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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 中国式娱乐休闲行业隐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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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地区的娱乐休闲行业是经济快速增长的产物，改革开放30余年，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城乡间、城市间人员流动密集，与我国港澳台、东南亚乃至全世界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同时，这个行业的发展也离不开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变迁（潘绥铭，1997；Ziteng，2000）。把其放入相应的社会脉络中看的话，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从业女性的经历、经验，把握她们赋予自己行为、生活的意义，看到她们的个人经验与理解中存在的差异，也能更好地分析她们是如何以及为什么通过日常生活实践和语言进行微弱抗争，而非通过规模更大、形式更明确的政治或权益运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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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公安部颁布了《公安部关于坚决制止卖淫活动的通知》，开启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禁娼的序幕（潘绥铭等，2005b：195）。这是一个重要的文献，因其“直言不讳地总结了至今为止的禁娼理论的几乎所有基点”（同上：205）。该通知乃至其后的禁娼法规皆认为，卖淫活动是随着改革开放，外国与中国港澳台资本涌入带来的腐朽之物，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丑恶，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容不得这样的现象的。卖淫、嫖娼给社会主义中国抹黑，是一个严重的意识形态与政治问题，而在当时的中国，“地方反坏右”的思想仍然占据主流，因此这还是一个阶级问题，卖淫女性可能是受到了坏人、流氓分子的引诱唆使而失身失足，再往后发展，她们也被认为是贪图享受、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道德堕落者。卖淫现象败坏社会主义道德风尚，腐蚀人们的思想，危害社会安全和稳定，有损国家脸面和声誉，是要被坚决打击和消灭的，不能作出任何的让步和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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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我国第一次对卖淫、嫖娼实行“严打”，自此，各地纷纷出台法令法规，禁娼进入如火如荼的加重处置阶段，对于卖淫、嫖娼者的处罚与“引诱、容留、强迫妇女卖淫”者一样有强化惩罚的倾向（同上：210）。全国范围内的“扫黄”行动每年不断。90年代以来，有关法律法规持续加重，对卖淫、嫖娼行为采取收容教育和劳动教养手段处理，最长可达两年（同上：215）。之后，禁娼工作重点从“扫黄”转到“打非”，重点整治涉及娱乐、性产业的黑社会组织和犯罪集团；警察内部的纪律问题、执法人员的执法准则、卖淫场所整治等都成为不同时期的工作重点。但无论如何，禁是基调，道德评判是主调，相关人员被妖魔化，在相关法令法规里，他们的道德败坏行为必须得到惩罚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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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现实中情况是否如此呢？广东的娱乐业一直较为发达，其禁娼工作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一直是“最早、最狠、涉及面最广”的，潘绥铭曾将广东的地方法规与中央法规做过对比，发现其比中央法规更严更超前（同上：253），比如，它是全国率先提出“包养暗娼”概念并对其进行惩罚的省份。但禁娼30余年来，在层层打压下，广东的性产业依然颇具规模，而且发展迅猛，甚至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在珠三角地区，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性产业在一次次“扫黄打非”运动与整治中发展出独特的形式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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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该产业形成了高度隐秘的态势，隐藏于娱乐、休闲、旅馆业甚至饮食业等行业外衣之下。当然，“隐秘”的程度随着性产业的发展而降低，一些歌舞娱乐场所会提供色情服务。但我国禁娼的法律法规，导致其存在形式多样化，不像很多性产业部分合法化的国家和地区，如荷兰、英格兰、泰国、美国部分州、中国香港等，以公开的“成人情趣店”或“红灯区”形式存在。从业女性的身份也较为隐秘，她们可能是“公关”、“部长”、“服务员”（如在KTV和休闲会所中）、“发廊女”或按摩女，也有可能是学生甚至是“老婆”，在半涉性或涉性行业中提供相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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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由于其隐秘性质，休闲娱乐业中的从业人员处于较为分散的生活、从业状态。除了上文提过的那些休闲娱乐场所外，街头、住宅小区、宾馆等都可能成为提供性服务的地方。他们居住也相对分散，大多数人都在城市各处租房住，较少形成集中或成片的聚居点。“红灯区”的形式在我国并不常见，但在某些时期我国西南和珠三角的某些地方也曾存在过颇具规模的“红灯区”，与荷兰或伦敦苏豪区等较为著名的“红灯区”不一样的是，我国所谓的“红灯区”是夜总会、发廊、桑拿按摩馆、休闲馆、KTV等娱乐场所集中聚集的街区的别称，而非形式明显的情色商店、成人性店或脱衣舞秀场等。后文将会对此有详细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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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性产业中的从业人员都是高流动性的。“流动性”首先指的是他们工作场所的不定性。同一拨人在不同时段可能在不同地点工作，哪里有客人就去哪里。我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也曾目睹一家KTV的妈咪电话通知另一家歌厅说她们的场子里缺少小姐，于是另一家的小姐们匆匆赶至。而为了更好地隐藏，小姐和客人交易的地点也不固定，通常在夜总会或歌舞厅里见面之后，他们会谈妥要干什么、多少钱，如果要小姐出台，他们会另择地方，比如邻近的时钟酒店等。夜总会或歌舞厅附近通常都会有这类小酒店，有些场子则在同一栋楼的楼上设置酒店房间以方便交易。流动性的第三层意思是指性产业中从业人员流动人口的背景。他们大多来自广东以外的其他省份，到广东后因老乡关系互相介绍从一个地方换到另一个地方，从一家营业场所换到另一家的情况也很常见（黄盈盈、潘绥铭，2003：13-15）。珠三角地区性产业从业人员的这种流动性是相当有特色的，女性流动人口是性产业中的主要劳动力，那么因流动而产生的变动和不定性就决定了这个地区性产业的一些特征，比如，行业内的高变动性与人员的高流失比例。这也是流动性所指的第四层意思——很多从业者将此作为一份临时的、短期的“工作”，没有长久的计划和打算。在城乡结合部或城中村价格较为低廉的发廊中，人员流动性是很大的，我做田野调查的几年间，认识的发廊小姐几乎没在同一个地方待过一年以上，很多人做了几个月就到别的地方去了，有的“往高处发展”，换到夜总会或歌舞厅，有的自己做了妈咪，带了几个女孩子，还有的转到“麻将馆”中继续接客。有趣的是，性产业的人员流动周期与纺织业、成衣制造业的生产周期呈现交叉相错的态势，也就是说，某些休闲娱乐、涉性营业场所的营业高峰是夏季，而此时正是工厂生产的相对淡季，反之亦然，女性劳动力就在这些行业间流动（顾则徐，2004）。而出于补充家用、寻求不同工作环境、建立不同的人际关系网络等需要，女性在不同营业场所之间的流动亦很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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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由于从业者的高度流动性，他们往往没有固定的身份，也就是说，这些女性可能此时是餐厅服务员、清洁工、工厂工人或家庭主妇，彼时就成了小姐、妈咪或“二奶”。这里所讲的“二奶”是指小姐中的“自由职业者”，她们不需要“上班”也不需要站街，在家中为较为固定的对象提供较为长期、稳定的服务，收取费用。因此，当男人不在家的时候她们通常还会兼顾一些别的工作，比如帮工厂做些零活或当临时的清洁工等，或出去站街拉客，这一点，潘绥铭在其书中也有介绍（2000：483-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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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 本书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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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将围绕性产业中女性从业者的生活方式和对“工作”的理解两大主题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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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会分析她们的情感、爱恋、婚姻、婚外关系等情色实践（erotic practices），探索她们对亲密关系的不同理解如何对生活道路的选择产生长期的影响。在这些女性的叙述和日常生活中我们能看到她们成为性主体（sexual subject）和现代主体（modern subject）的欲望——她们要寻求生活中的愉悦，希望在亲密关系中能有更多选择，也希望在不同的性别形象和性脚本（sexual scripts）中游走从而得到更多自由的空间，等等。她们在日常生活的自我实践[10]中挑战既有性别规范，努力突破自己的界限，实现自我转变。通过检视这群女性的性/情色追求我们能更明白情感道路上的挣扎与困惑是如何影响她们生活道路的选择的，也能进一步探讨她们自己赋予这个选择的意义，否则要分析她们的欲望与主体性何在将是一件空洞而困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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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会详细分析这群女性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实践，如消费、打扮、尝试城市生活方式等。和所有其他从农村到城市的农民工一样，她们有着城市化的梦想，而这深刻地改变了她们的生活道路。在这一部分内容里，我将首先呈现她们对农村贫困的叙述，以及对青春的理解，通过一层层地剥离我们可以窥见的这些叙述背后的她们的欲望——同样，是成为都市化主体（urban subject）和现代化主体——能分享到更多城市化的果实，拥有更多社会资源和个人发展和上升的机会。然后我将探讨她们如何通过城市化表征去建立自己的都市形象。这些表征物对于身为流动人口、自身并无什么向上移动的社会资源的小姐们显得非常重要。在城市中她们甚至无法享受完整的公民权利，还要时时忍受各种歧视与污名，她们只能获取城市生活的“外衣”，却永远也成不了真正的“城市居民”。都市化表征物是她们身边较易获取的资源，为她们带来自我尊严感和情感上的满足，因此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性意义。我认为，尽管日常的自我实践琐碎、微小、表面甚至不足道，却是这群女性重新评估自我、实现自我转变的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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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我会阐述这群女性的自我身份认同和她们对“性工作”和“工作”的看法和理解。休闲娱乐业和性产业中的从业女性对自己的这份“行当”有不同的理解，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份“工作”。相对于“性工作者”这样的称呼，她们更喜欢“小姐”的名头，这个词听起来具有都市意味，更开放和摩登，而它原本作为对年轻未婚女子的称呼使其听起来更年轻，当然，对于不同的人，它具有不同的意涵。她们在这个简单的词语上投射了自己成为性主体、城市化主体和现代化主体的欲望，这也是她们的去污名策略和性别策略（Kong，2009）。工作对于这群女性来说并非必然选择，在本书中我也将展示她们对于“工作”的理解：对于她们来说，什么是工作？除了工作，她们能做什么？工作制度中有什么阶层和性别角色限定？她们如何挑战这种制度限制？在珠三角复杂的性产业发展背景下，这些问题对于我们了解女性的从业选择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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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将详细展现娱乐行业、性产业中的从业女性在各种环境与制度夹缝中的生存策略和日常实践，从空间策略、语言游戏、性别形象等各方面进行分析。作为流动人口，又是“小姐”，这群女性背负了种种污名，也要面对生活中的许多困境，那么她们是如何在现在的生活中集聚社会资源为自己正名的呢？赋权在她们身上有没有可能？她们如何定义“现代化”和“都市化”？她们自己的现代化和都市化又是怎样的？我会运用一个较新的概念——性资本，来分析这些日常实践。合法身份与相应的公民权利在小姐的生活中还是难以企及的，那么日常实践和微小抗争就成为她们维护自主性与权益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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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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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珠三角的社会、经济、文化情境下考察其休闲娱乐行业、性产业中的女性从业人员的生活经验、日常实践和意义，旨在理解这一地区从事特殊行业的女性的欲望。本研究运用了社会建构和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视角，提出的研究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这些女性对于自己就业选择的理解，她们的欲望以及她们努力实现这些欲望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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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女性的欲望并不是以清晰的生活计划的姿态出现在她们心里的，很多时候也许只是依稀的梦想、渴望，心底的无意识的动力，或对未来的想象，甚至只是并无依据的臆测而已。她们没有具体的目标或打算，也没有什么资源，但有一种耐性和毅力去为自己在贫困的农村生活和艰辛的城市打拼之外创造一种生存的空间。作为女性流动人口和小姐，她们在过往的农村生活和现在的城市生活中都面临许多困难和滋扰，经济条件不好，受教育程度低，上升空间狭小，但她们已经跨出了克服限制的第一步。她们实现这些欲望的方式也是随意、自由而散漫的，非明确的、计划性的，她们的主体性体现在生活实践中的方方面面，时刻准备着摆脱限制，为自己创造新机会和条件，可以说是一种隐性的逾越（Ho，2006，2007b，200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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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这本书能为我们深入了解特定时期，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环境下我国的性产业和从业者状况提供一个契机与参照，我希望它能作为一个我们和她们相互理解的良好开端。通过质疑“性工作者”的提法，我希望消解对从业女性大一统的看法，凸显流动性自我身份认同（self identification）和多元理解的重要性。欲望概念在本书中是一个关键的分析工具，而自我实践是观察这群女性如何建构自我和实现欲望的重要场所。在此研究中我运用性资本的概念来分析她们的生活、工作技能，以及阐述她们日常生活中对资源的灵活积累。通过这几个核心概念，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这群女性所想、所求与所为。主体性不再停留在抽象的层面上，它具象化为不同的意涵，我将一一在本书中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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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辞海》、《现代汉语词典》等的“小姐”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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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们通常称呼年纪稍长的女性为“女士”，但有时候“小姐”也通用。农村地区对女性一般较少用“小姐”的称呼，而用“大姐”、“大妹子”等其他称呼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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