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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使要面对这些困难，农民依然希望能进城发展，因为他们在农村的生活情况也不容乐观。根据中国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调研，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加大了扶贫开发力度，使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在30年内减少2亿多人；但根据中国在2009年开始实施的新的扶贫标准（即将贫困线定在人均年纯收入1196元人民币）来测算，中国仍有4007万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扶贫任务依然艰巨[9]，而且1196元人民币这一标准依然远低于联合国制定的每人每日1.25美元的贫困线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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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农村男性劳动力外出打工，所以留在当地的务农女性面临着更为特殊的困难（《中国国别社会性别报告》，2002）。她们在怀孕、产后恢复、育儿、家庭地位等方面依然受到农村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与控制（Li，2004）。她们年轻时往往要为自家兄弟放弃自己的受教育机会，要为减轻父母压力而早早出嫁持家。婚姻通常难以实质性地改变她们的财产情况与收入状况。婚姻能将夫妻两人及他们原先的两个家庭所拥有的资源联系起来，但这些来自婚姻内的支持是有限度的甚至是薄弱的。她们在家庭里的自主权是有限的，必须听从婆家吩咐，努力尽到人妻本分，但婆媳关系、夫妻关系因丈夫的离家出现双重失衡，使本来就处于劣势的女性境况雪上加霜（刘燕舞、王晓慧，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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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女性都会选择离开农村，前往城市寻找更好的生活。有相当数量的女性流动人口进入珠三角地区寻找工作，导致这些女性流动劳动力在珠三角的就业变得困难（Gaetano and Jacka，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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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工作，取得成功”话语是片面的，在它背后隐藏着的是注重发展和增长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国家权力的宏观话语，使流动人口本身的视角和经验沦为“低下的”（subterranean）和隐藏的（Yan，2005）。中国的城市人口在2012年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但如此巨大的变化并未为身处其间的中国城镇居民带来太多可以意识和感觉到的剧烈激荡，因为城乡二元体制的分隔，让城镇居民自身体验的周遭生活与农村流动人口截然不同。因此，农村流动人口之外的其他人，是否能真正理解被称为“打工妹”、“农村保姆”的这些形象模糊的群体的种种期盼、想象、努力与抗争，是否能真正接触到所有由她们自己来制造与讲述的关于她们自己的故事，就大大存疑了。农民工对自己经验与期望的表述有可能显现出对某些官方的、主流的、霸权的话语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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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城市并不能为流动劳动力提供安全的、稳定的和有所回报的工作与生活环境，虽然已经有所改善，但他们所期盼的居民权与福利待遇还是难以企及的，他们无法通过自己的劳动与所得真正无阻地享受都市的生活方式。他们缺乏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所认可的技能与所需要的教育水平，因此难以在与拥有各种资源的竞争者的竞争中胜出。他们在异乡谨慎卑微地生活着，有着对黄土故园、田园牧歌的惆怅和思念，但是家乡的记忆已经和打工所在的城市一样让人迷惘；城市仅仅把他们当作外来人口，他们也无法把身处的城市当作自己的归属之地；他们努力地在种种的异样眼光与边缘尴尬下生存，但城市缺少稳定预期的制度安排，使他们很难采取有建设性的长期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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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人忧虑的是，农民工们的生活似乎因此陷入了一种怪圈：他们因为对自身在社会结构中所处位置的失望与无奈，所以希望能通过频繁地在地域上和行业间进行流动来加以改善与提升；但这些流动又往往给他们带来了更深层次的限制与绝望。他们无可奈何地成为城市文化与农业社区的双向边缘人、相对工厂区当地居民来说没有过去的异乡人、就社会流动机会而言没有未来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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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就业与夹缝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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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娱乐休闲产业就成为那些被解雇的、无法找到工作的或者对现在所从事工作感到不满的女性流动人口的可能选择与容身之处。不少女性也选择了此行业来满足自己的各种物质、情感和精神欲望（Ding and Ho，2008）。珠三角毗邻港澳，吸引了众多港澳台地区与国外投资者到粤投资办厂，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休闲娱乐行业场所和从业者增多的拉动因素（潘绥铭，2000；Ziteng，2000）。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晚期起，伴随着歌厅、夜总会、按摩店、休闲中心、桑拿浴室等夜间娱乐场所的出现，休闲娱乐产业的“本地”需求也开始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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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流动劳动力群体依然是一群处于社会底层而且前途渺茫的人，循规蹈矩的行为方式已经无法使他们在社会夹缝中获取流动机会，勤奋努力的表现也无法消除他们所体验到的不公平与相对剥夺感。因此，他们只能通过打破常规的社会运行规则来获取行为意义的合理性或合法性基础。投身此行业的女性对主流正统的观念所极力主张的“努力工作，取得成功”的说法抱有模糊的认识，并且放弃了“进工厂积极工作，为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并改善自己生活”的想法。她们选择了这个行业，希冀能在城市生活的边缘获得比身为女工更好的生活。进入这一行，时间更为灵活，不需遵循工厂严苛的时间管理制度；收入虽不十分稳定，却也比在工厂打工要高（研究发现，娱乐行业的平均月收入是工厂的5倍左右或更多，取决于不同的娱乐场所和工作性质）；她们租住在城市中心的商品房里，而不是住在逼仄的市郊工厂宿舍中；她们的衣着打扮比工厂女工时尚潮流；她们接触到更多都市生活方式，比如上网、超市购物、在小区居住，也建立起一定的城市人际关系网络，因此信息资源更多，与外界接触更紧密；等等。生活中的消费和细小物品，如高跟鞋、化妆品、护肤品、手机、时尚衣衫、潮流杂志等，都成为她们体验现代化生活的方便、乐趣，在生活中实现自尊、自爱，表达自我价值和欲望的依托。这都是工厂打工妹无法企及的生活方式。工厂宿舍制度下女工被“囚禁于”现实生活和现代中国发展之间的狭窄空间里，既不想回到传统农村价值观中去，又无法充分体验消费浪漫主义。从某种程度上说，部分女性进入休闲娱乐行业的选择反映的是她们对社会现实的反抗与控诉，也表达了她们尽快融入城市、分享现代化成果的欲望，这是她们在困难生活中获取生活意义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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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工作选择也会带来种种制约与负面影响。从事休闲娱乐行业，收入不稳定，抽烟、喝酒、打麻将甚至赌博都是家常便饭，接触的人员鱼龙混杂，这是打架斗殴、暴力、强奸等犯罪滋生的温床。女性在其中时常被置于男性目光之下，而娱乐休闲行业的众多行规也使她们暴露于性别歧视之中。另外，休闲娱乐行业的工作带有行业污名，社会地位较低，由职业带来的满足感较低，会使女性就业者产生异化感。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女性，到工厂打工受到种种制约与煎熬，然而另辟蹊径也是困难重重。对她们来说，干这个行业是“吃青春饭”，并非长久之计，但它能在表面上满足她们对城市化生活的想象和对分享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成果的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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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参与现代化的方式是另类的，她们以手边现成的、易得的资源为自己构建不同的生活，赋予了发展、现代化、城市化别样的意义。这就是她们想要作为都市化/现代化主体的欲望下的一种选择。在制度和社会文化的制约下，能否真正获取身份与社会福利在她们看来并不是最重要的，自我满足感与自我形象的改变才是最直接的收益。这个过程也是这些女性表达自己的性别、阶层、权利理想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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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言说”（speaking）并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一种“长期的、日常的社会化过程”（long-term everyday socialization）（Yan，2005b）。身为缺少公民身份与权益，处于灰色地带甚至缺乏合法身份的弱势群体——从事娱乐行业工作的农村女性流动人口并未获得大声发言、集体对抗的权利。集体行动、身份政治与争取政治权利活动对这一群体来说都遥不可及。就像德赛托（1984）用“战术”（tactics）而非“战略”（strategies）来形容普通人、平凡人在日常生活中对压迫和不公的微小抗争一样，她们的挣扎和协商也是琐碎、微观的。而因为所拥有的资源有限，她们的抗争更是自发的、局部的和碎片化的。Malbon（1997；1999a，b）的“玩是一种抵抗”、“玩闹间的生命力”（playful vitality）等概念，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女性的日常生活。她们在休闲娱乐行业“娱乐性”的日常工作中注入了自己对生活的念想，对成为城市一分子的渴望和对现代化生活的追求。她们在每一个具体的时刻积聚力量，用自己进入这一行业的选择对婚姻、家庭、就业和两性关系等现有制度提出了潜在的挑战。在身份政治的分析取径之外，解读欲望和日常生活细节能使我们更清楚地理解这群女性如何定义主体性、城市化与现代化。欲望、梦想、期望有时候显得很抽象，却是非常有用的语言，它们表达的是某个特定社会经济政治背景下某一群人对某个社会进程的经验。在对于弱势/底层人群的研究中，从身份政治到解读欲望，是理论框架上的一个重要补充与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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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 中国式娱乐休闲行业隐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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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地区的娱乐休闲行业是经济快速增长的产物，改革开放30余年，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城乡间、城市间人员流动密集，与我国港澳台、东南亚乃至全世界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同时，这个行业的发展也离不开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变迁（潘绥铭，1997；Ziteng，2000）。把其放入相应的社会脉络中看的话，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从业女性的经历、经验，把握她们赋予自己行为、生活的意义，看到她们的个人经验与理解中存在的差异，也能更好地分析她们是如何以及为什么通过日常生活实践和语言进行微弱抗争，而非通过规模更大、形式更明确的政治或权益运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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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公安部颁布了《公安部关于坚决制止卖淫活动的通知》，开启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禁娼的序幕（潘绥铭等，2005b：195）。这是一个重要的文献，因其“直言不讳地总结了至今为止的禁娼理论的几乎所有基点”（同上：205）。该通知乃至其后的禁娼法规皆认为，卖淫活动是随着改革开放，外国与中国港澳台资本涌入带来的腐朽之物，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丑恶，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容不得这样的现象的。卖淫、嫖娼给社会主义中国抹黑，是一个严重的意识形态与政治问题，而在当时的中国，“地方反坏右”的思想仍然占据主流，因此这还是一个阶级问题，卖淫女性可能是受到了坏人、流氓分子的引诱唆使而失身失足，再往后发展，她们也被认为是贪图享受、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道德堕落者。卖淫现象败坏社会主义道德风尚，腐蚀人们的思想，危害社会安全和稳定，有损国家脸面和声誉，是要被坚决打击和消灭的，不能作出任何的让步和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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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我国第一次对卖淫、嫖娼实行“严打”，自此，各地纷纷出台法令法规，禁娼进入如火如荼的加重处置阶段，对于卖淫、嫖娼者的处罚与“引诱、容留、强迫妇女卖淫”者一样有强化惩罚的倾向（同上：210）。全国范围内的“扫黄”行动每年不断。90年代以来，有关法律法规持续加重，对卖淫、嫖娼行为采取收容教育和劳动教养手段处理，最长可达两年（同上：215）。之后，禁娼工作重点从“扫黄”转到“打非”，重点整治涉及娱乐、性产业的黑社会组织和犯罪集团；警察内部的纪律问题、执法人员的执法准则、卖淫场所整治等都成为不同时期的工作重点。但无论如何，禁是基调，道德评判是主调，相关人员被妖魔化，在相关法令法规里，他们的道德败坏行为必须得到惩罚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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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现实中情况是否如此呢？广东的娱乐业一直较为发达，其禁娼工作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一直是“最早、最狠、涉及面最广”的，潘绥铭曾将广东的地方法规与中央法规做过对比，发现其比中央法规更严更超前（同上：253），比如，它是全国率先提出“包养暗娼”概念并对其进行惩罚的省份。但禁娼30余年来，在层层打压下，广东的性产业依然颇具规模，而且发展迅猛，甚至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在珠三角地区，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性产业在一次次“扫黄打非”运动与整治中发展出独特的形式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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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该产业形成了高度隐秘的态势，隐藏于娱乐、休闲、旅馆业甚至饮食业等行业外衣之下。当然，“隐秘”的程度随着性产业的发展而降低，一些歌舞娱乐场所会提供色情服务。但我国禁娼的法律法规，导致其存在形式多样化，不像很多性产业部分合法化的国家和地区，如荷兰、英格兰、泰国、美国部分州、中国香港等，以公开的“成人情趣店”或“红灯区”形式存在。从业女性的身份也较为隐秘，她们可能是“公关”、“部长”、“服务员”（如在KTV和休闲会所中）、“发廊女”或按摩女，也有可能是学生甚至是“老婆”，在半涉性或涉性行业中提供相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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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由于其隐秘性质，休闲娱乐业中的从业人员处于较为分散的生活、从业状态。除了上文提过的那些休闲娱乐场所外，街头、住宅小区、宾馆等都可能成为提供性服务的地方。他们居住也相对分散，大多数人都在城市各处租房住，较少形成集中或成片的聚居点。“红灯区”的形式在我国并不常见，但在某些时期我国西南和珠三角的某些地方也曾存在过颇具规模的“红灯区”，与荷兰或伦敦苏豪区等较为著名的“红灯区”不一样的是，我国所谓的“红灯区”是夜总会、发廊、桑拿按摩馆、休闲馆、KTV等娱乐场所集中聚集的街区的别称，而非形式明显的情色商店、成人性店或脱衣舞秀场等。后文将会对此有详细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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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性产业中的从业人员都是高流动性的。“流动性”首先指的是他们工作场所的不定性。同一拨人在不同时段可能在不同地点工作，哪里有客人就去哪里。我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也曾目睹一家KTV的妈咪电话通知另一家歌厅说她们的场子里缺少小姐，于是另一家的小姐们匆匆赶至。而为了更好地隐藏，小姐和客人交易的地点也不固定，通常在夜总会或歌舞厅里见面之后，他们会谈妥要干什么、多少钱，如果要小姐出台，他们会另择地方，比如邻近的时钟酒店等。夜总会或歌舞厅附近通常都会有这类小酒店，有些场子则在同一栋楼的楼上设置酒店房间以方便交易。流动性的第三层意思是指性产业中从业人员流动人口的背景。他们大多来自广东以外的其他省份，到广东后因老乡关系互相介绍从一个地方换到另一个地方，从一家营业场所换到另一家的情况也很常见（黄盈盈、潘绥铭，2003：13-15）。珠三角地区性产业从业人员的这种流动性是相当有特色的，女性流动人口是性产业中的主要劳动力，那么因流动而产生的变动和不定性就决定了这个地区性产业的一些特征，比如，行业内的高变动性与人员的高流失比例。这也是流动性所指的第四层意思——很多从业者将此作为一份临时的、短期的“工作”，没有长久的计划和打算。在城乡结合部或城中村价格较为低廉的发廊中，人员流动性是很大的，我做田野调查的几年间，认识的发廊小姐几乎没在同一个地方待过一年以上，很多人做了几个月就到别的地方去了，有的“往高处发展”，换到夜总会或歌舞厅，有的自己做了妈咪，带了几个女孩子，还有的转到“麻将馆”中继续接客。有趣的是，性产业的人员流动周期与纺织业、成衣制造业的生产周期呈现交叉相错的态势，也就是说，某些休闲娱乐、涉性营业场所的营业高峰是夏季，而此时正是工厂生产的相对淡季，反之亦然，女性劳动力就在这些行业间流动（顾则徐，2004）。而出于补充家用、寻求不同工作环境、建立不同的人际关系网络等需要，女性在不同营业场所之间的流动亦很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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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由于从业者的高度流动性，他们往往没有固定的身份，也就是说，这些女性可能此时是餐厅服务员、清洁工、工厂工人或家庭主妇，彼时就成了小姐、妈咪或“二奶”。这里所讲的“二奶”是指小姐中的“自由职业者”，她们不需要“上班”也不需要站街，在家中为较为固定的对象提供较为长期、稳定的服务，收取费用。因此，当男人不在家的时候她们通常还会兼顾一些别的工作，比如帮工厂做些零活或当临时的清洁工等，或出去站街拉客，这一点，潘绥铭在其书中也有介绍（2000：483-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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