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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有了上述这种穿梭于理论与经验之间的能力，燕舞构建了社会结构与自杀行动两者互构共变的理论框架——“结构—行动论”，并运用这一框架很好地分析了农民自杀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上的差异性分布的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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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说，燕舞这部著作不仅通过对区域差异理论和社会互构论的成功运用与操作，进一步验证了这些理论，而且为这些理论的深化与拓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当然，他的研究也大大地拓展了当前学界对中国农民自杀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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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舞2006年跟我读硕士，2008年考入郑杭生教授门下读博士，我作为他的副导师继续指导他的研究和学习。六年研究生生活，燕舞是与我们团队共同成长的，他既从郑老师那里学习到了理论视野和研究方法，又在我们团队研究中做出了重要贡献。燕舞并非我们团队中最早关心自杀研究的，他的师兄陈柏峰、杨华之前都在自杀研究方面写过有分量的论文，提出了有洞见的观点。他的师弟桂华、王德福等人也在研究农民价值、农民宗教和农民自杀问题。他的同级同学郭俊霞、王会也写过关于农民自杀的论文。燕舞的长处在于吸取了我们团队关于自杀研究的精华，并系统地、有创造性地将之推进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我相信燕舞这部著作一定可以深化学界对农民自杀的认识，并期待他这部著作的出版可以进一步推动农民自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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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我们的研究可以减少农民自杀，并最终增进农民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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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13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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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清远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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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自杀研究 第一章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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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致力于揭示中国农民自杀现象在不同社会类型、不同区域以及不同时间段中的差异性分布及其产生与变迁机制，并试图走出经典理论中结构与行动在自杀研究领域毒瘤般的分裂性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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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伊始，中国开始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有关自杀死亡人口的数字，涉及的人口抽样规模约1亿人。在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自杀数据的39个国家中，中国的自杀率排第四位（费立鹏等，1999；谢丽华，1999：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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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与哈佛大学联合出版的《全球疾病与伤害负担》系列报告，1990年，中国的自杀率为30.3/10万，其中妇女的自杀率为33.5/10万（费立鹏等，1999；谢丽华，1999：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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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立鹏等在1999年根据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全国疾病监测点1990～1994年的数据（人口规模为1000万）推算出中国的自杀率约为28.7/10万（费立鹏等，1999；谢丽华，1999：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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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2年时，费立鹏（2002：4～5）又根据我国卫生部死亡登记系统1995～1999年的数据推算出，我国自杀率为23/10万，年自杀死亡人数当在28.7万左右，并将这一研究结果在世界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凡属自杀率超过20/10万的国家便算是高自杀率的国家。因此，费氏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国内外对我国自杀问题的空前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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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中国的自杀现象城乡差异相当明显，与国外报告的城市远高于乡村不同，中国的自杀现象中农村远高于城市。根据费立鹏（2004：277）的推算，农村人口的自杀率约是城市人口自杀率的3倍。因此，就中国的自杀现象研究来说，如果能够理解农村人口的自杀现象，就意味着我们至少可以理解70%左右的中国自杀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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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些背景材料大致能表明：第一，中国的自杀现象十分严重，至少自有数据公布以来（尤其是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全球属于自杀率偏高的国家；第二，中国的自杀现象具有巨大的城乡差异，要理解中国的自杀现象，就必须深入理解中国农村的自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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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本书将聚焦于占中国自杀人口近70%的农村人口的自杀现象。在研究农村自杀现象时，我们还须自觉地注意到，中国是一个巨型社会，其内部差异十分巨大，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剧烈转型、变迁的过程中。因此，中国农村自杀现象在不同的空间和不同的时间里，具有十分不同的内在逻辑。本书旨在揭示中国农村自杀现象的基本现状、时间差异、空间差异以及时空差异背后农民自杀的机制，并试图在此基础上探讨行动与结构两者的理论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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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自杀研究 第一节 中国的自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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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关于自杀的研究逐渐增多，涵盖了医学、社会学、人口学、法学、文化人类学与历史学等众多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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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非社会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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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为止，国内关于自杀的研究主要以医学为主，如精神病学、自杀流行病学、公共卫生学等学科对我国自杀的基本状况及其简要原因所展开的系列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医学方面的研究为人们了解自杀的基本情况，关注和干预自杀危机等做出了独特的贡献。然而，医学研究的缺陷在于，其将自杀原因过度地看作自杀者个人的生理、心理等方面的问题。因此，其研究结论都极为相似，除揭示自杀流行状况的具体数据在不同的地方有所差异外，这一学科关于自杀的机理所展示给人们的均是自杀者个体具有“抑郁、孤独、多疑、焦虑、病态人格”等病理性判断（董汉振、路英智等，1999：362）。对于这种研究状况，有学者十分正确地指出，如果不另觅进路，中国的整个自杀研究就会陷入“过度医学化”的陷阱（吴飞，2005：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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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方面的研究主要以对1949年以前的自杀现象进行分析为主。从时间段上来看，又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段：其一，关于清代及以前的女性的自杀现象研究和历史精英的自杀现象研究；其二，关于民初时期的女性的自杀现象研究和知识分子的自杀现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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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在第一个方面的研究中，如刘蓉（2005：76～80）通过分析《史记》和《汉书》中的自杀案例指出，西汉的自杀现象主要集中在俸禄二千石以上的高级官吏和诸侯王，他们的自杀充满了恐惧、悲愤、哀怨，没有信念支持而透着屈辱、无奈。郑晓江（1999：16～22）通过对古代史书记载的一些自杀案例的分析指出，中国古代主要有被迫自杀（如文种、吕不韦）、宁死不受辱的自杀（如田横）、为知己者死的自杀（如田横的五百死士）、为某种承诺或理念慷慨赴死的自杀（如程婴）、怀才不遇且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自杀（如屈原），以及成仁取义的自杀（如伯夷和叔齐）等几种主要的自杀模式。刘卫英（2000：75～79）分析了古代女性以暴制暴的复仇式自杀。杨果与陆溪（2008：89～94）通过对《宋史·列女传》等史料的整理就宋代121例女性自杀现象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宋代女性自杀的共同点在于女性生活平衡被打破以后被迫用自己的身体进行消极抗争。张涛（2001：40～49）运用《清史·列女传》的材料，通过对294例妇女自杀死亡的分析指出，清代妇女的自杀是社会暴力与男权文化强加在女性身上的产物。刘正刚与唐伟华（2001：75～79）分析明清时期鲁、浙、粤三省的女性自杀，指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殉节式自杀。显然，对中国古代的自杀研究主要显示出政治精英的特殊自杀（更多地甚至仅是一种形式上的自杀而实质上是他杀的情况）与普通妇女的反抗性自杀和殉节性自杀。前者大多属于政治性自杀，而后者则基本可以放置在父权制的解释框架中予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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