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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这七条,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谈判。谈到第四天时,王家湾人最后只同意用“圆花寿方”(比“对墙圆花”低一级,1984年时这种棺材的造价在600元左右,在农村仍属于相当昂贵的),可以给死者穿三层寿衣,且全部是绸缎。其余条件一概不满足,特别是对于第三、六、七条则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王家湾人说:“宁可再死个‘人’,也不能惯这个‘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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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刘家湾人来说,提出这七条要求的目的在于报复造成刘英自杀死亡的人,而对于王家湾人来说,刘家湾人提出的这七条毫无疑问都是很过分的,对于第三、六、七条来说,在王家湾人看来无异于是“翻了天”,因此,无论如何也不会满足这些要求。然而,刘家湾人也知道这些要求十分过分。判断这些要求是否过分的标准是他们双方所共享的一套知识系统。对于宗族色彩浓厚、社区记忆强烈的村庄来说,传统的长幼尊卑与礼治秩序都是非常讲究的。[5]刘家湾人恰恰是知道这套秩序的刚性,才会提出与正常情况相反的要求。这对于王家湾人来说,既是一种羞辱,也是对造成自杀者自杀的相关责任人的一种惩罚。刘英同样共享这套知识系统,这正是她如此决然地选择自杀的目的。因此,刘英说她要喝药从而让她娘家来替她报仇的说法具有很强的现实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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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五天中午时分,太阳异常毒辣,停在屋外面的刘英的尸体已经开始从肚子处腐烂,并发出一股恶臭。于是,场面再也无法控制,刘家湾人将尸体强行抬起来要冲进王丁富家的堂屋,王家湾人则在堂屋门口堵成几层人墙拦住,双方开始要爆发暴力冲突,两方公安机关见状亦束手无策,眼看大规模宗族械斗将一触即发。此时,村支部书记王贤圣走到了前台,两边的公安局都说由村干部来主持,刑警均积极配合行动。王贤圣便下令:无论如何,如此高温天气,事情又持续了如此多天,尸体一定要立刻安葬!要求两边公安局共三十人将枪的子弹上膛,将铐子全部亮出来,然后将尸体团团围住,谁敢走拢闹事就开枪示警并逮捕!王家湾的人见状趁机迅即将尸体抬起来,“噢嗬”一声便抬着往专门葬自杀者的丁家山坟山上跑去,事情到此便强行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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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事情算已结束,刘家湾人见王家湾这边人多势众,自知无法打赢这场人命,只好作罢。同时,因为第一次做饭给他们吃就将桌子掀翻了,到此时他们已经三天两夜未进食,一些老人饿得开始吐黄水,年轻人体力也已经严重不支。王家湾人只好再弄了四桌饭,叫刘家那边与死者关系没有出五服的人过来吃饭,其他的便让他们自己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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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1是一个关于报复型自杀的十分详尽的案例,我们在这个案例中展示了自杀行为的原因动机(因劳作安排问题,婆媳冲突后导致夫妻冲突,然后引起可能的自杀行动)、自杀行动的目的动机(由原因导致后果,公开宣称要自杀,从而调动娘家人替她主持公道以报复对方)、自杀行动的执行(喝完一瓶农药,然后跳水自杀)、自杀行动的完成(自杀死亡)、自杀行动完成后的后续效应(“打人命”等因自杀而次生的自杀行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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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报复型自杀的经验类型来看,案例2-1是占比最多的惩罚性报复型自杀的经典案例。可以说,绝大多数惩罚性报复型自杀案例与案例2-1的情况大同小异。从内在的发生机制来看,不管这些案例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但内在机制基本都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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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性报复型自杀发生的后续效应显然是相当强烈的,案例2-1能够获得相对较为“理想”的安排与双方所在的宗族大小大致相当有着必然关系,即便如此,尚且上演了如此激烈的场面,可想而知,对于那些宗族势力悬殊的双方来说,情况就更为不同。对于那些娘家家族势力远小于夫家所在家族的人来说,他们尽管也想为自己家族嫁出去的女性伸张权利,但囿于实力,往往不能真正付诸实现,因此,他们更多的时候会讨一个合适的说法了事;而对于势力强大的夫家家族来说,在面对弱小的娘家家族的兴师问罪时,会礼节性赔礼道歉,并采取厚葬的形式安慰娘家家族。如果娘家家族强大,而夫家家族弱小,则会出现十分激烈的斗争,甚至引起直接的“武装冲突”,因为娘家家族完全有实力如案例2-1中的刘英的娘家人一样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严重者甚至会直接要求将造成自杀死亡者自杀的相关责任人殉葬,典型的做法就是要求这些责任人为死者“垫棺材底”。这个时候,娘家所在家族对夫家的关联责任人的身体暴力是很难避免的,弱小的夫家家族一旦碰到类似情况时,相关的责任人轻则吓得躲起来,重则以自杀方式“避罪”,如案例2-2和案例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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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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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村杨家湾刘郑氏,20世纪80年代末期与婆婆和丈夫发生冲突后喝药自杀死亡。刘家在杨家湾是小户,只有几户人家,势单力薄。事情发生后,尽管同样有杜光辉这样的村干部出面调解,但由于郑家家族颇大,人多势众,几百人过来“打人命”,表现得十分“嚣张”。与案例2-1不同的是,郑家人提出的条件更为苛刻,他们认为郑氏是刘家母子“逼死”的,因此,要求郑氏的婆婆和丈夫殉葬,即要求将他们两个活人垫在郑氏的棺材底下一起埋掉,且要求必须葬在刘家的堂屋中。郑氏的婆婆因此吓得躲了起来,尽管郑家找刘家要人,但郑氏的婆婆就是不出来。郑氏的丈夫为了保全其母亲不致受到过分的侮辱,只好出来承担责任,被郑家人暴打了一顿,然后眼睁睁地看着郑家人将他家里的东西全部砸了个遍,被打折的桌椅、被砍掉的床、被摔碎的锅碗瓢盆满地都是。经过这些暴力打砸后,郑家人仍觉得不解恨,便又强行抬着郑氏的尸体在刘家的每一间房子里游行,最后硬是将尸体停放在堂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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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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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村柯武的妻子1997年自杀死亡。柯武本是个教体育的民办教师,后在转公办教师的时候因文化成绩考试太差,未能顺利转正就被辞退了。回到家后,柯武心有不甘,借酒浇愁,且借钱赌博,去借钱时说是要准备建房子,向别人借了5000元7分利息的高利贷,结果,他在赌博时将这5000元钱全部输光了,放高利贷的知道后就立刻来找他要他还债。这一闹就让他妻子知道了,因此夫妻俩发生激烈争吵,且夫妻冲突一直连续两天都未能降温,第三天时柯武的妻子就服农药自杀死亡了。柯武妻子自杀死亡后,其娘家人便派了几百人过来“打人命”,场面十分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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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三年,即到2000年时,五月初四,柯武的弟弟与弟媳同样因为赌博吵架导致女方喝药自杀,柯武的弟弟经历过他嫂子自杀时“打人命”的恐怖场面,当即便被吓得不行,因此,也服毒自杀,且服毒的量很大。最后的结果是,两人都被送到医院抢救,弟媳被抢救过来了,而柯武的弟弟因过于恐惧、服毒过多未能抢救成功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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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2和案例2-3中的女性自杀都是惩罚性报复型自杀,这些女性自杀的目的都在于通过“打人命”这种形式来报复造成她们自杀的人。毋须赘言的是,“打人命”的机制确实为遭遇挫折的女性维护自己的权利提供了武器,然而,其代价也是十分惨重的,“打人命”巨大的报复性效果也许从案例2-3中柯武的弟弟因畏惧“打人命”而服毒自杀便可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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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年轻已婚女性在冲突中采取自杀手段以报复与其发生冲突的对象外,还有少量老年人会利用团结型社会所在地域的共识性规范而采取自杀手段以惩罚不孝子女,如案例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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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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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村柯寒的父亲20世纪80年代初期因与柯寒发生冲突喝农药自杀死亡,从柯父自杀的整个故事来看,我们能判断出这仍然属于一个比较典型的惩罚性报复型自杀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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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寒对他父亲的不满主要是因为他认为其父当上村干部后没有为他带来好处,他认为父亲的一心为公是一种傻,伤害的是他这个做儿子的。他在谈起他父亲的自杀时,首先是从他父亲没有当村干部时他所遭受的不公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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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柯寒想去当兵,当时大队里分有三个指标,但没有考虑他,为此,他把当时的大队支部书记大骂了几天。他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目的是想说明“我父亲当时还没有当队长,他没有权力,所以没有法子,我不怪他”。1970年,柯寒的父亲到大队当大队长,按柯寒的理解算是“有权力了”,然而,当上大队主要领导干部的柯父并没有为柯寒带来什么利益,对于柯父的秉公办事,柯寒经常斥骂:“你当几十年干部,家里没有出一个做工的(工人),也没有出一个当兵的,你当了干部有什么用?”“人家当干部,都知道把子女安排出去做工、当兵,就你给共产党干了几十年,一点油水都没看到你捞着”,“以前我当不了兵受欺负,我不怪你,因为那个时候你没权力,现在你有权力了,当了几十年,你还让我在农村里干苦活,我不骂你骂谁?你就只顾着搞了公家那些事,完全不顾家里,什么事情都让母亲一个人操劳,你这干部当什么当,还不如不搞了”,“国民党抓壮丁都知道抓几个,你一个共产党的干部,你儿子当兵都没人要,你当的是什么干部?”柯父面对柯寒的指责,从来都是还以颜色,他说:“你做儿子的,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教训做父亲的了,做儿子的就不应该说父亲,你就是儿子,你只有被说的份,哪能轮到你来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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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这些事情上长期积累的不满外,柯寒对于父亲过早与其分家也耿耿于怀。他说,他结婚的第二年便被分家了,当时他的妻子才19岁,不懂事,不太会干活,这在柯寒看来正是不能分家的理由。但柯父则认为儿媳妇年纪小,不懂事,不能当家,不会做饭,连洗衣服都不太会,更要将家分掉,从而早点让柯寒与儿媳妇独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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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柯父自杀并不是由上述矛盾引起的,而是因为下面这件与柯寒岳母有关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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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起因是,柯寒岳母家的两头猪散养时跑到柯家湾来吃了人家的红薯,柯家湾这边的人则用农药将柯寒岳母的两头猪毒死了。为此,柯寒的岳母便来柯家湾找人“扯皮”,柯寒也帮着岳母骂那几户毒死猪的人。被骂的人则跑到柯父那里告状(因为柯父是村里的干部),并添油加醋地说是柯寒骂柯父,他们跟柯父说,如果柯父敢管这个事的话,柯寒就要“忤死他”(即“杀了他”)。柯父为此十分生气,认为柯寒岳母家的猪到柯家湾来吃红薯本来就不对,毒死了也就毒死了,本来没理还过来兴师问罪就更没理了,而柯寒不仅没有是非观念,反而还站在岳母那边骂自己这个做父亲的,实在是太“忤逆了”,父子俩因此发生了激烈争吵。加之平时就因上述各种事情而导致父子俩不和且互相不太信任,因此,即使柯寒做出辩解也不能为柯父所相信。第二天,柯寒的岳母又跑到柯家湾来了,中途就睡在路上,待了一阵又回去了,刚好这一幕被柯父看到,柯父认为她是想到柯家湾来“榨油水”。当时正值农历八月时分,晚稻正好长起来了,湾子里与柯寒不和的人便在晚上故意将其中一户下药毒死柯寒岳母家的猪的农户的晚稻割掉了,并将之栽赃到柯寒的小舅子和他岳母身上,说是他小舅子和他岳母为了报猪被毒死之仇而割掉的。柯父听了不仅没有为此制止“谣言”的传播,反而也相信他亲家母前一天来了又走的目的就是想暗中探察情况以便将晚稻割掉来报复,因此,下毒的农户便出来骂。柯寒听了后认为他小舅子根本没有这个胆子,他岳母也不会干这种事,肯定是湾子里的人故意做的假现场,目的就是想陷害他小舅子和他岳母,因此,他就在田里不点名地大骂暗中割了晚稻而故意栽赃的人,并骂那些“冤枉”他小舅子和岳母的人,说是要让他知道是谁的话,他就“要忤死他,要抽他的筋,要剐他的皮”。当天晚上,柯寒的父亲在家看电视,柯家湾便有好几个人到他那里去“告状”,说他儿子白天如何如何骂,尤其是,他们说柯寒要把柯父“打死”,他们对柯父说“你儿子说要抽你的筋,剐你的皮,因为你偏袒柯家湾,而不顾他岳母”。柯寒辩解说,他是这样骂了,但他不是骂他父亲,而是骂别人。但是,问题就在于,他当时在田里骂的时候并没有点名道姓地区分出来,而是含糊地一起骂的,因此就为这些人到他父亲那里去“告状”提供了模糊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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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父听了后自然很生气,第二天早上,天色刚蒙蒙亮,柯父就先到另外两个儿子那里去“诉苦”,说:“你哥说要忤死我,你们两个看怎么办?”那两个儿子就说:“你到他家去闹,他要是敢打你,你就死在他家里。”柯父听了后便气冲冲地到柯寒家兴师问罪说:“昨天有人说你在田里骂我,说要忤死我,要抽我的筋,要剐我的皮,我现在来了,你看怎么忤死我吧。”柯寒说他骂的不是他,柯父很气愤地说,都说你骂了你还不承认,因此便上前打柯寒,说要把柯寒忤死,“我先忤死你这个不孝之子”,说完后便跑过来掐住柯寒的脖子,柯寒就问:“你是真打还是假打?”柯父说:“我不仅是真打,我还要打死你这个胳膊往外拐的畜生!”柯寒慌乱中朝着他父亲下身踹了一脚,然后两个人就扭打在一起了,旁边的人见状赶紧过来拉架,将他们两人劝开。柯父觉得被儿子踹了一脚后颜面扫尽,跑回自己住的地方拿着农药瓶子边喝边往柯寒家里跑,周围的人赶紧上来将他送往医院抢救,但他在路上便断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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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寒父亲自杀死亡后,其家族内部展开了针对他的“打人命”行动。几个房头的房头长召集各房头的人商议,达成的一致意见就是:柯寒将柯父打死了,因此,要让这个不孝之子替他父亲垫棺材底殉葬。当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可能真的让柯寒殉葬,替代的办法就是将其暴打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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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房头的人都来了,其他生产队的人也来了,吃了一头半猪,他们来时故意每人都送一个花圈,钱都由我来出,目的就是要惩罚我。”柯寒说,“几个兄弟也找我扯皮,说是我把父亲打死了,我就质问他们,说你们谁看到我把父亲打死了?老子又不只是你们的,也是我的老子,我凭什么要打死他?”但与兄弟相比,房头里的力量显然更难对付,“我们房头专门组织开会讨论,说是我把父亲打死了,说是要动员整个湾子的人来整我,一定要打掉我的威风”,“就在我家里开会,房头内部一家来一个男丁,都指着我骂,说我是个不孝子,说是我忤死了我父亲,说一定要好好教训我”,“其实不用他们打,光是开会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开会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想辩护,他们根本就不给我说话的机会,说我再不认错的话就要整死我这个不孝子!”柯寒进一步补充说:“那几年,我就像‘地富反坏右’等‘五类分子’一样,作不得声(即不能说话),我一作声,人家就说我,说我是把父亲都忤死了的人,有什么资格说话,说我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尤其是不能与人家吵嘴,只要一吵嘴,人家就拿这个说事,我只好低着头做人,不惹人家,我自己把小面子对别人,碰到了,我还是跟人家正常说话。刚开始那两年,幸好我是做木匠的,所以一般都不在家,我早上出去,晚上才回来,所以与他们接触也少些,就可以避免老被他们说。”“比如我叔叔,他是个泥瓦匠,他就喜欢拿这个事说我,因为我是个木匠,我们出去做工时就经常碰到一块,一喝酒,他就说是我把我父亲逼死了,我捶着胸脯赌咒发誓说,我真的没有想到要忤死我父亲,他就总是说,你说什么都没用,总之你父亲被你逼得喝药死了,你就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后来他母亲也喝药死了,他就不敢说我了,他一提到这个事,我就问他,我说,你母亲是怎么死的?他就不说话了,后来慢慢地,大家就都忘记了,也就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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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尽管发生在老年人身上的惩罚性报复型自杀较少,这本身与团结型社会老年人自杀现象相对不那么突出有关,但是,这种自杀类型一旦发生后,确实能够对真正的不孝顺父母的子女构成较强的威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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