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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民自杀研究》一书中，刘燕舞通过对古希腊时期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哲人关于自杀的看法进行梳理发现，西方文化讨论自杀问题时，其思维方式是二元对立的，即自杀是人的一种权利或是对城邦的一种犯罪。在这里，人与城邦或者说人与社会是二元对立的。显然，这种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此后西方关于自杀问题的思考。在中世纪时，基督神学基于上帝创世的理论基础将自杀当作犯罪看待，并对自杀者的尸体进行侮辱性的惩罚。文艺复兴以后特别是启蒙运动以降，在人权与神权的对立框架下，越来越多的思想家倾向于认为自杀是人的一种自然权利，因此，各种废除禁止自杀的法案的行动开始出现。无疑，西方自杀社会学理论的构建奠基于其自身的文化土壤，因此，在西方自杀社会学领域，到处充斥着二元对立的困境，如社会结构与自杀行动的对立。但是，刘燕舞发现，中国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尤其是正统哲学家在讨论自杀问题时，其思维方式却与西方迥异。在儒家哲学中，以孔孟为代表，他们对待自杀的态度并不是“权利”或“罪罚”的二元对立论，而是更加关注自杀的“应该”或“不应该”，或者说自杀的动机及其意义何在。在这里，中国文化关于自杀的理解是二元统一的，只要自杀的目的动机符合抽象的“仁义”原则，就是值得肯定的，否则，就是应该反对的。因此，孔子既肯定了伯夷和叔齐“求仁得仁”的自杀，又肯定了管仲因为“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而没有随公子纠殉难自杀的做法。如果将此放在西方传统文化中来考察，基于二元对立的思维，孔子的思想显然是自相矛盾的，然而，在中国传统哲学思维中，基于二元统一的思维，孔子对自杀看似矛盾的看法却是逻辑自洽的。所谓思维方式，其实就是人们看问题的方法准则，就是方法论。所以，基于对中西方历史脉络中关于自杀的理解的比较，为刘燕舞的自杀研究提供了合适的方法论。他从中国传统哲学对自杀的理解出发，一反涂尔干从原因角度对自杀进行分类的办法，将涂尔干“颠倒”的研究顺序再次“颠倒”了一下，从目的动机的角度结合收集到的一手经验资料，对农民自杀的类型进行了中国式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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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要接中国立场/观点的“地气”。立场/观点是做学术的根本。世界上根本没有“为学问而学问”、“为学术而学术”这样的事情。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以及后来的思想家，为天下百姓追求“去乱求治”。社会学传入中国后，中国社会学家救亡、维新、富强、革命，都是站在中华民族、中国国家、中国人民的立场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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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立场/观点是我对学生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刘燕舞的《农民自杀研究》问题意识很清晰，其定位从一开始就不是要单纯地回应西方学术谱系中的某个问题，而主要是为了回答农民自杀的各项特征在中国的时间和空间中的差异性分布及其机理的形成问题。因此，在理论解释上，他既不盲从西方理论，也没有排斥西方理论，而是坚持在中国立场的主体性前提下，洋为中用。我很高兴他将我们提出的“社会互构论”运用到他的自杀研究中，应该说，他的自杀研究将我们的“社会互构论”的某些观点进一步具体化了。在“社会互构”的理论逻辑下，自杀行为不再是一个二元对立的问题，而是社会结构与自杀行动互构共变的产物。从静态的空间分布看，不同的社会结构会形塑出不同的自杀行动类型，而不同的自杀行动类型的分布亦会强化其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结构。从动态的时间分布看，无论是社会结构还是自杀行动，都是处于变化发展中的，并反过来相互作用于对方。例如，刘燕舞发现，在血缘联结度与规则维控度都强的团结型社会中，从静态的空间分布来看，血缘联结紧密，使得自杀者容易为血缘联结紧密的对象如家庭成员考虑，因此，利他型自杀容易在这种结构的社会中发生。同时，因为规则维控体系较强，一些受了委屈或挫折的自杀者容易以自杀作为手段来报复或威胁家庭成员，报复型自杀则容易出现在这种结构的社会中。反过来说，利他型自杀和报复型自杀的多发，也强化着血缘联结的紧密程度和规则维控的作用强度。从动态的时间分布来看，无论是血缘联结的紧密程度还是规则维控的作用强度都在不断弱化，这会使得利他型自杀和报复型自杀相应地减少，而自杀行动的这一变化，又会进一步加速社会结构层面血缘联结强度和规则维控强度的弱化。社会结构与自杀行动在时空两维的这种互构共变关系，较之结构决定论或行动决定论来说显然具有更强的包容性，也更符合中国的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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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刘燕舞的自杀研究具有“理论暴力”的“缺陷”。因为他的“野心”太大，他不但试图克服西方实证主义社会学与人文主义社会学在自杀研究领域二元对立的困境，而且还要运用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进行解释，并试图在此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自杀社会学理论，还试图贯通理论自觉与经验自觉的学术实践，这难道不是“理论暴力”的“缺陷”吗？然而，在我看来，刘燕舞之所以有这种“理论暴力”的“底气”，就是因为他的接“地气”——既接现实中国的“地气”、历史中国的“地气”，也接中国立场、中国观点的“地气”。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该欢迎这种“理论暴力”，肯定这种“缺陷”，鼓励这种“野心”。这样的学术“野心”在当前社会学界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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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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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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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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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自杀研究 序二 自杀研究的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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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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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农村调查中发现，有些地区老年人自杀问题十分严重。尤其让我震惊的是，2008年调查时问一个老年人“最近村里有没有老年人非正常死亡”，回答竟是“这些年我们村没有正常死亡的老年人”。调查不到一个月，竟然遇到3例老年人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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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非正常死亡，原因当然不是缺吃少穿，或物质匮乏，因为现在农村物质生活条件比过去要好得多。老年人非正常死亡也不仅仅是因为子女在身体和精神两方面的虐待，而往往可能有很温暖的因素在里面：老年人生病了，感觉不能拖累子女。既然不能再为子女做贡献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尤其是在农民之间存在激烈竞争的情况下，农民家庭之间竞争的压力最终由老年父母承担起来，从而出现了相当普遍的老年人自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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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中的自杀群体当然不只是老年人，在有些地区，青壮年男子与年轻媳妇也是两个较大的群体。青壮年男子自杀，是因为家庭担子太重，作为家庭主要责任承担者的青壮年男子在人生竞赛中没有成功，感觉在村庄中没有面子、在家庭里没有地位，因此自杀。年轻媳妇自杀，是因为嫁到夫家后不适应身份转换，承受不了压力而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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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不同区域、不同群体间的自杀率有显著差异。南方宗族型的村庄中年轻媳妇的自杀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华北小亲族地区青壮年男子的自杀率明显较高，而中部原子化地区老年人的自杀率明显偏高。我们所听到的“这些年我们村没有正常死亡的老年人”一语，显然是中部原子化地区出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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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性别的群体在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自杀倾向，正是燕舞所著《农民自杀研究》一书试图讨论的问题。他的学术抱负是，致力于揭示和解释农民自杀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上的分布差异，并尝试克服自杀研究领域结构与行动的二元对立问题。我以为，在本书中，燕舞以翔实的调研资料和细致的理论梳理，令人信服地揭示了隐藏在农民自杀这一行为背后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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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舞所研究的农民自杀的区域差异是从村庄结构层面进入的，上面讲到南方宗族地区、华北小亲族地区和中部原子化地区，其中一层意思就是，我们在常年农村调研中发现，中国南方农村至今仍然普遍受到宗族结构的影响，这与南方农村的历史、地理、种植结构、文化等都有关系。总体来讲，在当前中国南方地区的相当一部分农村，仍然存在聚族而居、村庄与宗族合一的结构，宗族至今仍然是影响农民生活和村庄治理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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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黄淮海流域为代表的北方农村，村庄内一般都会有若干相互竞争的家庭联合体，一般是五服内的宗亲关系，各地叫法不同，如“门子”、“门份”、“门房”、“房份”等，我们统一称之为“小亲族”。在华北农村，一个村庄即使只有一个姓，这个姓也会分化为互不统属、关联的“小亲族”，“小亲族”对内合作、对外竞争。一个村庄就是若干相互竞争的“小亲族”的集合体。这与南方农村通常是一个村所有家庭都统属在一个宗族之下是完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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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长江流域为代表的中部地区，在农民家庭之上大多不再存在结构性的血缘联合体，甚至兄弟分家之后也很少有联合行动的能力。这样的地区，我们称为原子化地区。原子化地区的村庄不存在超过家庭的血缘结构力量，村庄治理和村民生活的形态因此与南方宗族村庄和华北小亲族村庄都有很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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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长江流域并不都是原子化村庄，比如鄂东南地区，至今宗族力量仍然在发挥重要作用，甚至新农村建设也必须借助宗族力量。相反，地理上处在北方的东北农村，在结构上却与中部原子化地区完全一样，其中原因之一是，东北地区开发历史很短，以血缘为基础的结构性力量还没有得到充分发育、成长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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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所讲南方农村、北方农村和中部农村，不纯粹是地域概念，而是一种兼有地域与结构两方面含义的分析性概念。在我们的视野中，一般将至今村族一体的宗族仍在发挥作用的农村称作南方宗族型地区，将村庄内明显分为若干相互竞争的血缘联合体的地区称作北方小亲族地区，而将村庄内不存在任何强有力的超家庭血缘的地区称作中部原子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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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区域内的村庄的结构不同，村庄治理与农民的行为方式也不同，所以农民自杀也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所以说，燕舞这部著作是对我们过去研究成果的成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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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燕舞并非简单运用我们的研究成果，因为具体到自杀这一特殊问题，大而化之地运用我们已有的研究成果肯定是不够的，燕舞必须要深入说明农民自杀行动与村庄社会结构之间是如何互动互构的。因此，燕舞又找到“社会互构论”这一理论资源，在这一理论资源之下，他做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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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他将我们所说的南方农村、北方农村和中部农村的概念进一步理论化为对应村庄社会的三种结构类型，即我们所说的团结型社会、分裂型社会和分散型社会。但是，燕舞并没有泛泛而谈，而是中西融汇、兼收并蓄、抽丝剥茧，从而逐步呈现他的精彩分析。就西方理论资源来看，他发现，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脉络最主要的是关于关系结构和规范结构的讨论，而这两个维度又充分地体现在西方自杀社会学的理论资源中，如涂尔干根据社会整合（关系结构）强度和社会规范（规范结构）强度对应讨论利己型、利他型、失范型和宿命型四种自杀类型的分布；就本土的理论资源来看，他发现关于社会结构尤其是村庄社会结构的讨论同样与西方理论资源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我们提出的“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的概念，他认为实际上“行动单位”具有关系结构的理论要素，而“认同”则具有规范结构的要素，对于农民自杀的讨论来说，农村代际关系及其变动的分析进路基本对应着关系结构，农村价值观及其变动的分析进路基本对应着规范结构；就中国农村的自杀经验材料来看，燕舞发现，农民的自杀主要发生在家庭内部，与家庭内的血缘联结和规则维控具有十分紧密的关系。因此，他创造性地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贴近中国农村的自杀现实的两个概念——血缘联结度和规则维控度，并根据这两个概念的强弱程度区分了团结型社会、分裂型社会和分散型社会这三种村庄社会结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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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他对自杀行动的分类，既借鉴了西方理论资源，同时也充分地吸纳了本土文化资源，并在经验研究中成功地具体化和操作化了。一方面，他发现，就本土自杀研究来看，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充分的田野调查来收集有分量的经验材料，从而使我们具备从目的或动机的角度区分自杀行动类型的可能。应该说，这较之涂尔干因为缺乏自杀的经验材料而从病因学的角度讨论自杀的类型，是很具有创造力的。燕舞将自杀分类研究的这种研究顺序的“颠倒”并非随意而为。另一方面，除了农民自杀的经验材料外，他还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关于自杀的讨论更注重自杀的目的或动机，而很少对自杀的直接原因感兴趣。例如：孔子说，伯夷和叔齐因为不食周粟而自杀的做法，就是求仁得仁的自杀，因而值得肯定。显然，孔子讨论的方式就是看自杀的目的或动机是否符合抽象的仁义原则。反过来看，像管仲这样的人物没有自杀的做法，同样因为其符合抽象的仁义原则而得到孔子的肯定，因为管仲不自杀的动机是为了天下人的福祉。燕舞并没有满足于此，他还进一步讨论了与孔子等人基本处于相同时代的西方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关于自杀的观点。他发现，西方哲人讨论自杀与城邦的关系时是从权利和犯罪二元对立出发的，因此，在他们的视野里，自杀并不存在亦可亦不可的可能，而是被认定为对城邦的犯罪。燕舞的这种扎实的理论梳理工作，既很好地体现了他的理论素养，也反映了他不迷信任何具体观点，这种对待本土资源的理论自觉和对待西方资源的不卑不亢的态度，无疑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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