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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 珠三角：欲望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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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基于我在2005年至2011年期间在广州、深圳、东莞等地进行的田野调查，其中2005～2008年是集中的田野调查时间，2008年以后又陆陆续续走访了一些城中村，收集了一些图片资料。这几个城市位于珠江三角洲中心区域，也是改革开放起步之地，它们特殊的发展道路、经济地位与人员构成使之成为孕育欲望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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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在改革开放之前是个寂寂无闻的小渔村，人口刚超过3万。而在1980年它成为中国首个经济特区，短短的28年时间里它的人均GDP就已经超过1万美元。深圳毗邻香港，以发达的高科技产业、金融服务业、进出口与物流业著称，充满了活力与发展的潜力。它的城市特色里，最显著的一点恐怕要数“移民城市”这顶桂冠，它的发展与壮大离不开全国各地移民与劳工的巨大贡献与默默耕耘。截至2013年，深圳1062.89万常住人口中，有752.42万为非户籍人口，超过70%。[4]他们从别的省份往沿海地区的流动，他们的日常生活与工作共同构成了这个城市发展的轨迹与历史。在吸引外来劳工为城市建设发光发热这点上，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与深圳争锋——他们使一个小村庄在30年间取得了从零到全国GDP排名第四的伟绩，只在沪、京、广之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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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西北面的邻居，是连接其与广州之间的东莞。东莞与深圳非常相似的一点在于，在其800多万常住人口中，本地户籍人口只有191万，非户籍人口，也就是现在常叫的“新莞人”占到77%。[6]在世界范围内，东莞都称得上是电子、通信科技、玩具、成衣、鞋履等行业的第一生产基地。其中，服装制造业是东莞最著名的产业之一，吸引了许多女性劳动力。田野调查的时候我也见到过很多服装企业贴在大门上的招聘广告，女工的月工资约为1000元人民币，当然，收入高低也与女工的熟练程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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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另一个为人熟知之处在于它的休闲娱乐行业和酒店业，其曾以辐射珠三角的态势吸引了港澳台及全国各地客户。东莞的五星级酒店数量居同等级城市之首，换言之，在中国内地城市中排在京沪之后，名列第三。它的娱乐休闲服务行业门类齐全，经济实惠，服务质量高，规模逐渐扩大，很多地方发展出多元结合的一条龙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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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再往西北，则是广东省省会广州，它是珠三角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和交通中心。2010年广州GDP逾万亿，成为继上海、北京之后第三个进入GDP“万亿元俱乐部”的城市，也是首个经济总量过万亿的省会城市，到2015年已愈1.5万亿[7]，在2006年其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成为“内地第一个进入发达状态”的城市。[8]广州自古以来就是商贸口岸，在2000多年的对外贸易历史中，它曾是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向西方世界输送茶叶、丝绸、象牙和瓷器，也有明清之际十三行的辉煌，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门户。这种源自古代的商业开放与自由之风延续至今，现在广州的进出口贸易依然争霸鳌头，也自然成为外来人口流入的热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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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座城市，与邻近的香港一起形成了珠三角中心的“一小时生活圈”，不到两百公里的高速铁路贯穿四座人口超千万的大城市，这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此外，珠三角与澳门、台湾地区以及东南亚各国地理位置上的相邻，文化、人员往来方面的传统，政策上的各种优惠，都令其在经济发展上充满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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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为珠三角带来发达的经济，同时，一个有趣的现象——一种“语言交换”在珠三角与内地之间悄然而生。20世纪80年代以来，粤语对普通话的影响日渐增大，这种影响自南向北、自东向西，如同一股力量反作用于自80年代开始的从内陆到广东沿海的人口流动大潮。对中国近代语言变迁所做的研究显示，日常普通话中受粤语影响的表达和词语超过600个，皆源于近代香港和广东的方言（陈泽中，2004；温朝霞，2008）。这些词语普遍带有强烈的地域特征，甚至一度被认为充满了资本主义特质，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确是新鲜事物。其中有些词语是全新的，有些在某些时期用而弃之后又随改革开放重新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现在它们都已经被普遍接受并广泛使用。最典型的如上文提到的，“同志”这个最日常不过的称呼变成了“先生”或“小姐”。在全国上下一片关于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议和质疑声中，广东珠三角地区已经率先引入了“证券”与“股票”，发展起“房地产”，兴建“楼盘”，卖“楼花”，率先走上了体制改革与政治改革之路。这里的人们从铺天盖地的银行宣传和媒体广告中率先知道了什么叫“按揭”、“投资”和“收购”。“专卖店”、“健身”和“超市”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标志着新式消费的开始。“跑马”、“休闲”、“夜总会”、“卡拉OK”等各种词语也随着经济的增长、生活水平的提高开始出现在人们的日常表达中，连“包二奶”、“小蜜”也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线。各种娱乐休闲杂志在市场上流行起来，从港台明星到衣着时尚，从星座运程到化妆技巧，包罗万象，满足各年龄层读者的各类需求。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香港的几家电视台在珠三角地区有限落地，港产电视剧、电影、流行歌曲、国外原版影视剧旋即风靡全境，在捧着《广东电视周报》追看各种晚会等娱乐节目的同时，这里的人们又多了很多粤语和英语节目的选择，文化生活日益多元化。有些学者指出，粤方言对普通话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语言上的推动与浸润。它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快速发展、开放心态和主动改革的勇气，使之能成为全国之先（汤志祥，2000；陈泽中，2004；温朝霞，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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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上的演变标识着珠三角地区消费经济的形成及这股力量由东/南向西/北的推进（Enright and Scott，2004：20）。香港导演陈可辛的《甜蜜蜜》生动而真实地捕捉了这种变化与发展的力量。电影的背景是80年代中期内地到香港的移民潮。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广东没有发展大工业，经济非常落后，加上毗邻港澳，经常出现逃港私渡现象，从罗湖游到对岸的人比比皆是，一旦成功便有机会成为香港居民。电影的女主角是从广州移民到香港的，男主角则是从无锡过去的。广州从地理位置上接近香港，语言和生活习惯上也非常相似，因此女主角有时候能成为“假香港人”混在香港人中赚内地同胞的钱。她说过，“我们喝维他奶，吃大快活，到百佳买东西，就和香港人一样！”这里提及的几个香港著名商标成为富足和发达的象征，是迥异的生活方式的体现。透过寥寥数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香港的生活方式对珠三角地区的影响，同时也看到了珠三角地区的人们在同时期所显现出来的对于自己快速经济发展的骄傲。我们从这些语言、生活方式和文化上的变化可以窥见人们表达自我的欲望。改革开放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个人欲望都被压抑，而现在他们终于可以从自己的经历与经验出发为现代化和都市化书写自己的定义。珠三角以外省份的人们也即将开始他们的南下大潮，以广东作为人生大转变的起点，以到广东为荣，以之为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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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的出现带来了人们生活、价值和观念上的深刻转变。正如罗丽莎在她的著作中提到的，“八十年代，人们的谈话中充满了各种‘意识形态’”，她感受到“一股独特的‘政治文化’”（Lisa Rofel，2007：3），而“十年之后中国的年轻人话语中则充满了‘心情’和‘感受’这样的词语”（2007：4）。珠三角是这种风潮的初始之地，浪潮一波接一波地在30年间朝北翻滚。珠三角也成为内陆许多省份人们的逐梦之地，尤其是身处山村腹地，常年经受贫困与自然灾害侵袭的人们，这里成为他们梦想中新生活的开始。这种贫困落后与现代之间的裂缝，经过大众媒体的渲染而被逐渐放大，农村人口似乎在现代化过程中被隔绝、被抛离，如果他们再不到城市去，就会离现代的中心越来越远（Gaetano，2004；Yan，200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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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 女性流动人口：不安的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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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转型以及工业化的进程，中国的城乡二元差距在不断扩大，这一态势在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与某些内陆省份之间表现得尤为明显，也使区域间人口流动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峰。珠三角的经济发展与内陆地区之间的差异也一度被拉大，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些内陆省份制度上的不合理与政府管理理念的落后是造成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魏后凯，2007）。另一个相当关键的原因在于，珠三角作为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区域，像一块强力磁铁吸引着他省的劳动力到此寻找机会与财富。人口大流动初期，外来工中曾经流行过一句话，即“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广东接纳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外来务工人员。他们的到来，满足了珠三角地区经济中低成本制造产业对大量廉价劳动力的需求（Zhang，2001），也是广东经济腾飞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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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山大学发布的《珠三角区域发展报告（2013）》（梁庆寅、陈广汉，2013），该年度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人数已愈5000万。长期以来，根据统计部门、劳动部门和学界的各种估算，在广东省尤其是在珠三角地区流动就业的外省劳动力中的女性比重逐年升高，接近或超过半数（段成荣、张斐、卢雪和，2009）。造成这一性别差异的原因，一是女性外来工年轻、健康、勤奋，二是与男性外来工相比她们往往更能忍耐、顺从。她们主要来自四川、湖南、河北、江西、贵州、广西、河南等省区，多为农村人口，农产品成本上涨和利润下降使务农维生变得更为困难（Zhang，2001）。她们中的部分人也来自小城镇的剩余劳动力群体（同上），或通过劳动部门招募，或利用个人关系及社会网络，或因老乡间口口相传来到广东打工，主要集中于消费品制造业或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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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一史无前例的人口流动趋势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便开始出现（项开来，2004），大量农民工从西往东、由北向南、自内地朝沿海流动。这不仅仅为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作出了贡献，同时还拉动了这一地区的服务业、休闲娱乐业，流动人口中的一部分成为这些产业中主要的人力资源。港澳台地区与国外投资者不断增加，从某种程度上说，让性产业的服务对象与服务场所的增多成为可能（Ziteng，2000）。我在研究中发现，珠三角地区的“小姐”大多数来自广东省外的其他省份。她们的地域流动也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但由于与社会隔绝，为了在城市中生存下去，她们不得不寻觅打工之外的另一种途径。在本书中我也将着力阐述女性流动人口的“两难境地”：乡村的贫困生活令她们心生无奈与无望，而城市对流动人口严格的管制与制度性歧视又造成了另一种困局；更重要的是，“做小姐”如何在这样的处境中成为女性流动人口的一种“合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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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话语与双重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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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通过“努力工作，取得成功”的话语来“鼓励”农村人口为城市经济发展做贡献，但出于户籍制度等各种原因，他们的权益也未能获得全面保障（Yan，2005：3-4）。在“素质”话语的包装与推广下，个人努力与成功与整个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Yan，2003b，2005；Murphy，2004；Kipnis，2006，2007），成为党-国体制下通过提升人口素质来加速推进现代化的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素质”就像一个“万能”（almighty）词语，可以用来解释阻碍国家提升国际地位的各种因素，如农村人口的低素质和文化障碍等（Anagnost，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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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海蓉认为，国家、媒体和精英通过扮演教育者的角色，界定、宣传与利用“素质”的概念，以便在全球资本领域里追求中国的合法性、地位和荣誉。“素质”概念的出现标志着“把人的主体性从属于发展话语”，以帮助新自由主义重塑国家、市场和劳动主体的关系，维持劳动力的持续流动与供给（Yan，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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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正如任柯安（Andrew Kipnis）所指出的那样，“素质”一词“承认了各种形式的社会阶层和政治阶序的合理性，照此逻辑，那些‘高素质’的人理应比‘低素质’的人获得更多的收入、权利与更高的社会地位”（2006：295）。普通民众——尤其是那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人口——被视为低素质的，因此他们必须努力工作、必须受到一定的规制，才有可能在城市里活得更好（这里的“更好”概念通常被符号化为更高的收入、更多的权利和更高的社会地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素质话语的形塑下，民众必须勤奋工作、提升自己的“素质”，才能为社会做出贡献，让国家变得更为富强（Yan，2005）。与此同时，主流话语通过渲染在激烈社会竞争中落伍、过时的焦虑与恐惧，促使民众对这一“素质”话语深信不疑，更多的社会不公就此产生（Anagnost，2004；Kipnis，2006）。这种逻辑、话语和渲染在相对欠发达、城市化程度不高的农村地区更为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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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一个由诸多原子化的个人与碎片化的群体构成的大型的、流动的现代社会中，社会成员事实上并不像主流话语强调、夸大和描绘的那样，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走到一起的，他们是为了各自不同的欲求与目标而出现在同一个场合的。对于各种政治话语和宣传教化，仍然存在“反素质”的例子（Anagnost，2004；Kipnis，2006），性产业中的“小姐”便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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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流动人口既要受“素质”话语的影响，同时又受父权文化的支配。虽然女性流动人口成为支持广东经济发展的重要劳动力，但她们与男性流动劳动力相比，却更为边缘化。在珠三角地区，存在于流动方式、工作种类、收入水平、就业环境与再就业安排等方面的性别歧视和差别仍然相当严重（谭深，1996；任焰、潘毅，2006）。许多公司与工厂出于控制成本、提高竞争力等考虑，迫使工人接受种种不公平的劳动合同与劳动协议（郑广怀，2010）。近年来，随着签订劳动合同的推广与推进，这些情况有所改观，但各种现行劳动合同制度实施中仍存在欠缺，如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滥用试用期条款侵害劳动者权益、限制劳动者的择业自由和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滥用劳务派遣等（程延园，2007）。长期以来，我国的工资增长水平一直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而已经成为第二、第三产业劳动力主体的农民工工资收入更是处于缓慢增长甚至停滞状态（谢茂拾、蔡则祥、黄海艳，2009）。在这一大环境下，许多女工都只能在低技能的、劳动密集型、低收入的工厂中工作，每月工资水平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便基本停滞不前（Zhang，2001）。此外，她们还要面临着工作环境、生育健康、产假福利等方面的困难。性骚扰对他们来说也是一大风险。许多企业希望通过规制工人的身份、性与劳动去最大化自己的所得（Pun，2005；潘绥铭等，2005c：88-89）。女性流动劳动力在工作场合面临的困难与受到的歧视累积成了一种双重的歧视：她们既作为流动劳动力而被歧视，又作为女性而被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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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二元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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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与雇佣、就业有关的不利、不便、不公之外，农村流动人口还要忍受户口带来的制度性歧视之痛，其权利和生活无法像城镇人员那样得到保障（谭深，1996；Huang，2001；陈美球、乔润令，2002）。由于没有城镇户口，农民工在医疗、就业、子女教育等诸多方面的权益事实上被剥夺了（李春玲，2009；樊士德，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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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使要面对这些困难，农民依然希望能进城发展，因为他们在农村的生活情况也不容乐观。根据中国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调研，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加大了扶贫开发力度，使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在30年内减少2亿多人；但根据中国在2009年开始实施的新的扶贫标准（即将贫困线定在人均年纯收入1196元人民币）来测算，中国仍有4007万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扶贫任务依然艰巨[9]，而且1196元人民币这一标准依然远低于联合国制定的每人每日1.25美元的贫困线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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