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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所讲南方农村、北方农村和中部农村，不纯粹是地域概念，而是一种兼有地域与结构两方面含义的分析性概念。在我们的视野中，一般将至今村族一体的宗族仍在发挥作用的农村称作南方宗族型地区，将村庄内明显分为若干相互竞争的血缘联合体的地区称作北方小亲族地区，而将村庄内不存在任何强有力的超家庭血缘的地区称作中部原子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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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区域内的村庄的结构不同，村庄治理与农民的行为方式也不同，所以农民自杀也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所以说，燕舞这部著作是对我们过去研究成果的成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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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燕舞并非简单运用我们的研究成果，因为具体到自杀这一特殊问题，大而化之地运用我们已有的研究成果肯定是不够的，燕舞必须要深入说明农民自杀行动与村庄社会结构之间是如何互动互构的。因此，燕舞又找到“社会互构论”这一理论资源，在这一理论资源之下，他做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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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他将我们所说的南方农村、北方农村和中部农村的概念进一步理论化为对应村庄社会的三种结构类型，即我们所说的团结型社会、分裂型社会和分散型社会。但是，燕舞并没有泛泛而谈，而是中西融汇、兼收并蓄、抽丝剥茧，从而逐步呈现他的精彩分析。就西方理论资源来看，他发现，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脉络最主要的是关于关系结构和规范结构的讨论，而这两个维度又充分地体现在西方自杀社会学的理论资源中，如涂尔干根据社会整合（关系结构）强度和社会规范（规范结构）强度对应讨论利己型、利他型、失范型和宿命型四种自杀类型的分布；就本土的理论资源来看，他发现关于社会结构尤其是村庄社会结构的讨论同样与西方理论资源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我们提出的“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的概念，他认为实际上“行动单位”具有关系结构的理论要素，而“认同”则具有规范结构的要素，对于农民自杀的讨论来说，农村代际关系及其变动的分析进路基本对应着关系结构，农村价值观及其变动的分析进路基本对应着规范结构；就中国农村的自杀经验材料来看，燕舞发现，农民的自杀主要发生在家庭内部，与家庭内的血缘联结和规则维控具有十分紧密的关系。因此，他创造性地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贴近中国农村的自杀现实的两个概念——血缘联结度和规则维控度，并根据这两个概念的强弱程度区分了团结型社会、分裂型社会和分散型社会这三种村庄社会结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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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他对自杀行动的分类，既借鉴了西方理论资源，同时也充分地吸纳了本土文化资源，并在经验研究中成功地具体化和操作化了。一方面，他发现，就本土自杀研究来看，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充分的田野调查来收集有分量的经验材料，从而使我们具备从目的或动机的角度区分自杀行动类型的可能。应该说，这较之涂尔干因为缺乏自杀的经验材料而从病因学的角度讨论自杀的类型，是很具有创造力的。燕舞将自杀分类研究的这种研究顺序的“颠倒”并非随意而为。另一方面，除了农民自杀的经验材料外，他还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关于自杀的讨论更注重自杀的目的或动机，而很少对自杀的直接原因感兴趣。例如：孔子说，伯夷和叔齐因为不食周粟而自杀的做法，就是求仁得仁的自杀，因而值得肯定。显然，孔子讨论的方式就是看自杀的目的或动机是否符合抽象的仁义原则。反过来看，像管仲这样的人物没有自杀的做法，同样因为其符合抽象的仁义原则而得到孔子的肯定，因为管仲不自杀的动机是为了天下人的福祉。燕舞并没有满足于此，他还进一步讨论了与孔子等人基本处于相同时代的西方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关于自杀的观点。他发现，西方哲人讨论自杀与城邦的关系时是从权利和犯罪二元对立出发的，因此，在他们的视野里，自杀并不存在亦可亦不可的可能，而是被认定为对城邦的犯罪。燕舞的这种扎实的理论梳理工作，既很好地体现了他的理论素养，也反映了他不迷信任何具体观点，这种对待本土资源的理论自觉和对待西方资源的不卑不亢的态度，无疑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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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有了上述这种穿梭于理论与经验之间的能力，燕舞构建了社会结构与自杀行动两者互构共变的理论框架——“结构—行动论”，并运用这一框架很好地分析了农民自杀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上的差异性分布的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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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说，燕舞这部著作不仅通过对区域差异理论和社会互构论的成功运用与操作，进一步验证了这些理论，而且为这些理论的深化与拓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当然，他的研究也大大地拓展了当前学界对中国农民自杀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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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舞2006年跟我读硕士，2008年考入郑杭生教授门下读博士，我作为他的副导师继续指导他的研究和学习。六年研究生生活，燕舞是与我们团队共同成长的，他既从郑老师那里学习到了理论视野和研究方法，又在我们团队研究中做出了重要贡献。燕舞并非我们团队中最早关心自杀研究的，他的师兄陈柏峰、杨华之前都在自杀研究方面写过有分量的论文，提出了有洞见的观点。他的师弟桂华、王德福等人也在研究农民价值、农民宗教和农民自杀问题。他的同级同学郭俊霞、王会也写过关于农民自杀的论文。燕舞的长处在于吸取了我们团队关于自杀研究的精华，并系统地、有创造性地将之推进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我相信燕舞这部著作一定可以深化学界对农民自杀的认识，并期待他这部著作的出版可以进一步推动农民自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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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我们的研究可以减少农民自杀，并最终增进农民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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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13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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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清远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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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自杀研究 第一章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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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致力于揭示中国农民自杀现象在不同社会类型、不同区域以及不同时间段中的差异性分布及其产生与变迁机制，并试图走出经典理论中结构与行动在自杀研究领域毒瘤般的分裂性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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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伊始，中国开始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有关自杀死亡人口的数字，涉及的人口抽样规模约1亿人。在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自杀数据的39个国家中，中国的自杀率排第四位（费立鹏等，1999；谢丽华，1999：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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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与哈佛大学联合出版的《全球疾病与伤害负担》系列报告，1990年，中国的自杀率为30.3/10万，其中妇女的自杀率为33.5/10万（费立鹏等，1999；谢丽华，1999：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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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立鹏等在1999年根据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全国疾病监测点1990～1994年的数据（人口规模为1000万）推算出中国的自杀率约为28.7/10万（费立鹏等，1999；谢丽华，1999：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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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2年时，费立鹏（2002：4～5）又根据我国卫生部死亡登记系统1995～1999年的数据推算出，我国自杀率为23/10万，年自杀死亡人数当在28.7万左右，并将这一研究结果在世界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凡属自杀率超过20/10万的国家便算是高自杀率的国家。因此，费氏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国内外对我国自杀问题的空前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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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中国的自杀现象城乡差异相当明显，与国外报告的城市远高于乡村不同，中国的自杀现象中农村远高于城市。根据费立鹏（2004：277）的推算，农村人口的自杀率约是城市人口自杀率的3倍。因此，就中国的自杀现象研究来说，如果能够理解农村人口的自杀现象，就意味着我们至少可以理解70%左右的中国自杀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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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些背景材料大致能表明：第一，中国的自杀现象十分严重，至少自有数据公布以来（尤其是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全球属于自杀率偏高的国家；第二，中国的自杀现象具有巨大的城乡差异，要理解中国的自杀现象，就必须深入理解中国农村的自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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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本书将聚焦于占中国自杀人口近70%的农村人口的自杀现象。在研究农村自杀现象时，我们还须自觉地注意到，中国是一个巨型社会，其内部差异十分巨大，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剧烈转型、变迁的过程中。因此，中国农村自杀现象在不同的空间和不同的时间里，具有十分不同的内在逻辑。本书旨在揭示中国农村自杀现象的基本现状、时间差异、空间差异以及时空差异背后农民自杀的机制，并试图在此基础上探讨行动与结构两者的理论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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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自杀研究 第一节 中国的自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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