋升后，主动或被动为下属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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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贿赂的“青蛙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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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受访专家认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及社会进步，人们不再满足低层次的物质生活需要，而是逐步注重对非物质的、精神需要的追求，这给非物质贿赂提供了极大的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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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贿赂往往是物质贿赂的前奏，行贿者有时多种非物质贿赂手段并用，然后物质贿赂跟进，使官员在不知不觉中突破法律底线。”李成言说，“非物质贿赂很注重‘人情味’，官员极容易成为‘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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