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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心理危机干预需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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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专家认为，官员的心理健康问题，表面看只是个体的心理现象，但深层次上看却是一个社会问题，如何解决好这个问题，不仅要从官员个人身上入手，更为重要的是需要来自官员管理监督部门的重视，同时也需要从制度、社会、文化等方面来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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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的心理要健康，前提是要有一个人人清廉的政治环境，让官员不想贪、不能贪、不敢贪，用制度保护官员的心理健康。”李成言认为，“中央2010年2月24日新发布《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在规范党员干部行为方面强调52个‘不准’，并在实施与监督方面有具体措施，使官员廉洁从政更多了一些制度保障。如果官员腐败问题得到有效控制，那么官员自杀的情况自然会逐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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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心理来自于包容、开放的心态，这种心态与社会心理状态息息相关。”胡仙芝认为，“官员作为执掌公共权力的特殊主体，应该还权力以公共性、开放性，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样执掌权力主体的心理也变得更加‘阳光’一些；让权力运行具有更多的合作性，少一些不当的竞争性，减少暗箱操作和不透明，这样也容易与社会和他人形成比较平和的关系，有利于官员的心理健康，有利于政治的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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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部门应该鼓励官员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心理咨询，开展工作减压和心理疏导，坚持心理健康培训和一些问题的心理矫正。”胡仙芝建议，“根据不同官员的工作性质和特点，举办健康心理的专题培训班，运用正面典型事迹进行引导，利用反面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指导和帮助官员培养健康从政的心理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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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检部门要关心官员的心态动向，及时发现和纠正官员自身存在的问题。”齐善鸿认为，“应把官员心理健康和心智强健的教育，列入培训的重要内容，帮助官员掌握解决自己心理问题的方法和技巧。可引入一些心理学方法和现代化手段进行必要的测试，对官员心理危机干预要做到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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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齐善鸿还建议：“根据官员的特殊情况，可为官员开通心理健康咨询热线，聘请资深专业人士为心理咨询或治疗专家，向承受压力的官员提供心理咨询、心理疏导和心理保健。同时必须清楚，这样一个看似心理性的问题，实则是多年来个人信仰和心智模式建设的制度化和训练力度不足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具体表现。如果要长期从根本上解决，就必须从人员选拔、执政能力训练、信仰强度的培育和心理纾解几个方面同时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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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官员担心自己隐私泄露这个问题，施承孙特别建议：“要解决这个问题，比较好的方法，就是引入第三方的机构来进行处理。比如，一些外资企业在开展员工帮助计划（简称EAP）时，往往是把这个服务项目让一个专门机构来做。这样，服务开始更加专业，同时可以确保内部员工的隐私得到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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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外界对官员心理危机的干预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官员要重视自身的心理健康。为此，施承孙还建议：“官员承受着来自工作、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多种压力，这些压力会导致人的应激反应。如果出现心理危机，官员可自己进行心理调节，包括宣泄、幽默、升华，还有放松、助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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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体制上解决官员‘能上不能下’的问题，官员面对官场竞争就会坦然得多，压力就会小得多。”中国社会科学院尹韵公研究员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一般来说，官员在岗位调整期间内心矛盾比较多发，这时有关部门要注意多与官员进行谈话沟通，以调适好官员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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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韵公还建议：“在官员选拔过程中，要尽量减少不确定性因素，不但要增强官员选拔的公开性和程序性，还要考虑官员选拔的民意基础，使官员晋升有序而公正，从而减少因仕途不可预期而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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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隐性权力调查 网络舆情检验政府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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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上听取民意，并积极回应公众的各种质疑，应成为当前各级政府部门的一项基本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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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有关“高干子女占超亿元富豪人数91%”的信息在网上广为流传。有报道称，该信息引自国务院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等多家权威机构的联合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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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6日，国务院研究室授权新华网针对该信息发布严正声明，否认与其他部门开展过任何联合研究，更没有发布过任何联合研究报告。与此同时，其他研究机构也纷纷通过媒体辟谣，称这些信息来源纯属子虚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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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迟缓的声明，并未能有效阻止该信息在网络上的肆意蔓延，网络传播的能量和放大器功能，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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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网民以网络为平台，在参与政治生活、发挥民主监督方面，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但由于有关部门对网络舆情缺乏科学有效疏导，以致负面影响层出不穷，有的甚至还引发和扩大成为影响恶劣的公共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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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认为，要让网络发挥社会效益，各级政府部门应当进一步转变执政观念，同时健全网络传播的法律法规。只有这样，才能让网络既成为民众表达意见的场所，也成为政府听取民意、提高执政水平的信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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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彰显“草根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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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间力量的快速成长，始终是与网络相辅相成的，并在网络上形成一个决策高层和传统媒体都关注，并产生互动的公共舆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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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华南虎照事件”当事人被判刑到“史上最牛房管局长”被立案调查，还是从深圳海事局官员猥亵女童被“双规”到“邓玉娇案”，以网络维护权益、畅达民意、鞭挞腐败，已成为一种便捷而有效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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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传统的广播、报纸、杂志、电视相比，网络对信息的传播具有更快、更广的优势。”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李成言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随着电脑的普及，网络这种传播力量将会更加突出，并成为发展前景极大的强势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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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不足，正好可以通过网络弥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尹韵公研究员分析说，“在信息化时代，实际上形成了两个舆论场，一个是由报纸、广播、电视、期刊等媒体形成的传统舆论场，另一个是由互联网、手机等媒体形成的新兴舆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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