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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7的数据所反映的是，利己型自杀在关联类型的分布中主要向夫妻关系集中，总共占比高达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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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三种类型外，利他型自杀尽管较少，但在团结型社会的关联类型分布中是比较有特色的，见表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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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8 团结型社会利他型自杀在关联类型中的分布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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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他型自杀所发生的关联类型较之前述三种自杀类型都要简单得多，有85.71%的情况发生在父子和母子之间，其中占比14.29%的1例利他型自杀实际上也是母亲因儿子与邻居发生纠纷而替儿子担责自杀的，因此，本质上，利他型自杀在团结型社会中主要发生在有血缘关联的代与代之间，而死者主要都是老年人，换句话说，利他的对象都是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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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叙述完团结型社会自杀的基本类型分布情况后，我们继续从其经验类型的分布角度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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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团结型社会自杀经验类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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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叙述清楚自杀的基本类型的分布后，再从我们前述所划分的12种自杀的经验类型来考察其基本分布情况，对经验类型的考察有助于进一步理清现实经验中自杀类型的分布情况及其基本特点。自杀经验类型的基本分布见表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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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杀经验类型的总体分布状况来看，自杀冲突烈度和强度均为最强的惩罚性报复型自杀排在第一位，其占比达到了31.11%，排第二位的则是威胁性报复型自杀，占比达到了18.89%，排在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和第六位的分别是出气性利己型自杀、情感性绝望型自杀、逃避性利己型自杀和价值性绝望型自杀，占比分别为13.33%、11.11%、6.67%和5.56%。除此之外，其他经验类型都相对较少。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脱苦性利己型自杀在本书所收集的数据中为“0”，但这并不表明这个社会空间中就不存在这种自杀类型，它只能反映出这种自杀类型在这一社会中很少。在本章的开篇我们就强调所要研究的是相对的数字，即研究自杀的“大势”或“潮流”，而并非要关注绝对的各种自杀数字所反映出的含义。惩罚性报复型自杀与威胁性报复型自杀（特别是作为高烈度和强度的惩罚性报复型自杀）占比较大所反映出的是，在团结型社会中，大多数自杀都会构成轰轰烈烈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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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9 团结型社会自杀经验类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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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自杀类型的基本分布中已经知道，利他型自杀主要发生在老年人中。同样，尽管我们收集的数据没有显示青年人或中年人发生利他型自杀，但并不表明他们之中就没有这种自杀类型，而只是说这种自杀类型在团结型社会的青年人和中年人中很少发生。利他型自杀的三种经验类型，毫无疑问也全部发生在老年人中。考虑到一些自杀经验类型的案例较少，我们主要考察排序在前六位的自杀经验类型的年龄分布（见表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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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0的数据显示，惩罚性报复型自杀和威胁性报复型自杀都以青年女性为主，不可忽视的是，老年男性的惩罚性报复型自杀亦占有一定的比例。出气性利己型自杀则在各年龄段和各性别均有分布，差别不是十分明显。逃避性利己型自杀比较多见于青年男女，而在老年人中则比较少见。情感性绝望型自杀主要发生在青年女性中，价值性绝望型自杀有一个鲜明特征，比较多见于各年龄别的男性中，尽管老年女性亦有少量，但在价值性绝望方面，其与老年男性的含义是差不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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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0 团结型社会几种主要的自杀经验类型分年龄别与性别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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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考察，我们需要知道：各种目的动机所指向的对象是谁？比如，就惩罚性报复型自杀而言，到底自杀行动者是要通过自杀来惩罚谁，从而达到报复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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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消再说的是，我们知道，利他型自杀的几种经验类型因其发生对象都是老年人，其利他的对象主要都是子女。因此，我们主要考察表2-20中所列的6种占比相对较为突出的自杀经验类型的目的动机所指向的对象。经数据统计，我们有如下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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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惩罚性报复型自杀来看，其中，自杀行动者为青年女性，惩罚报复的对象为其丈夫的共有9例，占整个惩罚性报复型自杀的32.14%；自杀行动者为青年女性，惩罚报复的对象为公公和婆婆的共有8例，占整个惩罚性报复型自杀的28.57%；自杀死亡者为老年人，惩罚报复的对象为儿子媳妇的共有4例，占整个惩罚性报复型自杀的14.29%。此外，则是散见于其他关联类型占比相对较少的自杀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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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威胁性报复型自杀来看，自杀行动者全部为青年女性，威胁对象为丈夫的共10例，占整个威胁性报复型自杀的58.82%；威胁对象为婆婆和公公的共3例，占比达17.65%；威胁对象为邻里的共3例，占比为17.65%。其中1例是妹妹因工作指标问题而威胁姐姐的，占比为5.89%。显然，对于威胁性报复型自杀，主要发生于年轻的夫妻之间，其次则是在婆媳和公媳之间。这种现象深刻反映出青年妇女在团结型社会这种男权色彩十分浓厚的社会中的一种反抗，这种反抗的烈度和强度层级较低时构成威胁性报复型自杀，她们中大部分人因为各种原因而自杀既遂（尽管她们本质上并不想死），少部分自杀未遂。而对于未能通过威胁达到目的的青年女性，她们在下一轮的抗争中就很可能采取层级更高的惩罚性报复型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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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利己型自杀的两种经验类型而言，自杀者自杀的动机所指向的对象都是自己本人，但在具体的事件中，出气性利己型自杀往往都是夫妻矛盾或代际冲突所造成的；逃避性利己型自杀往往是家庭内部的某些成员所给予的压力或责任过重，而使得自杀者以结束生命的行为来逃避责任，其中逃避对夫妻之间的责任而采取自杀的青年男女各2人，总共占这一类型自杀的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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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性绝望型自杀所指向的对象也主要是自己，比如我所调查的丰村中一位男性青年根据自己的家庭经济情况盘算，估计自己这一辈子都无法完成娶妻生子这两个重大的人生任务，经常跟别人说活着没有意思，远对不起祖宗，近对不起父母，因为无法完成传宗接代的重任，总是想选择一个合适时机自杀，以结束这没有“意义”的生命，最后他终于在28岁那年自杀了。这种价值性绝望型自杀即是我前文在讨论这一自杀经验类型时所说的，人活着丧失了合法性基础，因而选择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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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情感性绝望型自杀中，发生在夫妻之间和情侣之间的一共有4例，自杀行动者均为女性，她们自杀所指向的对象当然是她们自己，但造成她们选择这一自杀行动的则是丈夫或男友（3例为丈夫，1例为男友），从广义上来说，她们均属于婚姻和恋爱失败后陷入绝望而采取的自杀。此外，发生在母女与父女之间的共4例，同样属于广义上的婚恋失败，主要是母亲或父亲反对青年女性的婚姻而造成的自杀。还有2例情感性绝望型自杀发生在婆媳之间，且均为婆婆的自杀，事情的起因均是在端午节时分，媳妇未能做好菜或未能将包子蒸熟从而让婆婆感觉受到了怠慢和侮辱（1例发生在茶村，1例发生在丰村），在情感上无法接受而采取的自杀行为。事实上，婆婆的这种情感性绝望型自杀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可能迫使媳妇采取辩诬性报复型自杀或惩罚性报复型自杀。虽然在这两例案例中最终以婆婆的自杀告终，但反过来说，将之放在报复型自杀中理解同样是逻辑自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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