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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惠的家乡在湖南益阳的一个乡村。那里没有工业，美惠形容“农民就是靠天吃饭，种的东西也不多，只是供自家吃喝”，所以几乎没有盈余。美惠有一个弟弟，做姐姐的除了要照顾他，还要帮家里种地，整天“除了看天就是看地，什么都不想”。她念完初二就没有再继续念书了，在家里务农，过了两年因为“不想再这样过下去就到了城里换换另一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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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惠到广州是千禧年，她跟朋友开玩笑说“要在千禧年让脑子进点新风”，所以她们决定要“出去闯世界”。那时她17岁，父母不赞同她外出打工，担心她太年轻会受欺负，而且城里环境复杂，她在外面没有经验去处理生活上的一些事情。但美惠觉得在农村找不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年轻的她又不爱干农活，待在家里是浪费时间、“浪费青春”，而青春恰恰就是她出去闯荡的资本。父母最终同意了，“内心不安分”的她就和同村的另一个女孩一起到了广州，先在手机店和服装店工作。在我跟她见面的时候，她在黄埔的一家休闲中心已经干了4年了。到休闲中心是朋友介绍的，说收入会比卖东西拿提成要好，也不用老站在那里费半天口舌也卖不出一件东西，弹性上班时间，工作场所环境也不错，美惠想想觉得挺好，就决定去试试看。她是从按摩师开始做起的，虽然开始的时候手按得发酸，“拿筷子都发抖，只能多吃鸡爪补补”，但觉得自己还是学到了一些技术。习惯了之后，她开始加服务内容，到后来就可以出台了。她几乎天天都开工，有时连例假的时候也做，有姐妹觉得她太拼了，但她觉得通过自己努力能赚多点钱，心里很乐意。她和中心的另一个女孩在休闲馆附近的城中村合租了一套房，条件不算好，装修很旧，水电煤气用得都不太方便，几乎没有楼距，光线不好，外面横满了各种电线，她却感觉很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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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的一般般吧，在城市里算可以了，总比在农村好。现在收入也不是很稳定嘛，又没什么保障，但像我这样的女孩子干什么还不都是那样。有时候我很庆幸自己出来了。什么事都是两面的嘛，看自己怎么看咯。在广州这里我还是学到了不少东西，也成熟了很多，毕竟我们做这个的接触的人多，也会有一点点关系。当然能做文员什么的更好啦。不过我也不介意，我也没念多少书。到时再看看怎样吧，反正现在还年轻，就可以什么都试试。不喜欢或干不下去了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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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惠觉得因为年轻，所以可以尝试，找到自己觉得最适合的生活方式。年轻的时候身体好，也可以多拼拼，趁年轻多积累些钱和社会经验也许对将来会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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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静是Bobo的同乡，也是她的好朋友，她到发廊做工也是Bobo介绍的。她们关系非常好，常聊天谈心，有什么高兴的不高兴的事都会一起说说。访谈的时候，阿静提起她们小时候的一件小事。那是她8岁的那年春节，Bobo的妈妈从省城南宁打工回家，买回了一些糖果带给孩子们过年，Bobo送了几颗给自己。阿静一接过那些糖就爱不释手，她剥开一颗橙子牛奶味的放进嘴里，立即被那种香甜味深深吸引。她形容“那时候真觉得是自己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真不舍得那么快就吃完”，她只好舔几下又拿出来，等到嘴里味道没有了又放进去舔几下，就这样反反复复直到糖果完全吃掉。糖纸花花绿绿的，上面印着橙子、苹果、菠萝的图案，阿静把它们折成小人，“就像穿着裙子的公主”，压在家里的一块砖下，晚上就拿出来看。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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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纸折的小人穿着公主裙，那时候觉得好漂亮哦！我都希望自己能有那样的衣服穿，我觉得公主就是那样的。我就想，南宁的人是不是总是能吃到这样的糖呢？他们是不是也能买到这样的衣服呢？那个春节我整个节都在想这个，老想着城市和城里人是怎样的。我很想快点长大，就可以出去看一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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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Bobo到了南宁，辗转做了几份工，做过玩具厂职工、餐馆服务员、钟点工，然后到了广州做美容技师，又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进了夜总会当起了小姐，年纪大了就出来当了发廊小姐。Bobo离开家乡后几年，阿静也出来了，她们都向往城市生活。有趣的是，两个人讲到目前的工作和状态，都用了“吃青春饭”来形容。Bobo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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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28岁了，其实做发廊的话这个年纪都已经太大了。所有女孩子都是二十二三岁的样子。夜总会要求还更高。我比起来的话就有经验一点咯。我现在就是吃青春饭嘛，也没办法的了。又不想在农村种地，过得那么穷。我也想穿得漂漂亮亮的，住得好一点。所以青春饭也是要吃的，趁现在还年轻，还能做得动，难道要等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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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叙述是关于贫困的第二种表述。美惠、阿静和Bobo没有明确谈及贫困和贫穷的体验，但她们都认为农村的生活方式不适合自己，都讲到要趁年轻出去尝试新的生活，希望有更多的社会接触和经验，而贫困阻隔了她们对外面世界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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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冲突：该存还是该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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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红和兰兰讲到农村生活的时候提到的是和父母两代人之间的冲突。两个女孩都爱花钱，喜欢买“各种小东西”，过得“时尚一点”。但当她们对城市生活方式的渴望具化并固化成仅仅是消费行为时，就不可避免地与持有不同意见的父母产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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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红和父母之间的不和不只是在因父母再婚重组家庭而引起的家庭矛盾上面，还在于大家不同的生活方式。她父母在贵州安顺当地做点小生意，家庭年收入能过万，相比起村子里年收入几千的人家来说条件还算好的，但小红主观上还是认为家里居住条件太差，比如，房子太小，小红形容“一楼放粮食杂物，乱七八糟的，二楼住人，四个人就很挤”，“冬天又冷又湿”，那时候家里还烧煤，“整个房子感觉黑乎乎的”，房间里“就一个灯泡，暗暗的，不过白天看起来更破烂”，家里没什么电器，“就一台彩电，一个冰箱，还有一辆摩托车”。她在家时常跟父母说家里太旧，住得不舒服，但父母说她不懂事，“太挑剔，不知道生活艰辛”。十来岁的时候跟朋友一起玩，她想问父母要零花钱买点零食和玩具，父母觉得不必要，没同意，小红就很生气，和他们顶嘴，还被妈妈打了一个耳光，说小孩子应该听话，不能乱花钱，“要想花钱先自己学会挣钱”。平常他们就经常因为这些小事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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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岁的时候小红交了个男友，男友有个堂姐在珠海做小姐。那年春节她回贵州，就去找自己的堂弟和小红玩，初十的时候是小红一个同学生日，他们打算一起去给她庆祝。小红想买件新衣服穿去参加生日会，就从继父抽屉里拿了100块钱，除了买衣服，她还买了一个电子表，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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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知怎的钱就用完了，觉得特别爽！但很快就害怕了，我继父过两天就要回来了嘛，都不知道怎么跟他说，怕被骂嘛，肯定被骂的，因为这些东西他看起来肯定觉得没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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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父发现后果然大发雷霆。他责骂小红“败家”，也不应该在他不在家的时候不说一声就拿他的钱，说不加管教的话小红“以后偷东西都不知道”。一气之下他让小红“走开，不要在这个家再待下去了”，这让小红很伤心。她觉得继父伤了她的自尊心，而且“只是100块钱，就觉得很不可理解”。她觉得继父太凶，而妈妈又不闻不问，对于她要被赶出家门这件事好像没有太大的反应。小红期待妈妈能为她说说情，但妈妈什么都没说，而且也责怪她拿了爸爸的钱，“尽买些不顶使的东西”。小红觉得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和爸妈的完全不同，虽然他们花销节俭，但并未带来生活上的改善，没有因此变得更有钱，她觉得赚钱就是用来花的，“钱不去不来”，这种一味节省本身并没有太大意义。这时，男友的堂姐就劝小红跟她一起到广东去“做工”，说她这样待在家里没意思，还不如出去自己赚点钱，就可以过得更自由些。小红也认为自己这么年轻，应该出去试试看，赚自己的，花自己的。男友对她准备去广东做小姐没什么反应，没有出言挽留，小红觉得挺伤心的，这些都促使她下定决心出去，于是就跟他堂姐一起离开了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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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广东后大概一年的样子，小红被一个客人包养，七个月里赚了两万块钱，这令她感觉非常兴奋，再不久，更是有一个客人在一个半月里给了她5万多，这使她养成了大手笔花钱的习惯。开始的时候她跟男友的堂姐和另一个女孩一起租房，每个月的房租1000多块和每天的吃喝花销都是她负责，她们买衣服、买东西也都是她掏钱。结果5万块钱一下就用光了。她平时喜欢逛街，买衣服、化妆品，有时候还会去美容，在这方面花销不小，有时候寄一点钱回家。小红说自己是攒不了钱的，虽然后来生意不如以前容易，赚钱也越来越少了，有很多时候甚至吃了上顿就没下顿，但也改变不了她的用钱方式。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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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是积不住钱，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有钱了非要把它花完心里才舒服，存不到钱的，我从小就是存不到钱的。而且我又不贪心，有那几百块钱，够活，我就不会再出去……也许钱来得辛苦一点会珍惜很多。那时候给别人包起来 50000多块钱两个月一下子就花完了，一点都不心疼，掉了3000多块钱也不觉得心疼，如果是辛苦赚的肯定心疼的，自己一分一分赚的肯定不一样的。钱来得容易，去也容易。我现在花钱像流水，大手大脚一点，所以如果回家的话，肯定不习惯原来的生活了。始终那样的生活嘛，钱来得太容易了，那一下子转不过来，钱花完了，就又出来了。反正习惯了那样的生活，吃不了什么苦，也不知该做什么，反过来做其他的事也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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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赚得多的时候花得就快，赚得少的时候就只得出去站街，有了钱就又不干了，所以小红一直都积攒不到钱，她“想有了几万块钱就不做”的愿望一直无法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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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兰的父母自她小时候起就在城里打工，他们年节时期回家的时候会带回一些家电，比如电饭煲、电扇、录音机、电视机等，她从小就体会过城市生活的便利与时尚。电饭煲是他们家第一个家电，就在买它的前三年他们家还穷得连电费几乎都交不起。父母外出打工三年，就改善了家里的条件，煮饭都用上了电，都自动了，兰兰觉得“不可思议”，她兴高采烈了好久。这个电饭煲从此激起了她对城市生活的好奇。又过了两年，父母买回了一台厨房用的排气扇，他们家的厨房就开启了“电器化时代”，不再充满油烟，也不再黑乎乎了。兰兰有了电视机和录音机，听上了音乐，认识了卡通小伙伴。她从这些电器上看到了城市生活的影子，梦想着能到县城去看看，甚至到大家口里说的成都、北京、上海去。她觉得现代化生活就是一种“花钱消费”的生活，比如，要把家里布置得更现代，就要买电器、家具，重新装修；要把自己打扮得更时尚，就要买衣服、鞋子、化妆品；要过得更便利，就要买手机、电脑、电视等；要过得更健康，就要买营养品、吃得更好、去健身；要跟得上时代步伐，就要多出去看看、多认识人。而所有这些，都是消费。直到她自己到城里做了小姐，她才体会到原来父母买那些东西改善家里生活所要付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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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常责怪我父母，说为什么人家赚那么多，你们就赚那么少。我就是不满足，说过一些挺伤他们的话，我说他们打工浪费时间，说人家都好多万好多万回来，一回来就买摩托车，就买什么买什么。我妈说，我们家不是有摩托车吗？我说已经过时了。我妈说，家里建了三层楼，多好啊，但是我又说过时了！那些家具我也说过时了，我妈说过时了你去买嘛，你那么有本事你去买嘛，我就那么点本事。就好像手机一样，今年一个黑白的，明年又兴彩屏，电视机也一样，兴什么买什么，他们做父母的只有这么点本事，要他们兴什么买什么，他们都是打工而已，又不是偷钱抢钱。我妈那时被我气得够呛，他们总是说赚钱不是这么花的，是要用来盖房、留给我结婚、用来养老的，但我就不喜欢这种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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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关系因消费观念的差异受到了影响，兰兰为了证明自己有本事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也因为渴望到城市去，不到19岁就到了成都，从歌厅开始做起，到休闲中心、夜总会，再到了广东、香港，最后“过南洋”去了新加坡。这样不平凡的经历令兰兰从头到脚散发着自信，也成了她对客户最大的一个“卖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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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老一辈来说，储蓄是最重要的，工作赚钱的终极目标就在于盖房子、嫁娶和养儿育女，其他都要为这些重要计划让步，因此生活中任何一切花销都要有计划。但对于年青一代，消费是凸显自我情感与个人风格的方式，他们重视的是当下的满足感和对某种生活方式的追求，不会想得那么长远。这两种观念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而结果就可能导致下一代离开家乡，向城市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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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土包子”到“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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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受访者们在决定外出来到城市的时候很多都经历过思想的转变，她们是如何从农村的环境中脱离出来，从传统的生活中走出来，接受现在的这一份“工”，逐渐转变成时尚、现代、开放的女性的呢？从上述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转变往往是一个持续和流动的过程，她们的生活经历促使她们体验和思考，同时，朋辈和同乡的影响也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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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娟说她还小的时候，大概是1989年或1990年，就已经知道同村的女人们“有出去干这个的”，她们常常寄钱回家，同村都知道“不干这个赚不了那么多钱”。“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阿娟说村子当时的环境如此，大家都习惯了，逐渐越来越多年轻男女外出打工，在工厂上班，也有些女孩子做小姐，挣到了不少钱，她们回家的时候就住不惯也吃不惯了。原来看到人家做这个还觉得很困惑，后来看到比自己稍大一点的女孩赚到了钱，原来“就算打死也不会去挣这种钱”的想法就开始动摇了。因为觉得读书在农村没有用，就想出来，到了县城里的面粉厂上班，可是厂子效益不好，常拿不到工钱，她就去做了保姆，觉得“帮别人刷刷碗筷啊、打扫卫生呀，还有钱挣，还能买衣服”。主人家的女儿年纪跟她差不多大，阿娟每天要做饭给她吃，接送她上学，老板和老板娘在家的时候，她“要看人家的脸色”，“菜也会少夹一点，话也少说一点，有种不好意思、低微的感觉”，心里感到“生活有点不公平，人家本来就有自由，就有条件”。后来她回到面粉厂上班，但年纪太小，又不懂技术，“换了部机器就不懂做”，很是辛苦，就通过朋友介绍去了成都一家火锅店做服务员，包吃住有300块工资。工作虽然辛苦，但阿娟说自己农村出身能吃苦，只要工资高就好，但不久以后火锅店生意不好，她被炒鱿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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