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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国第一次国家级政府信息公开立法，把信息公开变成了政府的法定义务，这是政府执政理念转变的一个历史性突破。”北京有一位政府官员一口气读完条例全文后，不禁对记者感叹道，“这将彻底颠覆我们以往的工作思路和方法，简直就是一场执政理念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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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政府信息公开在全世界都是认同的，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据相关数据显示，美国对1975年以前的档案实行95%对外开放，俄罗斯的开放率80%至90%，而日本已经分13批对1979年以前的档案采取了开放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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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起，政府信息公开就在我国政府、学术界和普通民众中形成共识。从1998年作为立法研究课题立项，到2007年4月公布，再到2008年5月正式实施，条例走过了“十年破冰”的漫长历程，仅法律实施准备期就长达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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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一漫长的立法进程，始终伴随着我国政府的变革和成长，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见证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递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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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月1日，中央政府门户网站正式开通，至今全国80%县级以上政府和政府部门已建立了门户网站。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卫生部、审计署等国家部委还在官方网站开设了信息公开的专栏。点击进入后，可看到这些部门信息公开的目录、公民申请信息公开的路径、指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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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也在中央各部委和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基本建立起来。另外，有些地方政府还纷纷在图书馆、档案馆、行政审批大厅等公共服务场所，专门配置了微机查询终端、电子显示屏、文件阅览室等设施，进一步方便公众查询政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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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生现代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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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障公民权益、建设和谐社会和廉洁政府方面，信息公开的意义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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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掌握着一个国家的大量信息，信息公开与否、公开的程度高低都对社会的进步起着直接的推动作用。”北京石油化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杨钟红副教授认为，“多年来，我国公众有了问题往往找不到诉求的渠道，致使一些很普通的问题因信息不畅演化为误解，无形中加剧了社会的隐性矛盾。而条例实施，有助于保障公众权益，加速民主政治建设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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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信息不公开带给我们政府的惨痛教训不少，除在一些项目决策上暗箱操作造成腐败大案频发外，在“非典”灾难之初、松花江污染等突发公共事件中，一些部门官员认为公众知道的信息越多，越会引起社会恐慌，便千方百计遮盖事实，结果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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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取这些教训之后，每当禽流感疫情、药品中毒、食品安全、地震等危机发生，有关政府都会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传统媒体等各种渠道不间断地公布事实真相和事态进展，并向公众提供安全防范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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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需要在大灾大难中学会危机的有效处理，而坦诚的信息公开是基础，这不但可以让公众更加理性和沉着，也让政府得到民众最大程度的理解和支持，为顺利化解危机打下基础。”在北京一家广告公司工作的李先生向记者表示，“条例实施，有力地保障了公民知情权，更好地实现公民的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很大程度上杜绝了政府决策方面的失误，拉近了政府和民众的感情，是促进社会和谐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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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专家认为，以往滋生的官员渎职、滥用职权、政令不通等腐败现象，基本都是暗箱操作的产物。为此，政府信息公开能更好地预防腐败。“政府越垄断信息，秘密越多，那么权力寻租的空间就越大。”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李成言教授认为，“在现实生活中，诸如高考成绩、气象预报等信息，往往被有关部门通过声讯台等渠道高价出售。这些权钱交易、欺诈失信等腐败现象，大都是暗箱操作所导致。根据条例，这些原则上都应向社会免费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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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预期的是，条例实施后，我国政府将不断向开放型、服务型、民主型政府转型。同时，条例也必将唤起公民参政议政、监督政府的民主意识和政治热情，激活、加速整个社会的民主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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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专家乐观地预测，这种不可逆转的双向演进，终将会重构政府与公众的关系，最终催生一个有限政府、公民本位的现代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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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控制信息的“本能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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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记者采访过程中，有不少受访者担心条例在操作中会流于形式，甚至担心因部分条款规定模糊，可能产生政府或官员钻空子、违规隐瞒等现象。这种担心并非没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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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条例的实施，与公众的热情形成对比的是，还有一些政府部门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从信息公开的情况来看，也还存在着公开不规范、不全面的问题，有些信息的掌控权，还基本取决于政府的单方意志。更为极端的是，有些政府部门、政府官员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还有垄断、封锁信息的“工作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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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信息一旦与官员政绩、考核指标乃至‘乌纱帽’挂钩时，有些官员必然会产生封锁消息、隐瞒真相乃至编造谎言的本能冲动。”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齐善鸿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有些政府在行政用度、项目审批状况等各种与民生有关的统计调查数据不愿意公开，主要是这些公共信息与部门利益、官员政绩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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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条例实施后，还存在有些地方政府服务不到位的现象。比如公众提交申请途径不畅，咨询电话无人接听，有的明确表示不接待来访，甚至直接将申请者拒之门外。更有甚者，一些部门在条例实施后表现得措手不及，有的连本部门的工作人员都不知道应由谁来公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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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各级政府已普遍建立了网站，但记者调查发现，有些并未承担起发布政府信息的功能，而是异化成转载媒体报道的网站，有些甚至变身为营利性的商业网站，角色定位发生了严重错位。更有不少基层的政府网站长时间得不到更新，有的根本无法打开，成为“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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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公众一直寄予厚望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在有些地方和部门也成为一种摆设，甚至成为“统一宣传口径”，对付媒体对当地政府负面报道的工具。不少单位还明文严格规定“除了新闻发言人，严禁工作人员私自接受记者采访”。有些新闻发言人，要么联系不上，要么联系上了，每每被问及一些“敏感问题”时，却顾左右而言他或干脆“无可奉告”。一项初衷良好的制度创新，反而成了官员手中的“挡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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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信息公开遇到的诸多问题，除与政府理念、官员心态有关外，还与我们的法规设计有关。比如根据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前，应当按照保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审查，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的政府信息。这就令有些政府部门和官员有可能以“保密审查机制”为借口压缩公民知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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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例证是，房地产信息长期不透明，为开发商操纵房价、腐败官员以地寻租提供了巨大空间，使各地房价节节攀升，已演变成殃及民生的严重社会问题。正因此，近年来不断有民众要求公开房地产成本，但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却以这是“开发商的商业秘密”为由不予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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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争议的话题是，尽管社会普遍认为，掌握公权的官员理应公开其财产状况，接受社会监督。但“个人隐私”说却在官员阶层大有市场，直到现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也只是“海市蜃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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