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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这两个目的，本研究提出以下一系列研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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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性产业的从业女性如何描述自己的婚姻和情感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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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婚恋经历如何影响她们的生活道路和生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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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她们如何通过不同的性和情色实践挑战现有的婚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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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她们如何描述农村生活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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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她们如何理解“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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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珠三角的经济、社会、文化背景影响下，她们有什么样的生活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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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她们如何看待自己正从事的这个“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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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和“性工作者”相比较而言，她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和所处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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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她们如何通过自我身份认同挑战现有的工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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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城市生活和色情行业对于这些既为流动人口又为“小姐”的女性设置了怎么样的困难和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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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自我实践如何成为这些女性争取自我空间与实现欲望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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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我读了不少相关的著作资料，看到了在娼妓问题上女性主义、社会学、政策制定者各流派间围绕着它的性质、合法性与制度方面展开的论辩。我意识到，娼妓问题，无论是对我国来说还是对其他国家而言，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社会现象，而它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它的性质究竟如何，其中从业者的个人生活与经历如何，在这些问题上各流派意见不一，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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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中国的性产业问题不可一概视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败笔，或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腐败，或是男权至上的结果。但若在现阶段将之作为合法工作也不符合中国国情与社会实际。它的复杂性、变化性往往令与之伴生的性别关系、就业、公共卫生、社会秩序等问题变得难以解决。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些问题，我认为有必要从另一方面去作检视——我们不仅要从专家/学者/政策制定者/社会工作者的角度去理解问题，更要从从业者自身的角度去体会，在我们作出任何结论、实务方案或社会政策之前，我们要力求理解并尊重他们的想法与做法。然而如今的现实是，国内的“严打”禁令、从学术角度作出的各种评判与谴责和大众媒体刻画的悲惨与淫乱的娼妓生活场景合力塑造了一幅关于她们的“真实”图景，从某种程度上扭曲了从业女性的生活经验。各方关注的焦点不同，建构角度不同，不同程度地造成了片面理解和偏见，也逐渐造成了学术界/政府/大众与从业者本身之间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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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女性的生活经验、对工作与生活的看法和期待、她们面对的社会环境等，都是我们省思性产业和娼妓问题的重要基础，不关注这些问题，就好比只看到冰山一角，只停留在现象表面。那么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厘清中国性产业的特点与珠三角的社会背景。在接下来的几个部分里我将重点分析：①珠三角快速发展的历史与现实，②城乡流动与性别化的就业形势，③禁令之下的性产业发展状况。性产业遮遮掩掩的发展背后是什么样的社会情境？是什么样的背景造就了这些女性的欲望与梦想？解答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我们分析一定的社会、历史、经济、法制等条件下女性的欲望，有助于我们理解她们为了实现这些梦想所作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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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 珠三角：欲望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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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基于我在2005年至2011年期间在广州、深圳、东莞等地进行的田野调查，其中2005～2008年是集中的田野调查时间，2008年以后又陆陆续续走访了一些城中村，收集了一些图片资料。这几个城市位于珠江三角洲中心区域，也是改革开放起步之地，它们特殊的发展道路、经济地位与人员构成使之成为孕育欲望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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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在改革开放之前是个寂寂无闻的小渔村，人口刚超过3万。而在1980年它成为中国首个经济特区，短短的28年时间里它的人均GDP就已经超过1万美元。深圳毗邻香港，以发达的高科技产业、金融服务业、进出口与物流业著称，充满了活力与发展的潜力。它的城市特色里，最显著的一点恐怕要数“移民城市”这顶桂冠，它的发展与壮大离不开全国各地移民与劳工的巨大贡献与默默耕耘。截至2013年，深圳1062.89万常住人口中，有752.42万为非户籍人口，超过70%。[4]他们从别的省份往沿海地区的流动，他们的日常生活与工作共同构成了这个城市发展的轨迹与历史。在吸引外来劳工为城市建设发光发热这点上，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与深圳争锋——他们使一个小村庄在30年间取得了从零到全国GDP排名第四的伟绩，只在沪、京、广之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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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西北面的邻居，是连接其与广州之间的东莞。东莞与深圳非常相似的一点在于，在其800多万常住人口中，本地户籍人口只有191万，非户籍人口，也就是现在常叫的“新莞人”占到77%。[6]在世界范围内，东莞都称得上是电子、通信科技、玩具、成衣、鞋履等行业的第一生产基地。其中，服装制造业是东莞最著名的产业之一，吸引了许多女性劳动力。田野调查的时候我也见到过很多服装企业贴在大门上的招聘广告，女工的月工资约为1000元人民币，当然，收入高低也与女工的熟练程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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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另一个为人熟知之处在于它的休闲娱乐行业和酒店业，其曾以辐射珠三角的态势吸引了港澳台及全国各地客户。东莞的五星级酒店数量居同等级城市之首，换言之，在中国内地城市中排在京沪之后，名列第三。它的娱乐休闲服务行业门类齐全，经济实惠，服务质量高，规模逐渐扩大，很多地方发展出多元结合的一条龙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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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再往西北，则是广东省省会广州，它是珠三角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和交通中心。2010年广州GDP逾万亿，成为继上海、北京之后第三个进入GDP“万亿元俱乐部”的城市，也是首个经济总量过万亿的省会城市，到2015年已愈1.5万亿[7]，在2006年其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成为“内地第一个进入发达状态”的城市。[8]广州自古以来就是商贸口岸，在2000多年的对外贸易历史中，它曾是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向西方世界输送茶叶、丝绸、象牙和瓷器，也有明清之际十三行的辉煌，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门户。这种源自古代的商业开放与自由之风延续至今，现在广州的进出口贸易依然争霸鳌头，也自然成为外来人口流入的热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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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座城市，与邻近的香港一起形成了珠三角中心的“一小时生活圈”，不到两百公里的高速铁路贯穿四座人口超千万的大城市，这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此外，珠三角与澳门、台湾地区以及东南亚各国地理位置上的相邻，文化、人员往来方面的传统，政策上的各种优惠，都令其在经济发展上充满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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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为珠三角带来发达的经济，同时，一个有趣的现象——一种“语言交换”在珠三角与内地之间悄然而生。20世纪80年代以来，粤语对普通话的影响日渐增大，这种影响自南向北、自东向西，如同一股力量反作用于自80年代开始的从内陆到广东沿海的人口流动大潮。对中国近代语言变迁所做的研究显示，日常普通话中受粤语影响的表达和词语超过600个，皆源于近代香港和广东的方言（陈泽中，2004；温朝霞，2008）。这些词语普遍带有强烈的地域特征，甚至一度被认为充满了资本主义特质，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确是新鲜事物。其中有些词语是全新的，有些在某些时期用而弃之后又随改革开放重新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现在它们都已经被普遍接受并广泛使用。最典型的如上文提到的，“同志”这个最日常不过的称呼变成了“先生”或“小姐”。在全国上下一片关于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议和质疑声中，广东珠三角地区已经率先引入了“证券”与“股票”，发展起“房地产”，兴建“楼盘”，卖“楼花”，率先走上了体制改革与政治改革之路。这里的人们从铺天盖地的银行宣传和媒体广告中率先知道了什么叫“按揭”、“投资”和“收购”。“专卖店”、“健身”和“超市”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标志着新式消费的开始。“跑马”、“休闲”、“夜总会”、“卡拉OK”等各种词语也随着经济的增长、生活水平的提高开始出现在人们的日常表达中，连“包二奶”、“小蜜”也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线。各种娱乐休闲杂志在市场上流行起来，从港台明星到衣着时尚，从星座运程到化妆技巧，包罗万象，满足各年龄层读者的各类需求。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香港的几家电视台在珠三角地区有限落地，港产电视剧、电影、流行歌曲、国外原版影视剧旋即风靡全境，在捧着《广东电视周报》追看各种晚会等娱乐节目的同时，这里的人们又多了很多粤语和英语节目的选择，文化生活日益多元化。有些学者指出，粤方言对普通话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语言上的推动与浸润。它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快速发展、开放心态和主动改革的勇气，使之能成为全国之先（汤志祥，2000；陈泽中，2004；温朝霞，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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