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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致力于揭示中国农民自杀现象在不同社会类型、不同区域以及不同时间段中的差异性分布及其产生与变迁机制，并试图走出经典理论中结构与行动在自杀研究领域毒瘤般的分裂性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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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伊始，中国开始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有关自杀死亡人口的数字，涉及的人口抽样规模约1亿人。在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自杀数据的39个国家中，中国的自杀率排第四位（费立鹏等，1999；谢丽华，1999：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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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与哈佛大学联合出版的《全球疾病与伤害负担》系列报告，1990年，中国的自杀率为30.3/10万，其中妇女的自杀率为33.5/10万（费立鹏等，1999；谢丽华，1999：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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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立鹏等在1999年根据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全国疾病监测点1990～1994年的数据（人口规模为1000万）推算出中国的自杀率约为28.7/10万（费立鹏等，1999；谢丽华，1999：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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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2年时，费立鹏（2002：4～5）又根据我国卫生部死亡登记系统1995～1999年的数据推算出，我国自杀率为23/10万，年自杀死亡人数当在28.7万左右，并将这一研究结果在世界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凡属自杀率超过20/10万的国家便算是高自杀率的国家。因此，费氏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国内外对我国自杀问题的空前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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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中国的自杀现象城乡差异相当明显，与国外报告的城市远高于乡村不同，中国的自杀现象中农村远高于城市。根据费立鹏（2004：277）的推算，农村人口的自杀率约是城市人口自杀率的3倍。因此，就中国的自杀现象研究来说，如果能够理解农村人口的自杀现象，就意味着我们至少可以理解70%左右的中国自杀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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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些背景材料大致能表明：第一，中国的自杀现象十分严重，至少自有数据公布以来（尤其是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全球属于自杀率偏高的国家；第二，中国的自杀现象具有巨大的城乡差异，要理解中国的自杀现象，就必须深入理解中国农村的自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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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本书将聚焦于占中国自杀人口近70%的农村人口的自杀现象。在研究农村自杀现象时，我们还须自觉地注意到，中国是一个巨型社会，其内部差异十分巨大，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剧烈转型、变迁的过程中。因此，中国农村自杀现象在不同的空间和不同的时间里，具有十分不同的内在逻辑。本书旨在揭示中国农村自杀现象的基本现状、时间差异、空间差异以及时空差异背后农民自杀的机制，并试图在此基础上探讨行动与结构两者的理论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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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自杀研究 第一节 中国的自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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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关于自杀的研究逐渐增多，涵盖了医学、社会学、人口学、法学、文化人类学与历史学等众多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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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非社会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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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为止，国内关于自杀的研究主要以医学为主，如精神病学、自杀流行病学、公共卫生学等学科对我国自杀的基本状况及其简要原因所展开的系列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医学方面的研究为人们了解自杀的基本情况，关注和干预自杀危机等做出了独特的贡献。然而，医学研究的缺陷在于，其将自杀原因过度地看作自杀者个人的生理、心理等方面的问题。因此，其研究结论都极为相似，除揭示自杀流行状况的具体数据在不同的地方有所差异外，这一学科关于自杀的机理所展示给人们的均是自杀者个体具有“抑郁、孤独、多疑、焦虑、病态人格”等病理性判断（董汉振、路英智等，1999：362）。对于这种研究状况，有学者十分正确地指出，如果不另觅进路，中国的整个自杀研究就会陷入“过度医学化”的陷阱（吴飞，2005：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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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方面的研究主要以对1949年以前的自杀现象进行分析为主。从时间段上来看，又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段：其一，关于清代及以前的女性的自杀现象研究和历史精英的自杀现象研究；其二，关于民初时期的女性的自杀现象研究和知识分子的自杀现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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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在第一个方面的研究中，如刘蓉（2005：76～80）通过分析《史记》和《汉书》中的自杀案例指出，西汉的自杀现象主要集中在俸禄二千石以上的高级官吏和诸侯王，他们的自杀充满了恐惧、悲愤、哀怨，没有信念支持而透着屈辱、无奈。郑晓江（1999：16～22）通过对古代史书记载的一些自杀案例的分析指出，中国古代主要有被迫自杀（如文种、吕不韦）、宁死不受辱的自杀（如田横）、为知己者死的自杀（如田横的五百死士）、为某种承诺或理念慷慨赴死的自杀（如程婴）、怀才不遇且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自杀（如屈原），以及成仁取义的自杀（如伯夷和叔齐）等几种主要的自杀模式。刘卫英（2000：75～79）分析了古代女性以暴制暴的复仇式自杀。杨果与陆溪（2008：89～94）通过对《宋史·列女传》等史料的整理就宋代121例女性自杀现象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宋代女性自杀的共同点在于女性生活平衡被打破以后被迫用自己的身体进行消极抗争。张涛（2001：40～49）运用《清史·列女传》的材料，通过对294例妇女自杀死亡的分析指出，清代妇女的自杀是社会暴力与男权文化强加在女性身上的产物。刘正刚与唐伟华（2001：75～79）分析明清时期鲁、浙、粤三省的女性自杀，指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殉节式自杀。显然，对中国古代的自杀研究主要显示出政治精英的特殊自杀（更多地甚至仅是一种形式上的自杀而实质上是他杀的情况）与普通妇女的反抗性自杀和殉节性自杀。前者大多属于政治性自杀，而后者则基本可以放置在父权制的解释框架中予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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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个方面的研究中，刘长林（2008）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主要就1919～1928年的爱国运动中一些爱国者的自杀行为分析指出，自杀者自杀的社会意义诸如为国捐躯、爱国、警醒国人抗争等是人们逐步通过各个环节建构起来的，从而赋予了自杀者自杀的道德价值和社会价值。王合群（2001：74～79）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自杀现象的历史研究指出，上海当时的自杀现象是上海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时的直接或间接的产物。周锦章（2009：84～89）以同样的研究路径对民国时期北平普通平民自杀的分析指出，北平的自杀现象同样是当时社会转型所造成的角色危机与社会紧张所带来的。侯艳兴（2006：52～56；2008）通过对1927～1937年上海女性自杀的研究指出，上海女性这段时期的自杀既是权力的体现，又是权力的产物，她们是“爱情神话”和“父权文化”共同的献祭者。第二个方面的研究，其实仍与第一个方面的研究的思路相似，关于爱国者的自杀本质上仍可算作是政治性自杀，而对普通女性的自杀研究则仍然可以在父权制的解释框架中得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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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研究的长处在于其对史料的挖掘和整理分析，其短处在于同时受到了史料的限制，因而，这些研究主要局限于政治性的自杀和妇女的自杀。前者离现实中普通大众的自杀较远，后者则因其研究对象所处的特定年代，决定了其自杀逻辑相对较为单一，这对于理解当下的自杀现象显然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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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学领域研究较为突出的是穆光宗先生（2002）提出的丧失理论模型。颜廷健（2005）将之更加具体化和操作化后，运用这一模型来分析老年人的自杀现象。在其看来，老年人的自杀是由于人们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发生的一系列所谓“丧失事件”所导致的，如身体机理、心理健康、社会地位等。然而，正如我曾经指出的，每个人从出生之日起都会随着年龄增长而不断丧失一些东西，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因丧失而自杀，对于老年人来说同样如此（刘燕舞，2009a）。因此，人口学的进路实质仍仅将人们的自杀当成个人的问题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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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会学或类社会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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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研究的过度医学化弊病越来越显示出其无法深刻地反映自杀的机制，尤其对于自杀的历时变迁及其与社会转型的关系的把握，医学领域的研究基本无法有效解决。因此，对于关注自杀的学者来说，突破自杀研究的过度医学化的陷阱就势所必然。人口学与历史学领域的研究除各自学科的局限外，其对自杀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也明显不足，已有的几篇文献略显这两个学科在这一领域的尴尬。因此，作为社会学研究的经典命题，一些学者转而从社会学色彩更加浓厚的角度来思考中国的自杀现象及其机制。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中，我认为有三种类型的观点是最值得提及并进行讨论的：第一种是吴飞先生关于中国人自杀的系列文化人类学、哲学等的思考；第二种是华中村治研究群体关于农民自杀的经验思考与社会学思考；第三种是景军教授与张杰教授关于中国自杀现象的社会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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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过日子”的内涵及其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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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飞先生受美国著名的自杀学家杰克·道格拉斯（Jack D.Douglas）的影响，着重关注自杀的社会意义（social meanings of suicide）。他通过对照西方哲学中上帝与人的关系，受西方生命观的启发，在中国的经验中寻找能够对应西方“上帝”的“物”，他找到的指称这个“物”的概念叫作“过日子”，并在他的具体研究中运用“过日子”的分析框架阐释了其对我国自杀现象的机制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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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过日子”这一分析框架的文本实体，《自杀作为中国问题》、《论“过日子”》以及《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均较好地反映了对这一框架的运用（吴飞，2007a，2007b，2009）。其中，《自杀作为中国问题》是一本札记，主要是吴飞对自杀现象进行思考的一些散论。《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一书则是其对“过日子”这个框架的系统表述，而发表在《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6期的《论“过日子”》一文则可以看作其关于自杀思考的核心观点的浓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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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吴飞（2007b：71）看来，所谓“过日子”，就是指中国人对生活过程的概括，这个过程包括人的出生、成长、成家、立业、生子、教子、养老、年老、寿终、送终等系列环节，即一个人走完一辈子的过程。在整个过日子的人生过程中，家庭是其中的核心单位，围绕家庭，人们要处理诸如人、财和礼等核心要素的关系。而家庭是一个情感与政治相结合的实体，从情感角度来看，家庭起于亲密关系，也终于亲密关系；而从政治角度来看，家庭内部则需要面对一系列的权力游戏。于是，人们在过日子过程中，处理人、财、礼等关系时，容易遇到情感挫折，从而产生委屈或权力挫折，遭遇家庭内部的不公正，这两种失败及其张力的处理失调简而言之就是过日子的失败，这种失败往往引起了人们的自杀。换言之，就是过日子和做人没处理好引起了自杀的产生（吴飞，2007a，2007b，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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