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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轴心时代的前后几百年间，自杀者同样众多。《春秋》记载，国君自杀死亡2人、贵族自杀死亡6人、士大夫自杀死亡5人；《国语》亦记载，国君自杀死亡2人、贵族自杀死亡2人、大臣自杀死亡4人、侠客自杀死亡3人；《史记》记述的自杀死亡案例更多（何兆雄，1997：41）：伯夷、叔齐、比干、晋平公、陈哀公、卫太子余、里克、庆父、申生、豫让、聂政、白起、燕将、孟胜、韩非、文种、伍子胥、夫差、吕不韦、屈原、项羽等王侯将相乃至江湖侠客均因各种原因而自杀死亡，如果算上普通不具名姓者，则自杀死亡者不可胜数。当然，较之西方轴心时代的先哲们对自杀问题的讨论相对比较集中来说，中国轴心时代的先哲们讨论这一问题则相对比较分散，但其背后仍能反映出与西方文明的差异。如果要建构真正具有本土特色的自杀社会学理论框架，较之思考西方轴心时代的文明关于自杀的讨论而言，理解轴心时代中国文明对自杀的讨论显得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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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作为中国哲学正统的先秦儒家是我们讨论的最重要的起点。相较于苏格拉底对自杀的禁止态度相对明确，不同的是，孔子关于自杀的态度相对模糊一些。孔子并没有像苏格拉底那样直接讨论自杀问题，而是在一些涉及对自杀死亡者或未自杀死亡者的态度或评价中间接表达出来的。孔子对自杀相对较为直接的评价见于其在《论语·卫灵公》中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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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杨伯峻，2006：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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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哲学的核心，在孔子看来，“生”固然重要，但如果因为“贪生”而损害到了“仁”，那么这种“生”就是不道德的，也是没有意义的。相反，如果对“仁”来说，“死”是必须的，那么自杀（即所谓“杀身”）就是应当且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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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对自杀死亡者伯夷与叔齐两人的评价时，更进一步体现出了孔子对自杀的态度。《论语·微子》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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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杨伯峻，2006：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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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伯夷和叔齐[8]的自杀，孔子赞誉有加，认为他们的自杀行为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在《论语·述而》中，子贡问孔子伯夷、叔齐是什么样的人时，孔子下断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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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得仁，又何怨？”（杨伯峻，200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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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孔子认为伯夷与叔齐都是贤人，然后他又以“主位”般的“移情”判断，认为伯夷与叔齐本身就是追求仁，因而，以不食周粟而饿死这种自杀方式来实践他们追求的仁是得到了仁的，如此，所求与所得一致，即通过自杀行动达到或实现了行动者的目的动机，那又有什么可以后悔的呢？这种思维方式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均有很大的差异。显然，孔子所讨论的并不是自杀本身如何，也没有从个体出发，而是讨论更为抽象的问题。这从他对在他的“仁”的“一般语境”下“应该选择自杀”而又没有自杀的人的看似自相矛盾实则比较统一的评价便可窥见一斑。在其弟子子路和子贡问其对管仲的看法时，孔子的回答便能表明这一事实。《论语·宪问》中谈及管仲时有这样两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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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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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桓公久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杨伯峻，2006：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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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子路以前习得的孔子关于仁的说法如“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之类的教诲来判断，子路认为管仲应该是不能算仁的。然而，孔子却认为齐桓公多次主持诸侯间的会盟，且停止了战争，带来了和平，这是有利于天下苍生的，而这都是管仲辅佐的功劳，那么管仲当然算得上是仁德的人。在其弟子子贡问他时，他进一步阐述了他的理由，《论语·宪问》中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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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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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知之也？”（杨伯峻，2006：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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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在回答子贡时进一步阐述了管仲因辅佐齐桓公而使天下得到匡正，老百姓也得到了好处，因而没有像召忽那样自杀是对的。相反，如果像普通百姓那样在沟壑边上吊自杀，死亡还没有人知道，那就没有什么“意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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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可以初步看出，儒家对自杀的态度表明，其评判标准并非从“权利”出发，也就是说，至于个体是否有权利决定自己的生死，这并不是儒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他们关心的是人死后有什么“社会意义”（social meaning），如是否符合“仁”的标准。至为关键的是，儒家在讨论自杀时并未将之与“神”或“上帝”等神圣之物联系起来，他们心中的“神”或“上帝”就是“仁”或“人”。轴心时代的西方文明更关注自杀者执行自杀行动前的“权利”，而轴心时代的中国文明更强调自杀者执行自杀行动后的“意义”或“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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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思想在孟子那里得到了进一步传递，如《孟子》一书中同样多次对伯夷与叔齐的自杀行为加以肯定。关于自杀，孟子虽未就此专门讨论，但从其著述中的相关论述仍能探微一二。与孔子讨论仁与自杀的关系一样，孟子主要也是从仁或道的角度来讨论自杀。《孟子·尽心章句上》中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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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杨伯峻，196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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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对“以身殉道”的注释是“道屈则身在必退，以死相从而不离也”，而对于“以道殉乎人”的注释为“以道从人，妾妇之道”（杨伯峻，1960：321）。另一则更为直接的关于自杀与仁的论述可参见其在《孟子·告子章句上》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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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杨伯峻，1960：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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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儒家关于舍生取义最直接的论述。显然，在对待自杀问题上，孟子的思想和立场与孔子几乎相似，没有根本性差异，区别就在于孟子的论述更为详细、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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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孔子、孟子对自杀本身均没有持明确的赞成或反对态度，其判定自杀的道德性或应然性的时候均取决于自杀行动者的目的动机是什么，自杀行动的后果如何。如果自杀行动的目的动机与自杀行动的结果均符合“仁义”这一最高的“社会意义”，那么自杀就是值得赞扬和肯定的，反之就是应该否定和批判的[10]。这些对不同自杀者的评价的矛盾性表明儒家哲学在自杀问题上所具有的灵活性和包容性，不像西方那样，具有二元对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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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轴心时代墨家与道家的自杀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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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其他若干重要流派的学说，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轴心时代中国文明思考自杀的核心问题在于判断自杀行动的动机及其后果即“社会意义”而非“权利”与“罪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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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与儒家的思想有很大分歧，在自杀观上却有相近之处。尽管墨家的核心思想是兼爱、非攻，以及权衡利弊后的趋利避害为主的行动选择方略，看起来与儒家思想似乎差别很大，但仔细琢磨便可发现，墨家对自杀的权衡与儒家实际上是殊途同归的。《墨子·大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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