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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3的数据显示，自杀率变化波动比较大的主要是青年女性。20世纪70年代，自杀率较低，自杀死亡案例主要是少数男性“五类分子”，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当时青年女性自杀率是更低的。80年代，青年女性自杀率出现显著上升。90年代，青年女性自杀率延续80年代的上升趋势，继续上升，上升幅度比较明显，约为80年代的1.6倍。2000年以后，青年女性自杀率是急剧下降的。90年代的青年女性自杀率约为2000年以后的青年女性自杀率的14.5倍！青年男性的自杀率在这30年中相较于青年女性来说始终是较低的，且其在90年代便开始下降，2000年以后基本与前10年持平。一个十分明显的变化是，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青年男女自杀率的性别差异十分明显，其中，80年代青年女性自杀率是男性的6.5倍，到了90年代，变成了15.6倍，然而，2000年以后青年男女自杀率的性别差异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青年人自杀率的这种变化趋势表明，80年代和90年代的自杀潮主要是青年女性的自杀潮，而2000年以后自杀潮的退潮也同样是因为青年女性的自杀率的急剧下降。与前20年性别差异明显的逻辑不同的是，2000年以后的青年人自杀情况应属于男女共同的问题，而不再是青年女性更为严重的单一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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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中年人的自杀率变化总体来说在前20年是不太鲜明的，中年女性的自杀率基本持平，中年男性自杀率在90年代有过一定的上升，但比起青年女性自杀率的显著变化而言就微乎其微了。2000年以后，中年人自杀率同样在团结型社会中出现了较为显著的下降，当然，尽管表中的数据显示的是“0”，但并不表明没有中年人自杀，而只能说明很少，因为任何一个可能的遗漏都有可能使得这个数字“0”变为“非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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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的总体自杀率在这30年中明显上升，可以说，在各个年龄层中是唯一在这30年中逐步上升的。在90年代，相较于80年代而言，老年人自杀率不分男女均出现了上升，其中老年男性上升了200%，老年女性上升了75%。2000年以后，尽管老年女性自杀率下降到与80年代接近的水平，但老年男性的自杀率在90年代的基础上上升了133%，所以，老年人整体的自杀率是呈上升态势的，这与青年人自杀率的变化刚好呈相反的趋势。不过，与前述从总体的角度考察每5年时间段中自杀率的变化一样，我们再继续以每5年作为一个时间段来考察上述青年人与老年人分性别的自杀率变化情况。由此，我们发现，青年人自杀率的变化基本与年代变化趋势一致，而老年人的自杀率变化则有所不同。详见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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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团结型社会青年人自杀率及分性别自杀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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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显示了青年人的总体自杀率、青年女性自杀率与青年男性自杀率的变化及走势。由图2-2可以看出，青年男性自杀率的变化始终不是太大，尤其是1990～2009年这20年中，青年男性自杀率比较平稳。而青年人的总体自杀率与青年女性自杀率的变动曲线在1980～1999年这20年间，可以近似地将其看作是平行变化的，2000年以后平行线开始合拢，逐渐往交叉方向发展，直到最后几乎接近重合，与此同时，青年女性自杀率的曲线与青年男性自杀率的曲线在2000年以后几乎叠加合一了。这一曲线表明，青年人自杀率的总体变化与青年女性自杀率的变化是高度相关的，与青年男性自杀率的运行关系不大。因此，我们基本上可以说，青年人总体自杀率的曲线就是由青年女性自杀率的曲线变化所造成的。青年女性自杀率在20世纪90年代这10年间上升到顶峰后几乎平行运行了一段时间，然后在2000年以后开始急剧下降，青年人总体自杀率的曲线亦基本显示出这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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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自杀率在变化曲线上与青年人自杀率有些差异，如图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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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团结型社会老年人自杀率及分性别自杀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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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与青年人自杀率不一样的是，老年人自杀率在2000年以后尽管呈下降趋势，但并没有跌破20世纪80年代的起点，特别是，老年男性的自杀率在1995～2009年这15年间都是维持在较高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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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曲线的交汇点来看，老年人自杀率无论是总体还是分性别，都比青年人自杀率以及分性别情况早了近10年时间，对于老年男性来说，他们的自杀率从1990年开始往高位运行，1995～1999年达到最高峰，同时将老年整体自杀率也往高位运行的方向推进。从峰值来看，青年人自杀率与老年人自杀率都在20世纪90年代的这10年间达到高峰，其背后所反映的逻辑是，父权制剧烈弱化，男权衰退很快，同时，它还表明，整个90年代的这10年是代际关系变动中最为胶着的10年，也是代际双方“斗争”最为激烈的10年。到2000年前后，代际关系中的权力层次基本翻转，原来的亲代强于子代的情况基本定型为子代强于亲代，而恰好是在“斗争”最为激烈的这10年中，青年女性以及老年人都为此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价！这在我们后文的机制论述中还将进一步详细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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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将2000年以后的老年人自杀率按每5年一段进行细分时，在曲线上似乎表现出相对较为明显的变化，其实，这本身与老年人自杀死亡人数的样本量相对较小有一定的关系，实际上的变化幅度并不如曲线那么明显。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团结型社会所在地的丰村，自2002年税费改革特别是2005年取消农业税后，因为公共品供给的困境，当地政府有意识地借助复兴宗族势力来提高公共品供给的效率，赵晓峰（2010）的博士论文便揭示了这一点，这种情况恰恰是有利于老年人的，因而短期内暂时缓解了他们的自杀倾向。如果我们按年代别考察便会发现，上述这种差异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见图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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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团结型社会老年人自杀率按年代别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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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2-4我们可以知道，老年人的自杀率事实上是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较高水平后，在后面20年中一直比较平稳地运行，即一直处于高位。而且，从质性的角度来判断，我认为，团结型社会的老年人自杀率会在今后至少20年时间内继续往高位运行，而青年人自杀率特别是青年女性自杀率则会继续下降。之所以做出这种判断，是因为90年代亲子双方的“斗争”胶着已经完成，此后，老年人作为天然的弱势群体，要维持其基本生存就必须依靠子代的各种支持，而能否获得这种支持已经越来越成为问号。当然，基于团结型社会一直以来较强的血缘联结度以及较强的规则维控体系，短期内，这一社会中的老年人自杀形势还不至于像我们接下来在第四章中所论述的分散型社会那样完全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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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个十分重要且值得高度重视的现象是，在农民的视野里，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青年女性自杀十分严重，而90年代中后期乃至2000年以来，老年人的自杀十分严重。农民的这种直观感受并非像学者一样源于对自杀率的判断，而是对自杀死亡的绝对数字的判断。我们可以通过老年人自杀在所有自杀人口中所占比例的变化来说明这一问题（见图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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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老年人与青年女性自杀死亡人数占整个自杀死亡人数的比例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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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能够十分清晰地揭示出农民对这30年自杀现象的直观判断。老年人自杀死亡占比在90年代以后的15年中是持续上升的，而青年女性自杀死亡占比恰好是在90年代以后是持续下降的，在2000年以后，不仅趋势上继续翻转，且占比的绝对数字也出现了翻转。正因如此，农民才判断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这15年中“年轻妇女喝药喝疯了”，90年代中后期以来则是“年轻妇女喝药的很少了，但老人喝药的越来越多了！”也正是基于此，我们才说，从质性的角度判断，当总体自杀率显著下降时，青年女性自杀率显著下降，老年人自杀率却继续在高位运行，因为其占比的情况变化，即使在团结型社会，老年人自杀也越来越成为主要社会问题，并可能会在较长时期内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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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慎重对待的是，尽管上述从年龄别与性别的角度展示了青年人与老年人自杀率的基本情况（因中年人的自杀现象在这一社会类型中并不十分突出，因而我们在叙述过程中并未就其情况重点展开，我已经多次强调这并不会影响我们对团结型社会自杀情况的整体理解），但对于其变化状况，我们还需要从其基本类型以及几种主要的经验类型分布的变化情况做出更为准确的判断。以老年人为例，我们从自杀类型的角度进行考察时会发现，并非所有老年人自杀现象都是由代际冲突导致的，有相当一部分老年人出于利他的考虑主动做出自杀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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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团结型社会自杀类型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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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团结型社会自杀的关联类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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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团结型社会的基本类型及其经验类型分布的变化情况之前，我们先就这一社会类型中自杀发生的关联类型的变化做一简要介绍，这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和把握自杀的基本类型及其经验类型分布的变化，并有助于我们理解前述自杀率的分年龄别与性别在各年代和各时间段内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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