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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型社会中的中年人自杀现象既与团结型社会不同,也与分裂型社会内部的青年人和老年人的自杀机制有所不同。我们前面已经述及,这一年龄群体的自杀现象主要表现为性别差异并不十分显著,且其自杀类型主要是逃避性利己型自杀。但是,在这一社会类型中,中年人的自杀机制本质上又有与青年人自杀类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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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样可以透过一个个比较典型的自杀行动来展开分析。我们先看案例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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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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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钢,男,38岁,2008年正月初五喝农药自杀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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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接触的一例比较典型的中年男子的自杀,我在归类时将之归入价值性绝望型自杀。其实,景钢的自杀同样带有很强的逃避性色彩,如果不是因为“儿子”这一关键因素的话,那么,我会将之划入逃避性利己型自杀。关于景钢的自杀,我同样访谈了很多熟悉他情况的村民,人们在谈到他的自杀时强调最多的还是他“没有儿子”这个在冀村这样的分裂型社会中“很要命”的客观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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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男的(指景钢)没有儿子,生了三个孩子全是闺女,主要就是为这个,让他觉得活着没有意义,还不如早点死了拉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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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第一个谈起景钢自杀的被访谈者在我的访谈中如此开始叙述的。我继续问他为什么没有儿子就要自杀,难道儿子就这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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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农村就这规矩,不比你们城里人,是吧?农村它讲究这个,没有(儿子)还真不行。虽说咱农民也知道男女平等,并且也知道重男轻女是不对的,但是他思想里还是转不过弯来。在我们这儿,没有儿子是不行的,这是个习俗。家庭过日子,是吧,总得有个精神支柱啊,这个最大的精神支柱不是别的啊,就是有个儿子啊。你一想到,到老了的时候,你有儿子,儿子又有儿子,是吧,也就是说你觉得你会有孙子、曾孙子、重孙子,那你现在干活就有劲儿啊,就觉得有奔头啊,你会琢磨着,我这拼命干啊,盖的房子,你看,我这多结实的炕(他拍拍他的炕),是吧,有人继承啊,你说这干起活来得多带劲儿啊。反过来说,你要是没儿子,是吧,那没啥奔头啊,精神支柱没有了啊,所以,我也就不会奋斗了,我奋斗啥啊,奋斗干啥啊,弄得再好,就算是用金砖盖个房子,那也不是你的啊,那你还不是替别人受累受苦啊,那没啥用啊。所以,你就不会奋斗了,就不会想着要去干多少活,要干多好,维持现状,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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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比如说这个景钢吧,他房子就很差,他也不咋干活儿,凑合着过,反正三个闺女可能都会嫁出去,即使招个姑爷,那也还不是自己的儿子,是吧,等于是把财产给别姓人家了。再说了,38岁了,不小了,也可能生不了孩子了,没希望了,绝望了,想来想去就喝药死了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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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故意插话说,他们那儿有个42岁的妇女还生了个儿子,怎么景钢他们就可能生不了呢?他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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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想,他大闺女和二闺女一个18岁,一个17岁,小闺女7岁,中间10年干吗去了呢?肯定是做掉不少了啊,身体不允许了啊,再生的话就会出人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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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陈忠的例子反驳他,我的意思是说,陈忠没有儿子但招个姑爷照样过日子,也没见他自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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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两个情况又不一样,陈忠是家庭条件比较好,他自己挺能干的,相对来说,他压力没景钢那么大。景钢呢,不但没有儿子很要他的命,他自己能力也不行啊。比如说去打工吧,他没有什么技术,同样是到工地上,跟他差不多年纪的人干一天能赚到120块,他呢,不管怎么干也就赚个五六十块吧,这一比较他就更有压力了啊。他就会想,要儿子没儿子,自己呢要能力又没能力,总觉得活着不得劲儿啊。他没喝药死之前就总把喝药挂在嘴边上,老说活着没意义,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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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景钢的死其实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其一,没有儿子这一巨大的价值性压力;其二,生活比较困难这一巨大的物质性压力。这两者在分裂型社会中,都是可以通过与同龄人的比较强烈感受得到的。这种压力本身足以使一个人自杀,至于具体的个人是否会选择自杀当然具有偶然性,但其背后较为稳定的结构性因素是显而易见的。被访谈者看我在记录没再问,他自己又主动补充了一段十分重要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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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死啊,我看都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发生的,别说人嘛,就是只虫子,你踩一脚它都要挣扎着活命。人活着就是精神压力太大,没有儿子就能压垮,加上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这个要出钱,那个要出钱,就不如早点了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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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个被访谈者既不是自杀者本人,也不是自杀者的亲属,但是,作为生活在同样结构空间中的个体,他对自杀的体验是可以作为我们理解自杀者自杀的理由的。舒茨(1991)在他的现象学社会学巨著《社会世界的现象学》中就谈到如何通过同时代人相似的生活经验来理解别人的社会行动的意义,他所指出的是主体间性的办法。也就是说,被访谈者与我们要了解的相关者是在共享一套手头库存知识的基础上基于主体间性的互动达至理解的,我们可以通过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掌握与被访谈者同样的手头库存知识,并在访谈的过程中同样基于主体间性的沟通,来达到对被访谈者的理解。从当地重视“儿子”就可以看出,这里共享的手头库存知识里最起码的就有围绕“儿子”而形成的一整套地方文化体系或我们所说的规则维控体系。基于这种判断,我们确实可以逐步地接近自杀者自杀的真正意图,这即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办法。可以判断的是,没有儿子肯定会对景钢形成巨大的精神压力,很大程度上这种压力导致了他的自杀。但同时,我们通过将景钢与陈忠的家庭状况进行比较可以进一步看出,物质生活上的压力同样十分重要。精神与物质一起构成了景钢这类中年人自杀的两个基本因素。随着我们后文进一步地就中年人的自杀原因展开讨论,我们会更加清晰地了解其中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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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每个自杀者自杀之前均有直接的事件或原因引发,景钢的自杀也同样如此。很多访谈者都提到他是因为自己的母亲与丈母娘过生日时在家务安排上发生冲突后自杀的。有一位与他关系比较好的邻居讲述了比较详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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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五那天,他妈生日,满56岁,刚好呢他丈妈(即丈母娘)也是满56岁的生日,他就要他媳妇帮他自己的妈烧火(即做饭),他媳妇不同意,说要去娘家帮他丈妈烧火。他拧不过她,两人吵了一架。他就觉得活着没啥意思了,然后就喝农药死了。他这个事呢,是这样子的,按我们这边的规矩,你媳妇嫁到婆家来了,就是婆家重要些,你娘家不还有人嘛,你不去烧火你娘家那边很多人可以烧火啊。这个景钢两兄弟,他那弟媳妇与他妈关系很不好,他自己又是个孝子,他媳妇不帮着烧火的话,他妈那生日过得就冷冷清清的了,他心里难受。可他丈妈那边呢,闺女三个,儿子一个,另外俩闺女和俩姑爷那天也去了,那边就不缺人手。然后呢,这个景钢条件差,他那俩连襟(即两姨妹子的丈夫)也去了,他们条件很好,我们这有句俗话叫“穷在街头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他这一比较心里更觉得不得劲儿,要不这样的话,他也就不会犟着要他媳妇一定要给他自己的妈烧火。可是犟归犟,这媳妇还是回娘家烧火去了,你说,一大老爷们,还活个啥劲啊?是吧?本来没儿子心里就很难受了,家里又穷就更难受了。本来按规矩媳妇要给自己妈烧火可她要去她妈家烧火,咋的咋的都不顺,咋的咋的都难受,死了反而拉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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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补充的叙述来看,直接原因其实并不是十分重要的。当没有儿子的价值性压力以及家庭条件差的物质性压力两者长期无法解决时,任何一个偶然的事件都可以引起景钢的自杀。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经常将想死与喝药自杀这类话挂在嘴边,这表明他在面对这些结构性力量的笼罩而又觉得这一辈子都可能无法抗拒的情况下,实际上已经筹划好了自杀计划。他自己母亲与他岳母的生日在同一天,真正引起他内心挣扎的显然还在于另外两个连襟的条件以及岳母家的条件都比他好,这对他来说同样是一种巨大的压力。在这种处境中,他其实是需要妻子站在他这一边给予他强大的精神支持的。然而事实上并未能这样,才会出现他必然的突然自杀。这种自杀的产生,从根本性的原因来说,我认为可以将之归为价值性绝望型自杀,从较浅层次的情形来看,亦可以将之看作是逃避价值性压力与物质性压力的产物。正是因为后一个原因在景钢的身上只是起到加剧的作用而非根本性的作用,我们还是将之划入价值性绝望型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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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景钢所不同的是,我接触的另一位自杀死亡的中年男性却有3个儿子,他是在一次很偶然地与其母亲的争吵中喝农药自杀的,见案例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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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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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年,男,1997年夏天自杀死亡,时年3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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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冀村的人谈到包年的死时,均认为他“该要那样死”,不然,“那么大年纪了,与他娘吵两句为什么会想不开呢?可能是农药鬼缠了他哦”,这是不少村民对他自杀死亡的认知。我后来访谈到一位与包年关系比较要好的中年男子,他介绍了包年自杀的比较真实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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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也认为他是该要那样死,不然的话应该是不会喝农药啊。当时跟他娘吵架又不是个多大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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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事?很小的事啦,当时他娘在给梨树打药,他在地里帮着打药,但是呢,他自己还有个啥事要办,而且也挺急的,打了一会儿药他就说要去先把自己的那个事情办了再回来帮他娘打,他娘就不同意,说你打完了再去不是一样。他就说他的事更重要,一家人都指望着他一个人挣钱,有时候觉得太累都想死。他娘就说,再累日子也要过,两个人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地吵起来了。吵了一会儿后他就说反正也不想活了,早就想死,说你这药也不用打梨树了,还不如干脆他给喝了省事儿。他娘也很气愤就说你要喝赶紧的,喝死了拉××倒。没想到他就真跑过去把一瓶还没打完的农药拿起来全喝了,他娘急了,又拖不动他,他也不走,等他娘回来喊人抬他去医院抢救时,他已经在梨树地里断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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