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159867
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 研究伦理、信度、效度与自反性
1703159868
1703159869
虽然关于质性研究有效性和信度的争论还在持续（参见Kvale，1995；Dorothy，2003；Guba and Lincoln，2005），它们并无统一的定义与检验方式，而是情境性和相对的（Maxwell，2002；Golafshani，2003），但无疑质性研究学者还是要关注如何在实际研究中理解与贯彻效度与信度。在以人为主体对象的社会科学研究中，还要考虑良好的研究伦理，以“保护个体、社区和整体环境，潜在来说有利于创造更加和谐的世界”（Israel and Hay，2006：2）。在田野调查中，除了尽力从研究过程中得到更多外，我考虑的便是如何既保护自己，又能最大限度保护好我的研究对象们（Jason，2007：519-520），使其也能从研究过程中有所受益。本部分整理了我的经历、经验、想法和反思，期望跟读者一起分享。
1703159870
1703159871
知情同意
1703159872
1703159873
通常来说，研究伦理有四方面的考虑，分别是：知情同意、信息保密、趋利去害与保持良好和公正的关系（Marshall and Rossman，2006）。本研究中的所有受访者都是在自愿的基础上接受访谈的。在访谈之前我都会花一段时间与她们混熟一些，好让她们知道我是谁，我在干什么，为什么会对她们和她们的生活感兴趣，为什么需要她们的帮助和参与，研究是怎么一回事，整个过程大致如何，成果将会如何运用等，因此花在日常交流上的时间是比较多的。我告诉她们如果时间不允许或出于任何原因她们不想继续参与了都可以随时“退出”，并且如果她们有任何自己的想法或疑问都可以随时提出，总之目的就是一个，不要让自己觉得不自在。前文也提到，让她们提问是个好方法，如果她们想要了解任何她们感兴趣或关心的事情都可以尽管问，然后再决定是否乐意参与或与我交朋友。有意思的是，最常问的问题是关于读博士到底是怎样的、是不是很难、每天要做些什么、是不是要读很多书、国外生活又是怎样的等。大学生活、国外生活对于她们来说都只是“想象中的事情”，在她们的日常生活中连碰到一个大学生都不是件理所当然的事，更不要说我这样一个高学历的人，因此她们充满了好奇心。这种好奇心甚至延伸到我同学身上——她们是些什么人，在做什么研究。在聊天中我告诉她们，我在香港的同学里有一个在做恋爱暴力的研究，一个在做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在上海生活的年轻女性的研究，一个在研究性交困难，一个在研究单亲母亲的生活。小姐们对此感到既新奇又高兴，一个典型的反应就是，“原来有人在做这些的”，“原来有人关心我们”，都觉得应该有人多看看女人的生活。阿娟就明确跟我说，“你们做的这些事情是很值得尊重的，我觉得应该支持”。另一个受访者明姐则说，论文放在图书馆是件好事，这样就有更多的人可以读到它，能了解到她们的生活。
1703159874
1703159875
还有些更为热切一点的女孩们会问我国外关于她们这样的人的生活是怎样的，国外的那些研究又会把她们看成什么样人，这个话题的讨论到目前为止有什么进展。我告诉她们我看过的一本对我的研究兴趣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书——奥康奈尔·戴维森的《娼妓，权力和自由》，里面是如何描述了处于不同生活“阶层”的妓女的复杂处境，又如何开拓了我的视野和加深了对此问题的了解。除此之外，国外还有很多关于是娼妓还是性工作的争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从业女性自身也有不同的理解和经历。正如文文和娜娜两姐妹说，每个女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所以有些经验是不能等同和由此及彼的。我还跟她们叙说我是怎样一步步寻找与接触受访者的，我对更好地理解女性生活这件事情怀有的热情和希望大家做朋友常来往的意愿。通过彼此分享，她们中的一些表示“知道自己不是孤单的，别的地方还有很多人跟自己是一样的，感觉好多了”，尤其是“还有人关心我们的生活和想法”，她们觉得内心看到了一些希望。
1703159876
1703159877
知情同意其实是一个持续商榷的过程而非一次性的努力（Sin，2005；Israel and Hay，2006）。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如果有什么信息我认为是受访者应该知道的或在任何阶段需要征得其同意或意见的我都会随时告知。整个信息的交换应该是平等坦诚的，除了研究者从对方身上获取研究需要的信息外，让受访者从自己这里得到更多的收益——无论是实质的信息还是情感上的满足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这是一种起码的互相尊重，这也是解决一些相关问题的最有效的方式。
1703159878
1703159879
在田野调查的最初阶段我曾支付过访谈酬金给三个小姐（小红、莹莹和小何），她们是我在夜街上、夜总会里和打电话上门碰到的。由于是第一次见面就提出了我的研究身份和聊天的要求，占用了她们的工作时间，我就提出支付相应的钱给她们，以表感谢。在当时的场景下我觉得那样做是合理也是较好的方法。我跟她们说那些钱是我的一点心意，感谢她们愿意为我这个陌生人付出时间，和我聊天，否则的话她们在同样的时间里也能赚到那么多。解释和表示诚意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很必要的，因为给钱这样的举动容易给她们带来一些情感上的不快，比如她们可能会觉得这是看不起她们，因为身份上的差异而导致失落，或误认为你会觉得她们很势利；还有一种可能性则是，她们说的话、给出的信息会因此不同——既然你给了钱，我就说一些你可能会想听的，或迎合你的喜好，或按主流的观点制造一套说法，完成交换的过程，这都是非常微妙的。在第一次见面的短暂时间里我就尽可能地表示自己的尊重与诚意，由于年龄上的相近聊天都是比较轻松的，我再表示非常愿意与她们再次相见，然而就不是以“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来进行了，而是刚认识的新朋友。在随后的见面里我就不再给钱了，而是请她们喝东西或吃饭。我也会跟她们解释，我没有研究经费用以支付每次见面的聊天或访谈，她们也非常理解，都说朋友之间是不需要给钱聊天的。约吃饭的时候我都会就她们方便请她们选择餐厅，一般来说她们都会找住处附近她们比较熟悉的小饭馆。除了这三个人，其他的小姐都是通过一些朋友或熟人的关系找到的，或是以滚雪球的方式通过认识了的小姐介绍的，这样的认识方式更为“自然”，也就无须给钱了。但我也会买些小礼物送给她们作为答谢，比如唇膏、饰物、小孩的衣服等，有时上家里去的话也会买些甜品、雪糕、零食等大家一起吃，小姐们都非常乐意接受。
1703159880
1703159881
信息保密
1703159882
1703159883
在田野调查中我发现并非所有的人都会担心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和个人信息。原因之一是所谓的“真实”姓名有时候可能只是不同情境中的称谓而已，很多人到广东来之后用惯了一个“假名”或称呼，久而久之也非常习惯了，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大家都这样叫他，“假名”也就成了众所周知的“真名”。这些“假名”其实并不一定是为了隐藏真实身份，有时只是为了称呼方便或好听，尤其是对于客人或妈咪来说，因此这些名字一般是两个字的，比较好记。第二个原因和我的身份有关。我作为一个香港的学生，生活环境与她们有很大不同，心理距离也较远，因此她们不会太担心信息泄露可能导致的麻烦。但无论如何，我还是事先告诉她们在我们的交流中和以后的论文写作中都可以选择自己认为方便的名字。至于家乡、教育背景、性经历、婚恋经历、家庭状况等更私密的信息，我则采取“逐步披露”的方式——她们什么时候愿意说、怎么说、说多少，都取决于她们自己，尤其是像性与亲密关系这样的内容。如果在之前的交流中她们觉得安全、舒服，对我有足够的信任，那么在接下来的接触中她们就会说得更多一些。
1703159884
1703159885
趋利去害和公正关系的建立
1703159886
1703159887
常常有人提出质疑，觉得可能有人会在访谈中隐瞒一些“不利于”自己形象或与传统女性期望不符的事情，比如大家会问：“你如何保证她们跟你说的是真的呢？假如我有什么婚外情、不伦恋啊这样的事情，我肯定不会告诉你啊。”他们也想知道，小姐究竟会不会为了迎合我的理解而“为我”打造一个“可怜”、“悲惨”、“无奈”以至于要进入此行的“受害者”形象。我觉得这确实是极有可能的。在不熟悉的情况下一般人都会选择在他人面前展现一个“正常”的自我形象，而这往往是根据社会规范和社会期望来打造的。因而她们的叙述不一定能“精准”反映发生过的事情或她们的“真实”内心和形象。但我认为，访谈只是一种场景，一种经过设置的、特殊的谈话场景，个人观点、经验、看法等在此场景中本来就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呈现。小姐们也许根据自己对这次访谈和研究的理解来决定她要以一个什么形象出现，以什么形象留存于我的研究中。过去的经历和对未来的期望联系在一起，因此即便“撒谎”或隐瞒也是她们的自我决定，使其修改现在的呈现方式，也是一种自我展现（艾利丝和博克纳，2003：793）。在这个意义上，这也属于一种身体的空间再生产。出于研究性质和目的考虑，我并不是十分在意信息的所谓“真实性”，因此我并不去刻意判断她跟我说的是真还是假，也不会刻意通过其他途径或与其他人“对质”，来印证叙述的真实性，所以大部分情况下我可能还是不知道她是否撒谎或隐瞒。同时，我觉得让受访者自己决定哪些信息她愿意分享，哪些她不想诉说，能保护她们的隐私，也能使研究过程更真诚，因此是一种实在和道德的做法。毕竟，研究的目的在于真诚沟通，增进理解，而非一味挖掘有趣、曲折、悲伤或激烈的所谓“猛料”。此外，小姐群体本来就以“堕落”和“乱”的形象呈现于世人面前，无论这是否扭曲，无形中也减少了她们害怕损害自己形象的“叙述成本”，有时候甚至恰好相反，她们选择以一种“破罐子破摔”的形象呈现自己，以增加协商和抵抗的资本。这一点在本书第七章会有更详尽的阐述。
1703159888
1703159889
如果受访者自愿透露某些信息，不会对他们的利益、安全和心理等造成任何损害，那么这种交流就是符合研究伦理的。我主要考虑的其实不是他们什么可以说、什么不能说的问题，而是如何趋利避害（Hallowell et al.，2005；Jason et al.，2007）。比如，我们一向认为关于性的话题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是禁忌，所以在访谈中属于较敏感的问题，但在田野调查中我发现，有些小姐会很主动地跟我谈她们的性经历，阿娟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她说她预期我一定会问的，因为我是在做关于小姐的研究。所以当在访谈中我还未问到的时候她反而感到有些着急，问我是不是害羞不敢问她。珍姐却认为我“太年轻了，还没结婚呢，谈这些不太好”。这里面有一种很微妙的权力关系，是一个变化和不断平衡的过程——虽然她们中的大多数都比我年轻，但在性的方面却比我有经验得多，性经历此时成了一种谈话和增权的资本，而我的学生身份更凸显了这一点。在我面前她们是性和情感经验丰富的女人，在这个关于性产业和小姐的研究中也是行内人，信息的天平偏向她们一边，这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她们的自信和自尊，使她们能更自在地透露关于性、性别、工作、爱恋、婚姻和家庭的故事。
1703159890
1703159891
有些时候我们之间的互动和交流无形中成了这些妇女解开心结的时机，她们会忽然发出“哎呀，就是，以前我怎么就没这么想过”或是“讲出来就好了”的感慨，因此聊天是一个抒发和整理思绪的过程。一方面，小姐们期待我能理解她们所想、所需，那么她们就愿意对我袒露更多；另一方面，我也从她们身上学习到那些我不曾或很少经历的生活经验，开拓了自己的心胸。
1703159892
1703159893
作为一个研究者，我在他们生活中的出现究竟会给他们带来什么？他们为什么要接受我的这种“介入”？这对他们来说有什么好处，或至少如何做到没有害处？我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不断出现意味着他们要不断接收和处理我不断呈现的情绪和感受，我的年龄、性别、个人经历、个性、价值观念、经验和由此形成的“阶层”差异都影响着这个过程，而这又是不可避免的。我相信，提高研究对象的参与性是一种可行的趋利去害的做法，使研究过程更系统、透明，这样也可以减少研究偏误。每次访谈我听了一段时间后都会整理一下小姐们的观点，在多次访谈的案例中，我在第二、三次见面的时候都会把之前的访谈总结一下，告诉她们我的想法，而她们也会告诉我她们的意见。在访谈中，当我综述一个问题的时候，她们也随时会告诉我有没有正确反映她们的想法。这个过程也是我获得信任和同意的过程。实际上她们对我的解读也很感兴趣，想知道我这样的一个人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比如我对农村生活的一知半解会让我较为关注她们过往经历的细节，每当我提问她们都会详细地再解释给我听，帮我理清思路。她们中的一些人会用比较直接的方式对我进行反馈，比如阿娟就曾在生孩子的问题上直接跟我说：“你这样说不对，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去理解这件事呢？”田野工作从头到尾我都试图把小姐们更多地纳入研究过程中来，也就是说，让她们的意见或想法更多地体现在下一步的进程中。这毕竟是关于她们生活的一项研究，她们应是主角和主体，所以对自己的经验——比如提问的时候该问些什么更为合适，哪些话题是重要的，生活中哪些情感更需要关注——更有发言权。比起理论上的阐述，她们说的要更生活化、更细致，却也更模糊和无法解释，但生活就是如此，很多东西难以讲清，很多情感难以释怀，很多事情难以摆平。而我要关注的恰恰就是这些模棱两可的东西，这是大多数女人生活里最重要的部分，却被理论忽略。
1703159894
1703159895
研究中的自我反思
1703159896
1703159897
还有很多朋友感兴趣的一个问题，也是我在整个研究和写作过程中不断思考的，就是我自己的身份给这个研究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大家都觉得，我是一个在“蜜糖罐子里长大”的女生，住在大城市里，家境优良，成长在大学校园的环境中，受教育条件良好，还能出国留学，一直读到博士，长期以来个人的发展和成长都非常顺利，没遇过什么大风大浪，家庭和个人的人际交往圈子也都很“纯良”，这么看来，跟我的研究对象们差距不可谓不巨大。我以前在英国的博士导师有一次跟香港的导师在一个场合相见时还说过我“本来没有必要做这样一个研究”的。其实这也是我研究之初感到害怕和不安的原因：对未知领域、对一个极度不熟悉人群的遥远与陌生感。我和她们太不同了。如果是这样，我怎么能理解她们跟我说的那些事情和情境？该如何处理我们之间的差异？事实上，一进入田野我就感到了，有时我们之间的共同点多于差异，我跟她们并没有那么不同。如果我摆正自己的位置，把自己单纯当作一个女孩/女人而非处于权力天平另一端的研究者，这种他者的感觉和差异就会减小很多。所以我时时提醒自己，不要以研究者自居，我在她们的领域里是无知的，就跟很多人认为的她们的无知一样，我什么也不懂，有很多问题需要了解和请教，我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年轻姑娘，像朋友对我的描述一样，虽然谈过几场恋爱，但都逃不了校园恋情的套路，在男女关系、婚姻、性、情感处理、人际关系方面都有很多故事值得我聆听。
1703159898
1703159899
因此，这也是一个自我开发和发现的历程。我觉得自己的心胸日益开阔，不再那么容易一惊一乍。当我容纳了越来越多的故事，听到了越来越多的情感披露后，我觉得自己变得圆融和宽容起来。我认识到，世界上有很多跟我不同的人，虽然我不一定能接受他们的生活方式，但至少在我了解他们之前不会太轻易地产生厌恶的情绪，也不会一下子把那扇门关闭起来，不允许自己有接触的机会。这也为我拓宽了研究之路。我不逃避自己的偏好与带有一定感情色彩的理解，因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我随时准备接受他人的质疑与批评，这些意见不一定和自己一样，但他们能成为一面镜子，基于他们自己的成长背景和价值观念折射出一定的看法。
1703159900
1703159901
我作为一个境外学生的身份，虽能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她们的猜疑和防范，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对某些事情的理解。在她们眼中我就是一个精英，一个“好女孩”，在面对我的时候她们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安。而我对一些事情缺乏了解（比如农村生活、贫困和由此引起的剥夺感）也会让我们之间的距离感拉大。在这种情况下其中一个可能的反应就是，她们会隐瞒一些事情，不想跟我讲太多，或在我面前刻意塑造某种形象，以迎合或避免我的偏见。读者在本书中看到的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玫瑰色”图景：小姐们很多都能自立自强，在狭缝中努力寻找生存的方式。一方面，这就是我的研究重点，在众多的灰色或黑色描述中寻求这个人群生活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而另一方面，这确实也可能是难以避免的因我的角色定位而引起的研究局限性。作为同龄人，她们可能想要在我面前避免弱者的形象，尤其是我各方面的条件都要更优，她们更会想要呈现较强的姿态，至少证明自己不是那么“悲惨”或“坎坷”，或证明自己在娱乐行业里也能较为自在和幸运。
1703159902
1703159903
传统上认为，访谈应是中立的，研究者应保持学术研究的立场，避免卷入其中，减少自己的回应，但我就是研究对象中的一员，我自己身为研究者的同时，也是被研究者；既是旁观者，又是当局者；我虽是学者，也是学习者，不断地从被访者身上学习到关于工作、生活的诸多经验，访谈他人的同时我也在思考我自己的经历，回顾我的故事。这在性别化的访谈中尤为常见。如何才能分享意义，建立同理心，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对于我来说，这项研究的另一个（也许是比较私人的）目的，便是通过研究他人来研究自己，从他人的故事中厘清自己生命发展的脉络与线索。我的这些身份特征，同时也影响着被访的小姐的回应：她们知道我是处于这个年龄阶段、拥有相对简单的情感经历、与她们处在不同的成长环境中的一个研究者，会选择以一种什么形象和姿态来回应我呢？在她们的理解中，这样的研究应得出什么结论？那么她们所说的是否反映她们的内心，抑或只是为了迎合她们想象中的研究而给予的表演？这也是上文提到过的一个问题。无可避免，这些互动正时时刻刻、有意无意地对整个研究过程产生影响，她们是自己故事的建构者，而我作为一个参与者和听众，却也在时刻建构着她们的建构。
1703159904
1703159905
自反性就是这样一种“自我批判式的充满感情的回顾和自觉的分析式思考”（England，1994：82）。研究者所处的位置和个人经历会直接影响到田野工作和解读，而后者又反过来影响研究者的经验，因此这是双向的、互相建构的过程。事实上，自我反思自田野开始就一直持续到现在。虽然田野工作已经结束了好几年，但其中的一些问题我一直在想，当然，有些一直都没有最好的答案，只是随着经验的积累不断有新的体会。能这样看到这群女性的生活是我为之骄傲的一个经历，我觉得自己面对着一群常被歪曲误解和妖魔化的女人，我看到的是一些不同的生活选择和道路，目睹了一些为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而作的挣扎和努力。我在讲述一些被忽略的故事，把它们放到台面上讨论，希望有更多人能看到或听到。我十分希望这部书可以成为一块砸向平静水面的小石子——如果它能激起圈圈涟漪，引起一些关注和讨论，无论读者持有什么样的观点，也算是一种自我赋权。
1703159906
1703159907
[1] 最初我的研究方向是性工作合法性问题，所以考虑走司法和公安这条线，在后面的研究中我不断修改研究方向，最终将议题定位在小姐的日常生活经验上。
1703159908
1703159909
1703159910
1703159911
1703159913
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 第四章 婚姻与亲密关系：小姐的情欲实践
1703159914
1703159915
我想他，今晚大概又要睡不着了。我又恨他！为什么他要带给我无尽的烦恼？为什么我要为他受这么多的苦？！我想忘记他，好痛苦……
[
上一页 ]
[ :1.70315986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