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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24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利他型自杀与报复型自杀在各个年代的占比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仅有的几例属于极其偶然的情况，我们在前述章节已多次说过，我们要考察的主要是自杀的潮或势，而不是具体的一两个偶然性。当然，对那些有典型意义的能够影响结构改变的“少数”则另当别论，如我们在团结型社会中对2例生存性绝望型自杀的强调。有了这些基本把握后，我们再看表中的数据所揭示的内容。由表4-24可知，在20世纪80年代，利己型自杀占绝对地位，绝望型自杀仅占不到1/3的比例。在90年代，利己型自杀迅速减少，其原因就在于绝望型自杀占比分布迅速增多，两者差距大大缩小。2000年以来的这10年中，两种类型的占比刚好翻转，绝望型自杀排在了第一位，利己型自杀次之。我们可以通过表4-25的数据进一步考察按时间段占比分布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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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5 分散型社会自杀基本类型按时间段占比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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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25的数据我们发现，与自杀潮的前后两个15年的阶段相比，自杀类型占比分布的变化基本也可以看作是两个15年的变化，在1980～1994年这15年间，利己型自杀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绝望型自杀次之，且这15年中，两者占比的变化幅度不大，基本稳定。然而，从1995年开始，绝望型自杀明显上升，而利己型自杀则明显下降，以致到2005年以后的5年间，利己型自杀与绝望型自杀的占比分布几乎与两者在20世纪80年代前5年的情况刚好翻转。利己型自杀由此前的2/3的占比水平变成了此时的约1/3强，而绝望型自杀的占比分布则由此前的1/4的占比水平变成了此时的约近2/3。但是，这两种基本类型又对应着六种经验类型，我们继续考察经验类型的占比变化并进一步考察其中的显著变化，具体数据见表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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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26的数据可以知道，价值性绝望型自杀这一在分裂型社会与团结型社会均占有一定比例的自杀经验类型在分散型社会中几乎同样可以忽略不计。此外的五种经验类型中，逃避性利己型自杀与情感性绝望型自杀所占比例则是越来越低，均由80年代初期的较高占比转向十分低的占比；出气性利己型自杀的占比分布在90年代以前则基本比较稳定，在2000年以后亦显著下降。脱苦性利己型自杀在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的5年出现由此前占比较低向占比较高的变化，2005年以后则下跌较为明显；生存性绝望型自杀的占比增长变化是最为显著的，其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逐步增长到最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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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6 分散型社会几种主要的自杀经验类型按时间段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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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序位来看，80年代初期逃避性利己型自杀占比分布居第一位，出气性利己型自杀与情感性绝望型自杀的分布占比则并列居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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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中后期逃避性利己型自杀仍居第一位，出气性利己型自杀仍居第二位，但情感性绝望型自杀的占比则因脱苦性利己型自杀与生存性绝望型自杀的占比上升而退居第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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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根据我们前文述及的按年龄别与时间段的情况考察的分散型社会自杀率的分布来看，整个80年代的自杀经验类型的占比分布及其变化充分表明，即使是在分散型社会，此段时期内的自杀仍主要以青年人较为多见，在这一点上，这种趋势情况与团结型社会及分裂型社会的状况基本是相似的。且逃避性利己型自杀在这一年代中的高位运行也表明刚从人民公社体制解体而进入市场体制的农民，普遍面临来自家庭内外的各种社会压力，尽管其压力程度不如血缘联结度与规则维控度均较为适中的分裂型社会，却能基本反映那个时代共同面对困境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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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期，除出气性利己型自杀突然增多外，其他各自杀经验类型的占比分布更多体现的是趋近平衡分布的特色，这也表明这5年是自杀特征分布发生转型的过渡时期，经历这一时间段的相对平衡的分布后，90年代中后期的形势便发生了反转。此前占比最为突出的逃避性利己型自杀倏忽下降，生存性绝望型自杀的占比分布数值则陡然剧升，与此同时，脱苦性利己型自杀亦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增长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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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后的10年是分散型社会自杀类型向另外一个结构逐渐转换乃至定型的阶段，脱苦性利己型自杀与生存性绝望型自杀占据了主要位置，且生存性绝望型自杀越来越往单极方向发展，这恰恰反映了分散型社会中由最初的青年人自杀相对突出向21世纪初以来的老年人自杀十分突出的转换和定型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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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团结型社会与分裂型社会的情况，我们可以发现，在老年人的生存性绝望型自杀上，三种社会类型越来越呈现趋同的走向。因此，理解分散型社会的自杀机制对于我们研究未来10～20年中中国农村自杀现象的演变至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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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自杀研究 [:1703155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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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自杀研究 第五节 自杀的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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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分散型社会的自杀机制之前，我们有必要就前述基本内容做一简要小结，以便进一步地明晰我们要理解的重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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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从横向来说。从年龄别来看，分散型社会是一个以老年人自杀为主的社会类型，这与团结型社会以青年人自杀为主以及分裂型社会中年人自杀相对突出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年龄别层次上的这一特征是分散型社会自杀首要的特点。从性别来看，分散型社会在早期仍以青年女性的自杀较为突出，而后期，老年人自杀突出且老年男性自杀比老年女性自杀更为突出，使得这一类型的社会的自杀现象在整体的横向层面表现出性别差异不明显的特征，这一点与分裂型社会的后期比较相似，但在早期，女性自杀的突出性仍不及分裂型社会。相比较而言，我们可以看出团结型社会极其鲜明的以青年女性自杀为主的性别差异。从类型来看，分散型社会总体上呈现以利己型自杀（包括逃避性利己型自杀、脱苦性利己型自杀与出气性利己型自杀）和绝望型自杀（主要是生存性绝望型自杀）为主的显著分布特征，虽然利己型自杀在三种社会类型中均表现较为突出，但是，分散型社会的脱苦性利己型自杀在三种社会类型中是最为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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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们再从纵向来说。分散型社会的总体自杀率因老年人自杀率的逐渐走高而被不断拉高，青年人自杀率的显著下降从趋势上来说与团结型社会和分裂型社会基本一致。在类型变化上，分散型社会的生存性绝望型自杀与脱苦性利己型自杀由最初的不明显往最近的极其突出转换并往生存性绝望型自杀单极发展并定型。分散型社会上述纵横两个层面的自杀特征及其产生机制就是我们本章接下来要分析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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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些特点归根结底，就是要着重理解老年人的自杀。对于老年人的自杀，我们从表4-10中其生前的健康状态可以看出，超过3/4（78.42%）的老年人是处于病痛与失能状态，正是这些状态促使他们走向自杀。“不是到了动不了了，这么好的时代，哪个想死呢？”这是我在田野调查中听到的一种高频的解释，而这种解释背后其实反映了分散型社会老年人的自杀主要是因为遭遇养老困境而导致的。养老困境一方面包括老年人的生存问题，简单说就是能否获得生存所需的粮食问题；另一方面即是其遭遇病痛时所需要的治疗问题；再一方面，就是其失能以后在生存以外的生活照料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近30年中，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所涉及的养老困境除五保户外基本都是在家庭内部解决的，没有任何正式的制度支持以解决这些问题（刘燕舞，2009a）。但是，在家庭内部，这些问题的解决主要依靠传统的代际关系的权力结构（即血缘联结度的层面）以及孝道伦理的价值观念（即规则维控度的层面）作为支撑，然而，传统的代际关系以及孝道伦理均在这一类型的社会中发生了剧烈的变动，新形成的代际关系的权力结构以及关于孝道伦理的规则体系无法支撑家庭作为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有力支持单位，因而，老年人的自杀在这一社会类型中才会十分普遍。因此，我们接下来就可以从代际关系与孝道伦理的双重变动两个角度来讨论这一社会中的自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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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血缘联结度的变动与分散型社会的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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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缘联结度的变动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两个层面来做些简要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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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从核心家庭以外的层面来探讨。对照团结型社会与分裂型社会的情况，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两种类型的社会中，在核心家庭层面之外还存在较强的血缘联结单位，在团结型社会中大致是五代以内甚至五代以上的家族能够形成一个宗族联合体，而在分裂型社会中，则主要是在三代以内还能形成有力的小亲族血缘联结单位。我们知道，在团结型社会内部，不管是青年妇女的自杀还是老年人的自杀，基本上都能够从宗族内部获得救助，如我们在第三章中所讨论的青年妇女自杀后的“打人命”行为，以及老年人自杀后宗族内部的惩罚机制，等等。在分裂型社会，其获得救助的可能性及程度要比团结型社会弱得多，但终归还有些可以着力的地方，如同一个小亲族内部会适当出面干涉，有时候这些干预对于潜在的自杀者来说恰恰是有利于阻断他们的自杀念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