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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孟子·尽心章句上》提到：“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杨伯峻，1960：313）某种意义上，这可以看作是对墨家这种思想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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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贺雪峰教授（2012a）在《论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一文中，从村庄社会结构的角度出发，将单一村落的这种形态叫作团结型村庄，并将另外两种类型分别叫作分裂型村庄和分散型村庄。我所划分的团结型社会、分裂型社会以及分散型社会三种，其底色是对应贺雪峰教授所说的三种村庄结构类型的，但我所包含的地域范围要略广一些，是指一种地域社会的结构，关于地域社会，我在前文中曾引用朱炳祥教授（2004，2011）的研究进行过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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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此处之所以用“主导型”，是因为即使在同一区域（空间）中，不同的自杀行为模式都可能同时并存，但其中存在一种主要的行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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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自杀研究 第二章 团结型社会的农民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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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型社会即是本书所说的血缘联结度与规则维控度均比较强的一种社会类型，从学术脉络传统来说，它近似于人们所说的宗族型社会或准宗族型社会。如果从自杀的社会结构类型的学术传统来说，它与迪尔凯姆所说的社会整合度比较高的社会类型接近。当然，在迪尔凯姆（1996）那里，社会整合度高与社会规范强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类型并塑造出不同的自杀类型。然而，在本书的理论框架中，我们前已述及，血缘联结度与规则维控度两者双强的时候所组成的社会类型是从中国经验中抽取出的同一种社会结构的理想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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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自杀研究 第一节 田野与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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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考察团结型社会这一理想类型中的自杀现象及其机制，我在田野作业中选取了三个社会结构类型与之接近的村庄来展开我的研究工作。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说的理想类型仅是一个观念上的结构，它同时具备方法论上的意义。因此，在经验现实中，我们要寻找一个各方面特征完全与之相契合的经验类型是不可能的，如果有的话，那么，这个时候的类型就不是观念结构上的理想类型了，而是经验实在的实体类型了。因此，迪尔凯姆关于自杀以及社会结构的分类法与其说是类型学意义上的分类，倒不如说是一种理想型意义上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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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选择的这三个村庄均位于鄂东南大冶市某地，基于学术伦理的考虑，本书将这三个村庄技术化处理为丰村、茶村和沼村。这三个村庄处于同一个乡镇并相邻。三个村庄的范围大约方圆5公里，因此，可以算是一个小区域。其中，丰村的田野调查由我负责[1]，茶村的田野作业由杨华负责，沼村的田野作业则由袁松负责[2]。我们的田野作业时间同时开始于2009年7月5日，杨华与袁松的田野作业结束于2009年7月25日，我在丰村的田野作业结束于2009年8月6日。三个村庄总人数共6613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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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可以将这三个村庄组合成一种类型呢？除我们在田野作业中共同界定发现的社会结构的性质基本相同外，如宗族性很强，祖先崇拜的氛围很浓郁，家乡观念很浓烈，村庄内聚力很强，村庄内部的合作能力以及一致对外的行动能力均很强，村庄的传统文化保存较好，规制危害村庄秩序的系列舆论规则比较成体系且规制力强等诸多方面，三个村庄均基本一致。除此之外，我想从自杀研究者对自杀死亡判断和讨论最多的性别与年龄别变量来初步认识这三个村庄，以进一步说明为什么这三个村庄可以成为同一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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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察看表2-1的数据前，我们需要明白的是，本书并非纠缠于自杀的各类变量的任何绝对数字，而是看其“趋势”或“大势”，对于我们后文所要考察的自杀率而言，我们更注重的是自杀率的相对数字以及其所体现出来的“趋势”或“大势”，特别是对于其变迁而言，我们主要通过自杀率的数字来观察其变化的“潮流”。因而，解释这些“趋势”或“大势”或“自杀潮”的形成机制才是本书所着力考察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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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团结型社会三村分性别与年龄别自杀死亡人数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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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基本观照下，我们再来观察表2-1中的数据。由表2-1可知，在三个村庄中，从年龄别来说，根据各年龄区间自杀死亡者人数所占自杀死亡总数的比例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三个村庄中，最严重的自杀群体均是青年女性，且所占比例的差别均不太大，大致较为接近；老年人自杀虽然占有一定的比例，但比起青年女性的自杀而言，在三个村庄中均不算特别严重；中年人的自杀在三个村庄中的表现均较为相似，且均较之老年人自杀死亡所占的比例要低。尽管茶村中年人自杀总量比丰村和沼村略多，但这并没有改变中年人自杀在三个村庄所有年龄区间的自杀情况中的“低位”这一根本特征。因此，仅从研究者最常关注的年龄别与性别的变量来考察丰村、茶村和沼村这三个村庄自杀死亡数各自的比例分布便可以归纳出，三个村庄均表现出青年女性自杀现象极其严重，老年人自杀占有一定的比例，而中年人自杀率较低的总体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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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将这三个村庄合并在一块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且与考察单一村庄不同的是，由于三个村庄在同一地域范围内且相邻，合并成一个整体后，其数据所体现出的样本量则明显扩大，在这个基础上更有利于我们简要考察自杀率的分布情况及其变化。相反，如果在单一的一个村庄中考察自杀，则因样本量太小，不利于我们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中对之进行十分仔细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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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收集的自杀死亡资料以及部分自杀未遂资料，其时间跨度在1980年以来的这30多年中，对于1980年以前的自杀死亡案例，三个村庄仅收集了3例，均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除1例未婚青年女性的自杀是与其母亲因日常琐事发生冲突导致外，另外两例均属于“五类分子”，在难以忍受批斗等羞辱时自杀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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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1980年以前的情况判断，一个质性感受是，此前自杀现象十分少，因此，众多年龄稍大的被访谈者均谈到，不是因为记忆问题而遗忘此前的自杀现象，而是因为确实很少有自杀现象发生，特别是普通农民的自杀现象更是少之又少。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因为记忆原因而遗漏部分自杀死亡案例，但总体而言，1980年以前的自杀死亡现象一定很少，几乎可以看作是一个社会正常的偶然现象，未必会具有某些社会规律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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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1980年以后的情况，人们同样有非常直观且较为准确的判断。对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情况，几乎经历过那一个时期的人都反映说：“那些年，妇女喝药喝疯了！”对于2000年以来的情况，人们普遍反映说：“这十来年中，喝药、上吊的少了，尤其是妇女喝药的明显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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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访谈者的这些基本判断来源于他们的直观生活感受，从“趋势”或“大势”上来判断，他们的感受无疑具有非常直观的准确性。我们的研究正是要探讨自杀现象的这种波动，1980年以前为什么很少有人自杀，我在本书中不想做太多专门的讨论。但对于近30多年来，在团结型社会中，如果说80年代和90年代“妇女喝药喝疯了”作为一种最直观的感受描述较为准确的话，那么，将其转译成学术语言即是，为什么会在80年代和90年代这近20年中，突然出现一股“妇女自杀潮”，或者说妇女自杀的这股“潮”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在2000年以来的这近10年间这一社会中农民的感受是妇女自杀现象明显减少了，转译成学术语言就是，为什么近10年间，妇女的自杀“退潮”了？团结型社会自杀样态的这种“潮”涨“潮”落的纵向变动及其在一个时间段内的横向分布，显然就是我要探讨的重点所在。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广泛考察其他群体的自杀分布情况及其变动情况。在理清这些前提性状况后，我们再就团结型社会自杀问题的概况展开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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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共收集到1980～2009年这30年间团结型社会三个村庄共90例自杀死亡案例，基本分布见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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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团结型社会农民自杀死亡基本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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