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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只有几百块钱，最多1000多块。比起干的活，这点钱真不算什么。工厂那种环境，工作的车间、住的都很差，也没法出来看看，就待在郊区工厂里，城市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我有个亲戚就在工厂做嘛，反正一年到头也拿不到多少钱回家。太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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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工厂来说，对人身的限制是最强有力的管理工具，工人没有自由，吃住劳动甚至拉撒都受到严格规管。对于女工来说形势更为严峻，生理期、孕产期安全没有丝毫保证，还要忍受来自男同事和上级的性骚扰，未婚怀孕、患性病、被强奸等事件层出不穷。没有自由和自主，也体会不到城市的先进，农民工被“卡”在现代化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狭小空间里，在工厂制度下过着一种独特的生活，既脱离了传统的乡土文化，又被排斥在“个人主义与消费主义制造的资本主义浪漫”之外（Ma and Cheng，2005：310），两头不到岸。他们劳作在社会底层，没有社会地位、权利，无法体验现代的生活方式，更缺失的是个人表达和追求的空间和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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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缺乏良好教育与技能的这群女性来说，除了工厂工之外恐怕也难以找到她们心目中的那种“工作”，比如进写字楼做文员、做白领等。因为可能性小，“找工作”也逐渐失去了其吸引力。没有其他选择，面对自己成为性主体、都市主体和现代化主体的欲望，她们发不出一点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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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困境下，另辟蹊径不啻为一种勇敢的尝试；常规“工作”之外的其他选择便成了她们的“蹊径”。在鼓励自谋出路、自主创业、自食其力的今天，自己“出来”、“做生意”等名头为她们披上了一层独立、自主、精明、能干的外衣，而她们在这个行业中摸爬滚打也确实积累了人脉、经验，开阔了视野，为她们继续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生存积攒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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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 “小姐”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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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她们弃“性工作者”这个进步的赋权之名，却采纳这个在我们看来已经十分污名化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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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绍祺在其对香港“男妓”性别身份和对抗污名策略的研究中指出，很多“对抗污名的技巧同时也是性别策略”（Kong，2009）。他回顾了文献中关于污名管理技巧也是合理化策略的讨论，提出娼妓研究中有关社会污名的分析应加入性别视角的观点。香港“男妓”理解和应对污名的故事使他注意到，他们的合理化策略很多时候亦是重拾男性气概的策略。中国文化崇尚男子的担当，社会规范期待男人做值得尊敬的人、有责任心的人，“男妓”强调自己的这种文化属性，将自己置于霸权式的男性气质之下（同上：37），以弱化“妓”的污名。本研究也采用了这个分析框架，探讨小姐对自我形象和身份的构建。“小姐”这个名称不仅是弱化污名或曰转移视线的方法，更是一种性别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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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姐”作为去污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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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分析过小姐不喜欢“性工作者”这个称呼的原因，它太直接，而且只强调了性——恰恰又是中国社会里比较忌讳的——似乎她们只卖身、卖性来换钱，高度违背了中国社会道德和文化习性。这个词听起来其实和中文里另一个充满了负面色彩的词很接近，就是“卖淫”，后者也是突出了性与肉体以及换钱的性质。小姐的日常工作涉及方方面面，她们可以是这个身份，也可以是那个身份，还可以是几个身份同时拥有，因此她们不想把自己定义为“性工作者”。“小姐”这个词比较模糊，涵盖性强，没有特指她们的“工作”内容，玩、做生意、出来、PR（公关）、陪酒等都是，而且在城市环境中它还是对年轻女性的常用称呼，这在某种程度上能弱化她们的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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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污名技巧之“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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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阐述过，“玩”是小姐对于自己正在做的这件事的一种理解方式，尤其是对于以下的几种情况来说：站街、应召上门、被包养或在家工作的小姐没有所属公司或老板，无须遵循什么规定或规矩；她们有抽烟、喝酒、赌博和嗑药习惯或爱好，使所谓的“工作”和玩乐难以区分；非常年轻的女孩，对现在和未来都没有计划；觉得现在的阶段只是暂时性的，过一天算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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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的叙述不仅描绘了小姐日常“工作”中娱乐及玩乐的部分，更提供了一个让她们忘却烦恼、减轻负担的空间。它不像“性工作者”那样直接和具体，重要的是，它淡化了她们“无所事事”、“毫无目标”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污名；将其看作生活中一个过渡或暂时的阶段也减轻了缺乏生活目标的负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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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污名技巧之“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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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小姐年头比较长、较有经验的，比如珍姐、明姐和海斌，还有生活目标较清晰的几个人，比如小李、阿美和阿静都说自己是“做生意的”，根据不同的需要，她们还把自己称为“公关”、“部长”或“业务主任”。这也是一种去污名技巧，因为做生意具有城市特性，这么说让小姐们觉得有面子，也赋予她们一种现代、成熟、精明的形象。与精明的商人接触多了，她们也沾染到一些他们的习气，说话变得老到和圆滑。她们觉得自己能参与进客人的生意之中，慢慢地认识更多人，在做小姐期间尽力为自己积累社会资源，是一种“长期投资”和“灵活积累”，自我感觉便会良好起来。比起“性工作者”这样的称呼，“做生意的”听起来更高级、更有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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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污名技巧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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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概是小姐们最有意思的一种说法了，既直接又委婉，既清楚又模糊。她们正是处于这样一个状态——不清楚自己之后要干什么，对于现在所做的事又怀着一种不想道明的态度，那么这个词就是最好的说法，一切都是开放的，什么都是有可能的，用流动来解释，用不定应付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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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不愿待在农村，也不愿困在工厂，觉得自己不是在工作，也不想找什么工作了，做小姐就是工作制度外一个不坏的选择。显然，这违背了国家对于人民勤劳工作、为国家经济做贡献的号召（Yan，2005b）。这群女性几乎没有资源和更好的选择，想要脱离落后与限制，赶上飞速变化的世界，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只有用自己的青春和身体去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做自己觉得是正确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她们希望自己首先被视作一个人，而不是以一种工作身份被定义、被赋权、被解放；并且，工作也未必是将来的一个出路，拒绝“性工作者”称呼也是对不适合她们的工作制度感到迷惘和进行再思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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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姐”作为性别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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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所有受访者都宁愿被叫“小姐”，也不愿被叫“性工作者”。对于普通大众来说，这个词原本的意思已经淡化，已然有了“妓女”的意味，跟“性工作者”之于她们没什么两样，但在城市环境里它依然被用来称呼女性，这就给了她们一些模糊的想象与空间。她们是如何抓住这样一个概念，创造出不同的性别形象来满足自己的欲望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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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姐”是都市化能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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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到达城市之前，这些女性对城市生活充满了各种想象。她们不想再面对贫困，即使对于她们来说，生活条件已经比父母辈时改善了不少，她们还是想出去见见世面，至少不会在家里务农或无所事事。阿芳的老家在四川阆中一个乡村，父母都是农民，家里有三兄妹，17岁的时候阿芳听一个同乡说，某某家的女儿在广东打工，一个月能挣600块钱。她也想挣这些钱。她不想待在家里既不读书又不种地。她跑去找那个女孩，问她广东的情况。那个女孩在东莞的一个鞋厂工作，她对阿芳说东莞是个很大的城市，马路有十个车道，车子开得飞快，路旁还有花园和广场，到处都在建商场和工厂。她告诉阿芳，自己所在的鞋厂老板是个台湾人，东莞到处都是像她老板一样的富人，他们开好车，上馆子吃饭，还去打高尔夫。阿芳说，那时她简直是“双眼放光”，拼命想也想不出这么大的城市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乡里、镇上，最宽的马路也就是跑两辆车。”“什么是高尔夫？”阿芳第一次听到这个词，说了几次都说不完整，最后逗得自己咯咯直笑，只觉得“太洋气了”。她按捺不住，说服了父母，过了年就跟着那个女孩到了东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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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了几天汽车，到达的时候，阿芳简直慌了神，因为从来没见过那么多车子。宽阔的大马路上，卡车、公交车、小汽车飞驰而过，“路上飘着灰尘，我都不敢走，拉着我那个老乡，被她笑我”。她们提着装了一些衣服的行李包，路过一个个工地，机器在耳边轰鸣，老乡指给阿芳看，这里是大超市，那里是工厂，还有电影院，每个厂之间都有公交车相连。那天中午，老乡请她在一个小面馆吃面，买了一瓶可乐给她。她啜着这甜味的饮料，心里充满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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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工厂严苛的洗礼，阿芳脱胎换骨。她本来想，第一次出城，实在不行了就回家，出门前还跟妈妈说，出去看看，可能很快就会回来。但后来，她从工厂辞了工，却发现迈不出回家的脚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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