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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为一个境外学生的身份,虽能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她们的猜疑和防范,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对某些事情的理解。在她们眼中我就是一个精英,一个“好女孩”,在面对我的时候她们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安。而我对一些事情缺乏了解(比如农村生活、贫困和由此引起的剥夺感)也会让我们之间的距离感拉大。在这种情况下其中一个可能的反应就是,她们会隐瞒一些事情,不想跟我讲太多,或在我面前刻意塑造某种形象,以迎合或避免我的偏见。读者在本书中看到的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玫瑰色”图景:小姐们很多都能自立自强,在狭缝中努力寻找生存的方式。一方面,这就是我的研究重点,在众多的灰色或黑色描述中寻求这个人群生活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而另一方面,这确实也可能是难以避免的因我的角色定位而引起的研究局限性。作为同龄人,她们可能想要在我面前避免弱者的形象,尤其是我各方面的条件都要更优,她们更会想要呈现较强的姿态,至少证明自己不是那么“悲惨”或“坎坷”,或证明自己在娱乐行业里也能较为自在和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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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认为,访谈应是中立的,研究者应保持学术研究的立场,避免卷入其中,减少自己的回应,但我就是研究对象中的一员,我自己身为研究者的同时,也是被研究者;既是旁观者,又是当局者;我虽是学者,也是学习者,不断地从被访者身上学习到关于工作、生活的诸多经验,访谈他人的同时我也在思考我自己的经历,回顾我的故事。这在性别化的访谈中尤为常见。如何才能分享意义,建立同理心,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对于我来说,这项研究的另一个(也许是比较私人的)目的,便是通过研究他人来研究自己,从他人的故事中厘清自己生命发展的脉络与线索。我的这些身份特征,同时也影响着被访的小姐的回应:她们知道我是处于这个年龄阶段、拥有相对简单的情感经历、与她们处在不同的成长环境中的一个研究者,会选择以一种什么形象和姿态来回应我呢?在她们的理解中,这样的研究应得出什么结论?那么她们所说的是否反映她们的内心,抑或只是为了迎合她们想象中的研究而给予的表演?这也是上文提到过的一个问题。无可避免,这些互动正时时刻刻、有意无意地对整个研究过程产生影响,她们是自己故事的建构者,而我作为一个参与者和听众,却也在时刻建构着她们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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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反性就是这样一种“自我批判式的充满感情的回顾和自觉的分析式思考”(England,1994:82)。研究者所处的位置和个人经历会直接影响到田野工作和解读,而后者又反过来影响研究者的经验,因此这是双向的、互相建构的过程。事实上,自我反思自田野开始就一直持续到现在。虽然田野工作已经结束了好几年,但其中的一些问题我一直在想,当然,有些一直都没有最好的答案,只是随着经验的积累不断有新的体会。能这样看到这群女性的生活是我为之骄傲的一个经历,我觉得自己面对着一群常被歪曲误解和妖魔化的女人,我看到的是一些不同的生活选择和道路,目睹了一些为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而作的挣扎和努力。我在讲述一些被忽略的故事,把它们放到台面上讨论,希望有更多人能看到或听到。我十分希望这部书可以成为一块砸向平静水面的小石子——如果它能激起圈圈涟漪,引起一些关注和讨论,无论读者持有什么样的观点,也算是一种自我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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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初我的研究方向是性工作合法性问题,所以考虑走司法和公安这条线,在后面的研究中我不断修改研究方向,最终将议题定位在小姐的日常生活经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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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 第四章 婚姻与亲密关系:小姐的情欲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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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他,今晚大概又要睡不着了。我又恨他!为什么他要带给我无尽的烦恼?为什么我要为他受这么多的苦?!我想忘记他,好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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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小红在男友被强制戒毒的时候写下的日记。在她的日记本里,通篇都是“爱”、“想念”、“恨”、“痛苦”这样的情感和字眼,包含着对男友的爱、恨铁不成钢的难过、对自己的痛惜、对家庭的愤恨、对不婚的决心、对爱的向往、对有个家的渴望、对朋友的失望,以及对生活艰难的感叹,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我们聊天的时候,她内心纠结的情感也表露无遗,她为他而活,因为他是她唯一的一个伴儿,但是她恨他,因为他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靠她而活。男友吸毒,小红认识他之后被“拖下了水”,每天的站街就变成了两个人食粮的必要来源,日常花销一切都要钱。如果她不上街,大家不是饿死就是忍受药瘾发作的痛苦,但是男人从不去找工作,每日浑浑噩噩、得过且过,只要她上街他就什么都不管。这样的男人怎么会是她的依靠?她想要的安全感、可依赖、稳定性在他身上都不可能得到,但她就是爱他,就像着魔一样离不开他。小红想要保持单身,这样就可以远离这种单方面经济依赖的亲密关系,远离纠结和烦恼,但她又极度渴望被爱,想要有一个稳定的家庭生活。对于自己正在做的,她不认为是一种工作,因为她赚钱“只是为一顿饭和一顿药”,“只要今天有钱够吃的就不出去了”。她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和这个男人有关,包括她对工作的认知;她一方面不承认他是自己的男友,另一方面他却又是她爱着、恨着、情感上依附着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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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红的经历在我访谈过的小姐中绝不是孤例。感情、婚恋是小姐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平时我们无论是闲聊还是访谈,常常谈着谈着话题就转到男友、老公、家庭、婚姻上,无论有多少痛苦和不满,始终是内心的一个牵挂。我发现,她们总是有能力在亲密关系上作出一些决定,对于自己的选择也总能找到一些理由和说法。那么对于小姐来说,婚恋经历对她们的生活选择有什么影响?反过来,走进这一行对她们的婚恋经历又有什么影响呢?她们在亲密关系上有着怎样的期盼,经历过什么,对于以后又有什么打算?到底感情的事对于她们来说有多重要?她们又是如何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顺从或者抵抗现有的婚姻制度的呢?这就是本章的核心内容,一是城乡迁移、娱乐行业从业经历与亲密关系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关系,二是小姐的婚恋经历与经验,三是她们为争取更多的自主和自我安全感所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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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 第二春:已婚小姐的情与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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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23位受访者当中,有6位在到城市里做小姐前就结了婚,这6位里,阿雅和小霞来自湖南的小县城,拥有城镇户口,其他的4位(王文、王娜、珍姐和Bobo)都是农村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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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式男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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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姐41岁,是所有被访者中年纪最大的,老家在湖南。她入行已经超过15年,主要在广州周边,比如黄埔、增城以及东莞一带做生意,哪里有客就骑着摩托车去哪里,主要服务过路的长途车司机和附近的男客,同时她也是妈咪,开了个发廊,手下有好几个年轻小姐,还在各种夜场里培训新来的小姐。她19岁的时候嫁给了同村的一个男人,婚后不久婆家便说要分家了。她和丈夫分到了“一点米,一点油,还有6000多块钱的债”。她曾试着养牛、养猪、养鸡,但都不如同村人养得好,稍赚一点钱就要还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当两个小孩出生后,情况就更糟了,一度连几块钱的电费都交不起。珍姐原本以为婆家那里能给他们一点支持,至少丈夫能担起一点养家的责任,但很快她就发现,在那样极度困苦的日子里其实只有她在苦苦支撑,丈夫丝毫不管家里的事。一切重担都让珍姐对婚姻感到失望。我问她她的老公是否知道她在广东做什么,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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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湖南人的老公都知道,他都不骂不说。因为他自己没有本事,他怎么管得了那么多,家里又穷,只要有钱拿回去就可以。我们家里那些老公,在家里啊,一般湖南人就是,你寄钱回去,他在家里打麻将、打牌,还跟一些女人啊,风流啊!上一次我回去交6000块给他,今天交的,明天就……今天交的还高兴,明天搞菜给你吃,还不是鸡肉,也不是牛肉,他搞那个辣椒汤给你吃,我说真的好笑哦,交6000块给你还搞辣椒汤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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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男人们在家似乎只是等女人们把钱送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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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男人比在广东的女人还好过日子一点。他在家里,坐在家里就看看电视打打牌,有时候有一点点田就去种种田,他以为广东就是坐在那里就有钱捡,其实很辛苦赚回来的,一回到家里好像你欠他的一样。我今年也回去两次啦,没有说我一点功劳、一点苦劳,没有说两个小孩要读书,也长大了,房子又建得那么漂亮,又对老人家那么好,一点好话都不说。家里的人就要钱,就喜欢钱,钱钱钱……一不讲人情,二不讲感情,三不讲你有一点苦劳,就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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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觉得这些年来她对丈夫付出的爱远比从他那里得到的多得多。她意识到“其实一般都是女孩子爱男孩子的多啊,一般男人爱女人只是一部分,女人爱男人爱得辛苦啊”。她本来以为男人应当作为劳动持家的主力,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她有着传统的性别角色和家庭责任划分的观念,但恰恰又是这样的文化传统让男人在现实中“翘脚等吃”、“大模大样”,而女人则必须辛苦挥汗,任劳任怨,这让她不得不重新思考女人的作用和地位。于是,当同村一个“大姐”看见她过得那么“可怜”,说要把她带到广东去的时候,她就去了,一去就当了15年的小姐。她说:“我来广东15年没有打过工,一开始过来就是做这个。”对于一个当时只有26岁的农村妇女来说,这显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然而生活教她要把握一切机会。她觉得自己“聪明”、“不错”,不值得在这种一对一的关系中浪费在一个不怎么好的丈夫那儿。当她离开湖南农村南下广东的时候,她就有了很清楚的目的——不仅要赚钱,而且要看看自己在两性关系中能走多远,能享受到多少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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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怀此意,她很快就克服了很多困难,在城市中找到了落脚点。她说:“我来广州12天就知道讲白话了。”当时和她一起的一群女人知道要把自己辛苦赚来的钱交很多给做“鸡头”的大姐的时候都不停地骂,只有珍姐忍了下来,赢得了那个大姐的赏识,大姐称赞她说:“我带那么多女的出来,最讲人情味的是你,你又懂礼貌,我就送部录音机给你。那些女的,我赚了她的钱她都骂,骂得我要死,你就不骂,还给些旧衣服给我。”对此,珍姐说:“我比人家要聪明。我不骂,第一次骗了我,带我去连山、东莞、惠州那些地方,走了18个地方,把那些路走通了,以后我自己就是师父了。”实际上,当她自己做到了妈咪的地位,到处在酒楼歌厅里“跟人家上课”的时候,她已经利用自己的经验开拓了新的男女关系模式。一方面,她跟丈夫保持着婚姻关系,因为他们结婚已有22年,还是“有感情的”,没有必要离婚;另一方面,在城市里她又享受着“花钱买来”的性爱,这也反映了一种她对性爱的消费式的态度(Illouz,1997)。她抽烟、喝酒、赌马,玩的时候什么都不想,这些爱好成了她目前最享受的事,对于以后的日子她说不想考虑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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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消费式的男女关系观和她对性欲望的大胆表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我最记得的一句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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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为只有女的可以挣男的钱,男的也可以挣女的钱啊!你觉得只有男人可以玩女人吗?谁说女人不可以愚弄男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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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姐相信自己在那些年轻男性的眼中是有钱又开放的。她从一个顺从勤苦的农村媳妇摇身一变成为游走在城市之间的性感“荡妇”,同时凭借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性技巧赢得很多表演的机会,积累了广阔的人脉和一定的声誉,实现了自己婚外的“第二春”,她仿佛被灌注了一种能量,更能面对生活中的跌宕起伏,也使原本无味而令人失望的婚姻能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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