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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受访者中，晓菊对于婚姻的态度是最坚决的，她说自己一定要结婚，因为婚姻能避免孤独，让一个女人老有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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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菊长期被人包养，我做田野调查的那几年里她一直跟两个男人同居，那两个男人都管她叫女友，他们在不同的时间来访，晓菊终日忙于在两人中间穿梭转换。对于她在同一时间同一屋檐下跟两个男人相处我一直很佩服也很好奇。跟其他小姐不同，晓菊不用上班，她在广州黄埔的一个城中村里租了一套小房子，白天没事的时候就在家里帮附近的牛仔厂绣花钉珠，干干家务，跟别的主妇一样。其中一个男人就住她隔壁几间房，几乎每天都到她屋去，另一个有老婆的则时不时过来一下。他们在家的时候，与其说她是小姐，不如说她是家庭主妇，煮饭、洗衣、聊天、陪睡，样样都是老婆做的事情。晓菊对此很是满足，她说自己“干的是老婆的事，拿的是小姐的钱，又不用操老婆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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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男人是她以前开发廊的时候的老客户，那时她手下有好几个小姐，发廊生意还挺不错。那个男的常去找她，一来二去的就熟识了，后来晓菊不开发廊了他还是常去见她。他们的关系已经维持了7年多，但那个男的依然不愿意和老婆离婚来娶她。他隔一阵子过来一下，把晓菊当成“二奶”，每个月给钱包养她。晓菊曾经很想和他组建一个家庭，但他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让晓菊等，让她很失望。不开发廊后没多久，晓菊就认识了那个邻居，和他交往着，但在那期间那个男人又和别的小姐发生关系，染了性病，晓菊很生气，警告他不能再这样。那个男的果然收敛了很多，还找了个临时工作，把晓菊当成女友一样和她一起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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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菊要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在一个男人面前隐瞒另一个。开始因两人来的时间不大一样，她觉得还好办，有冲突的时候找点理由搪塞一下，基本都是优先照顾远的那个人，因为他毕竟不常来，但不久之后情况变得有些复杂。第一个男人不知道邻居男人的存在，但他同意晓菊如果喜欢就可以去找别的男人，不在一起了还可以回来找他。邻居男人有一次发现了这个男人，质问晓菊，晓菊把他数落了一顿，他就不敢怎样了，因为他有“黑点”，曾经“背叛”过晓菊，而且没能好好赚钱支付给她，只好认短。但在那之后，晓菊也不敢太公开了，毕竟两人都相处了一段时间了，她还打算仔细考量，挑一个作为长期伴侣的人选。第一个男人赚钱能力要强些，能给她更好的物质条件，两人在一起久了，虽是包养关系，却也习惯了一起生活，但最关键的婚姻却成了晓菊心中的梗；第二个则有更好的结婚条件，住得也近，能更多地陪伴她，但这个人又缺乏养家糊口的能力，还有过“不专心”的不良记录。这是两难的选择，他们各有各的好处，又各有各的缺点，还需时时留意不要让他俩碰面起冲突，当然最好有另外的选择，有机会都不能放过。晓菊心目中的“理想伴侣”，要老实、能赚钱和会关心人，而且有一条原则底线，就是不能欺骗她，否则她“发现了会打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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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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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婚姻还是绝大部分人亲密关系的最终目的的时候，这群小姐已经开始重新考虑它的重要性和唯一性了。为什么我们觉得不需质疑的事在她们的生活中成了可有可无之选？或者说敢于重新洗牌，挑战它在情感中的权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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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是小姐身份之下的现实困境。回头看，性别与经济共同作用在婚姻中产生了很重要的异化效果——由于经济收入的差异，丈夫/公婆对妻子/儿媳的性别角色期待相应发生变化，丈夫利用这种经济差异格局以男性“家长”地位的优势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资源和利益，而女性往往在此格局中失去部分自主权，需在婚姻家庭生活中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这在已婚小姐群体中有显著的表现，而部分女性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选择离开家庭，外出打工。她们作为流动人口在城市中要找到立足之地已经不简单，身负小姐污名要追求完美婚姻（或再次婚姻）更是难上加难。城乡二元对立与性别标签合力下城市里的好男人和靠谱婚姻可遇不可求，但她们不想因此放低自己的要求，也不想嫁回农村或小城镇，违背自己当初出来的意愿，这就造成了两难的局面，小姐身处其中倍感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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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她们开始反思自己的独立性：经济独立与人格独立。如果依靠婚姻获得美好生活的想法不容易实现或这条路根本走不通，那就不如依靠自己。这群小姐从自己走过的生活道路中悟到女性独立首要就是经济独立，安全感只能自己创造与给予。无数的挫折、不幸、不满和欲求造就了她们独特的“现代属性”，不屈服于传统性别角色的桎梏，不安于父权文化下的顺从生活，宁可独辟蹊径，也要摆脱一切“旧”的印记。而小姐的身份与污名此时恰好赋予了她们这份“破罐子破摔”的勇气与决心。我们不敢的，她们敢，我们或许只是反思，她们已经开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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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这又与她们价值观、人生观的改变互为因果，尤其是在亲密关系的认知方面。虽然绝大部分小姐来自农村，但她们成长于市场经济的环境中，有别于以往的乡土情怀，这一代人身上有更多个人需求与个人价值的影子。她们身边发生着各式各样的新事情、新变化，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人的观念也不断变化。从书籍、报刊、电视、广播等大众媒体中，她们能获取更多信息，尤其是家庭与爱情，在剧烈变化的时代中如同社会的缩影，性别关系在国家、社会、市场的多重影响下变得更多元和复杂，出现了多元关系、婚外关系、单女、核心家庭、丁克家庭等各种现象，给她们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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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群女人从农村迁移到大城市，为的就是过上更有保障的生活，满足那种对城市生活方式的渴望，对于感情，她们中间的很多人都只是有一种模糊的念想。未来的路很不确定，不想回农村，但留在城市也很有难度，所以对她们来说，婚姻不仅仅是安抚情绪的需要，它更是一种获取稳定生活的保障，因此在这个阶段，她们觉得婚姻是应该有坚实的物质基础的，包括经济条件、未来的发展潜力、安全感、身份问题等。当初她们或因感情、婚姻选择流动到城市，或因婚姻、爱情进入这一行，又在性产业中摸爬滚打，让她们从一个一般人没法体会的独特视角去看待和反思两性关系，以一种激烈的方式浓缩地体验着性与性别在男女身上造成的不同后果。亲密关系依然是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但现在的她们已经和过去有了不同的经验、不同的理解，接受的思想也远比过去复杂。她们的成长背景、感情经历和城市生活带给她们的观念上的变化都使得她们有一种谙于世故的特质，对男女关系的理解尤其成熟，考虑最多的是各种关系带来的实际的利弊而非单纯的情感上的享受。婚姻和专一的情感也许已经不是唯一的出路，“爱”可能已经从自然感情流露的结果变成了一种策略。这些小姐中有些人喜欢把自己叫作“做生意的”，就是因为她们懂得如何权衡生活中的付出与收益，她们利用这个机会扩大自己的圈子和社交空间，为自己以后可能的发展积累社会资本，拓宽道路。这里面，固然有痛彻心扉的苦，有缠绕不清的乱，也有辛酸无奈的悔恨，其结果，就是崭新的个人体悟——如何才能变成一个现代化、开放、独立的女性，拥有更大的个人生存和发展空间，无论是想保持单身、想结婚，还是想享受别的情爱关系，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方式方法，不同的考虑让不同的人走上了不同的路，有些人迷茫不定，有些人似乎已经看透，作出了选择；相同的是，她们都不再囿于过去单调的生活、不快的关系和农村的贫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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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与关系在女人的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女性对于自我的认识通常建立在对关系的叙述上，她们是在“保持关系”中认识自我的，她们的自我意识就建立在“与自己、与他人、与这个世界保持关系”上（Gilligan，1993），但现有研究常常忽略亲密关系在女性生活中的重要性。我的研究发现，婚姻、恋爱与情感关系作为日常生活的一大块，在女性由农村向城市移动的前、中、后期都对她们的生涯和生命发展施加着持续而广泛的影响力，以致影响了她们进入性产业的决定，更“激励”她们开拓两性关系的更多可能性，亲密关系与流动经验互相作用、互相影响。对于小姐来说，亲密关系就像一个平台，在那里她们改变着自己的生活和观念，在不同的生活阶段里，她们对此有不同的理解，保持亲密关系就成了一个持续的自我规划、自我实现的过程。虽然亲密关系未必包括婚姻关系，她们的亲密关系如以社会大众的标准也未必是“成功”的，但这里面更多的是她们自己和自己的关系——自我成长、自我调节、自我适应和自我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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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人都是为钱而流动。钱固然是重要因素，而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一个重要目的也是挣钱，但从受访者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听见更多的心声：放弃不满意的婚姻生活，离开一对一的婚姻关系，想过都市生活，想变年轻、现代、性感、时尚，想有更多个人自由和个人空间，想要更好的生活环境，想有性自主权，想享受性快乐，想看外面的世界，变得更成熟，等等。这些女性进入城市，在色情/半色情环境中工作，例如夜总会、卡拉OK、桑拿按摩城和休闲中心等，用自己的身体、青春、性经验和交际能力维持着与客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同时还要学会保护自己。对于她们来说，那些候客的时间，闲适的时间，还有每次交易的间隙都不是毫无意义的等待，而是探寻新的生存方式的机会，尤其是在这种色情环境中，还有在充满了令人不安的“敌意”的社会里。在与客人和高度复杂的环境的互动之中，她们逐渐融入了城市生活，获取了信息、经验、观念与技巧，她们把这些通过一种话语的（discursive）方式转化成“性资本”，颠覆传统的性别关系。性和亲密情感的欲望是这群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实现自主性的一个渠道。她们渴望好的情感生活或新鲜有趣的性实践，敢于“冒犯”既存的社会规范，从另类亲密关系中获得快乐，这是身体上的尝试，更是精神上的解放。虽然她们的这些欲望有时只是一个念头或一个幻想，模糊不清，也未必能实现，但能驱使她们向前看、向外看，最终走出去。她们从农村妇人到城市小姐的转换中积累的知识和实践给她们带来新的选择和可能性，以及实现自主的力量，她们在不断地探求新的情色关系和都市生活过程中得到的是更广阔的空间，对于她们来说，这就像是一次情感上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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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99年影星成龙在香港女星吴绮莉自曝怀了成龙的孩子后，承认与其有过性关系时用了这样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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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吹水，粤方言，指天南海北地闲聊，即北方方言的“侃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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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 第五章 消费、身体和城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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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88年或1989年的时候吧，我小学五年级。看见那些到广州打工的人啊，我不知道他们赚多少钱，但是都穿着漂亮衣服！可能大多数人是干保姆的，我就想是不是她们的主人给了她们那些好衣服穿，还带回家去。那时候我好羡慕哟，真想到城里去看一看、玩一玩，看看是不是每个人都穿得那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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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Bobo说起13岁那年看见从城里回乡过年的同村人时的感受。她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她们的外表发生的变化。家里很穷，她和姐姐都没念完书，她初中没毕业就急不可待地跑出来打工，帮助家里补贴生计。童年的生活里都是贫困的印记，她说没什么好留恋的，能想到的只是和姐姐每天干不完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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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访小姐中，这样关于农村生活的叙述很常见。23位受访者中有10位详细描述过她们所经历的贫困。“想要多挣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一大驱动因素，也是女性进入性产业的一个显性驱动力，这在很多学术讨论中都提到过（黄盈盈、潘绥铭，2003：58；Jacka，2006：123，130；Li，2006；Guo，2006），在小姐自己关于为什么做小姐的叙述中也是一个“便宜”的理由。我所接触的个案中，大部分人都提到过因为“没钱”而入行。这其实也是在“笑贫不笑娼”的风气下一种挪用正当论述为自己正名的方式（何春蕤，2001）。但若我们不停留在解释的表面，让她们多谈，循着这些叙述深入，便会发现除了贫困，还有别的因素影响着这群女性流动与入行。比如，我发现，虽然总体上比之前有较大提高，她们目前从事这一行所得的收入并不稳定，尤其是对那些位于性产业职业分层较下端的人来说，最近几年的“严打”更使她们遁入地下，靠积蓄生活。由于消费习惯偏于大手大脚，她们的积蓄大多也只有几千元，有些甚至常常要为下几顿发愁，似乎永远也实现不了“攒足了5 万块我就收手不干”的愿望。我还留意到她们购物、消费中的一些细节：她们往往很容易满足于一些微小的事物，例如使用某个品牌的卫生纸、到哪个商场去买东西、吃麦当劳或肯德基快餐、住进要交管理费的小区等，她们觉得这会影响到“自己的形象”。为什么在我们看来微不足道的、表面的东西于她们来说却是重要的？如果说经济考虑是她们流动的重要因素，我们应如何解释生活无实质改善的同时对生活细节的注重？本章就是要探讨这一系列的问题：小姐们是如何描述自己的农村生活的？她们如何谈“青春”？在空前的国家变革中，作为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人口，她们最想要获得的是什么？她们对城市生活的理解和需求是什么？珠三角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如何激发和维持着她们的各种欲望？她们如何通过日常生活表达自己的欲望，为自己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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