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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段、有着不同生活阅历的小姐对亲密关系有不同的理解和期待，年长的、年轻的，已婚的，未婚的，婚姻经历不愉快的，对婚姻尚感满意的，打定不婚主意的，对婚姻犹疑不决的，找“小三”男友的、买性的，等等，都是从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积累了关于两性的知识，发展出不同的性技巧和性价值观。这些看似只关乎小姐和客人、男友、老公之间的关系，实则其中改变最大的是她们自己。虽然她们的亲密关系以社会大众的评价标准来说未必是成功的，更有可能被认为是边缘的、少数的，但她们就是通过各种或苦或甜或酸的经历为自己积累着性资本。这是她们自己和自己的关系——首先，摆脱旧观念、旧思维和以往生活的束缚，跳出社会既定的框框，就需要足够的勇气；其次，三省其身，尝试不同的生活路径，以曲折的方式实现着自我成长和转变，更需要勇敢，尤其对身为小姐的女人来说，缺乏社会地位，没有良好的基础和资源，一切更为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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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经济独立，意识提升，女性对亲密关系的观念和态度不断地发生变化。多元关系、开放关系、单身和其他新的选择通过媒体的传播广泛扩散，为女性带来新的机会。小姐们一方面在新的亲密文化中耳濡目染，另一方面也从亲身经历中意识到，在传统的婚姻关系中女性的从属地位因生育、家务和抚养等任务无法得到改变，要想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空间，摆脱捆绑，婚姻可能并非最佳选择。她们的“特殊”身份有时给了她们更大的空间去想象和实践如何释放自己的身体和性（sexuality），以及可以用它们来做什么。虽然她们的实践很多时候看起来带有“工具性的目的”（Zheng，2008），但这里面也包含着她们对独立、自主和安全感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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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密关系是女性持续自我规划、自我转变、自我实现的平台，她们是性主体，在亲密关系和情色实践中不断积累性知识、技巧、经验，改变着价值观。虽然经济驱动是女性进入性产业的主要因素，但不是所有的小姐都只以此为目的。我的受访者们还展现和阐述了她们的其他欲望——逃离农村生活、家庭和婚姻；想变年轻、现代、时尚、性感；想要得到更多发展机会和更大的个人空间等。这些愿望似乎可望而不可即，但始终激励她们摸索曲折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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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技巧和性别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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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和表演的能力是小姐们重要的增值手段，表演除了指唱歌、跳舞等平常意义上的表演外，还包括呈现多样化的性别形象来赢得客源，获取机会。这样的“表演”不仅是为了招揽客人，也是为了满足自己对城市生活的想象，满足作为现代化和都市化主体的欲望。小姐是不符合社会主流道德规范的污名身份，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身份也带有对农村和外来人口的偏见，她们因为这些污名遭受歧视，但也有一些小姐利用这些刻板印象，塑造着或淳朴、保守、坚韧、顺从，或放荡不羁、随便甚至暴力的形象，为自己争取利益、扭转局面，或创造更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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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斯坦（Bernstein，2007）提出了“有界限的真实”（bounded authenticity）的概念来描述新兴性产业市场服务和性工作者经验的多样性。她讨论的是“中产阶层”性工作者的情况，这部分工作者一方面是最尽力争取社会政治认同的一群人，将性工作视为规范、职业的概念；另一方面却又最强调交易中的个人化、情感与真情投入。她们会愿意提供除了“插入”的性服务外的其他服务，有些还涉及个人情感，比如亲吻和爱抚，因为她们当初进入这个产业就不仅是为了钱，还有它的价值与独特性（同上：478）。对于这些性工作者来说，在性交易中交换的是身体和情感的结合，她们不仅提供性服务，同时也制造并向客人传递愉悦和欲望，使他们感觉良好，有时甚至能感觉到尊重和爱，比如不化妆而制造“邻家女孩”的感觉，随意拉家常，向客人倾诉自己的经历等，制造真实的感受，当然这一切有着明确的界限。在这个过程中性工作者本身也能拥有同样的感受，和“逢场作戏”有着明显的不同。霍赫希尔德（Hochschild）论述过“表面做戏”（surface acting）与“深层做戏”（deep acting）的区别：前者只是装，是一种外在的行为表现，而后者反映内心真实的感受（Hochschild，2003，转引自Bernstein，2007）。因此，这些取悦客人的做法很多时候对于性工作者本身来说也是重要的，换言之，在取悦他人的同时她们也取悦着自己，表达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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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这些受访者们远未处于“中产阶层”的生活状态，这个概念可能只是她们脑海中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她们还不能去追求这样的身心有时能达到完全一致的“统一自我”（同上：485），即己所欲，施于人。然而，她们的“表演”也非单纯为了物质回报的逢场作戏和“表面做戏”。在迎合客人需求的层面上她们是在发挥自己的娱乐和表演技巧，还需要良好的情商和沟通能力与客人建立关系，使他们愉悦和满意，以求更高的回报；重要的是，她们的表演也有在自我转变和表达层面上的意义——正是由于她们的底层与边缘身份特质，她们需要建构多样的、“有界限的真实”的女性气质与性别形象，一方面吸引客人，另一方面在可达到的范围内最大化自己在性、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权力和自主。这种表演具有“操演”（performative）的性质，在这个过程中，小姐反过来利用了污名身份，颠覆既定的性别脚本，表达了成为性主体、现代化主体和都市化主体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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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情感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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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受访者中多数人处于二十来岁的年龄，特别是那些在室内场所工作的小姐，由于场所严苛的要求，普遍年纪较小。但她们的言行举止和反映出来的心思要比同龄人显得更为世故老练。流动的经历、城市生活的历练和性产业里的摸爬滚打让她们对什么是现实、什么是成熟有了新的理解，在两性关系上、生活能力上、自我认知上都建立了新的认知——“懂事”，即要知道如何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思先于行，懂得权衡利弊，认清自己的角色和责任，懂得合理利用身边的资源为自己争取更大的个人空间，包括自己的身体与性。懂事是心理、情感和性的成熟。学习到新的性技巧并形成新的性观念、性价值观也是情感成熟的一种体现，而以上指出的三种性货币都与性和情感的成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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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性货币积累到一定程度，小姐才有可能拥有性资本，换取其他资本（比如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或者文化资本）的机会才会更大一些。具体来讲，小姐的经济资本包括金钱收入，物质财产，如客人赠送的包包、手机、食品、饰品、生活用品等，其他形式的经济利益，如房租、水电、电话费，以及经济机会，如到外地做小姐的机会、介绍给人被包养的机会等。除了自己受益，小姐还会把钱汇回家，让家里人（如父母、丈夫或孩子）从中受益。她们的社会资本包括与各类、各行业客人建立的联系，与其他小姐、妈咪、公司建立起来的群体感，聚居形成的支持网络，在城市居住建立起来的人际与信息网络，同行间的接纳、认同与评价，他人的期望、认同与评价，向上的社会流动机会，如获取出国、出境的机会等。小姐能取得一定的非正式的社会认可，如社会大众的容忍、行业与职业的生存空间等，但正式的社会认可，如城市户口、行业的合法身份及由此带来的福利与保障，却还是遥不可及。通过性资本小姐可能换到的文化资本包括自身知识、技能、见识的增长与改变，语言能力，比如学会方言和城市语言习惯，学习的机会，通过书籍、杂志、网络等途径获得的信息与知识，城市文化、习俗与生活方式等。总的来说，通过性货币的积累，性资本的交换，小姐获得了比打工或她们能做的其他工作更高的收入、更广的人际交往和更大的自主性。从表面上看来，她们居住在城市中心或其他便于工作的地方，居住环境舒适，时间灵活自由，享受着城市生活和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外表光鲜靓丽、年轻时尚，和不同的人打交道，重要的是，这些“好处”制造着自尊与自信，让她们得到心理上和情感上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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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小姐来说，这样的资本间的交换并不容易。一切交换都没有牢靠、稳定的根基，在现行法律制度下不能公开、透明地进行，更不会有任何标准与保障。小姐在交换过程中议价能力很弱，当不合法的身份遇上父权文化与消费主义，更显得微弱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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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微观层面上看去，不同的场所与环境下小姐显示出不同的权力，有时看起来并非完全无权，有时甚至显得比客人还强势，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讲，她们仍然处于弱势地位，受到个人、文化、制度等多方的挤压，只能靠自身、自发形成的小团体或非正式途径来进行权力的平衡、约束和保护，在较小的范围内取得生存空间，缺乏合法的公民身份和由此带来的安全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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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可以依靠的这种自发的小团体和关系网络也是不稳定的，随着外部法制与社会环境发生游移和变化，她们难以获得稳定的归属感和支持；另外，也是由于特殊的身份无法形成有规模的正式群体，又背井离乡，小姐长久以来都是“单打独斗”的，尤其是在高度个人化的社会中，她们越来越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城市里谋生立足，不会主动寻求群体感。她们在城市的“灰色”空间里，与他人的关系十分松散，她们要保持的社会关系、获取的社会资本是非常功利性的，很多建立在能否获利的基础上。而且，在性产业中，性活动并非出自小姐自身的意愿，强制性、工具性和任务式的性活动容易带来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异化（Farrer，2010）。对小姐来说，也强化了她们“拜金”、“轻佻”、“贪婪”、“不知廉耻”的刻板印象，这使她们的交换更显困难。男性客人通常比她们拥有更多可供支配的、可利用的社会资源，至少在性别身份上也占有优势，愿与小姐建立关系的就比较少，因而小姐能换到的社会资本也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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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流动人口，她们只是城市的过客，对于自己的选择，她们也没有太多的想法，不确定要做多久，也不清楚以后有什么打算。这是她们生命中一个“短暂”的、“过渡性”的时期，因此她们有多大意愿对自己的性资本进行投资也是不定的，而作出的投资就往往具有短期性和功利性。没有社会地位、身份尴尬，使她们处于漂浮不定的状态中，即使是对于那些在室内场所做事，“工作”条件和收入都较好的小姐来说，也并未拥有社会认同，社会的总体环境对她们来说是不利的，困难和危险比比皆是，这些负面因素造成个人资源缺乏，可积累、可投资的少，也不一定能带来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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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姐们希望把性资本转换成社会、文化和经济资本，但个人能动性还是难以摆脱结构性的限制和由此引致的社会歧视，因而交换的成功率非常低。从这个意义上说，性资本是一把双刃剑，为她们提供条件与机会的同时也会进一步将她们异化，置于尴尬、困难的境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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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性认同与性资本的阶层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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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姐们离乡背井进入性产业，身负污名，努力争取到的可能只是非常浅表的现代化与都市化，比如本书前面说到的，只是关乎生活方式、习惯和一些物质性的东西，在旁人看来，都是微不足道的。大概很多人都会觉得用如此代价去换取这样微小的东西不值得，不理智，但她们却满足于此。这就是心理满足带来的愉悦感。尽管得不到很多实质的回报，但小姐们还是愿意出来尝试不同的生活，看看外面的世界，体验城市的节奏，哪怕只是表面上的，也有可能带来一丝转机，总比原地不动、故步自封要好，因此于她们来说是值得的。踏出这一步对于小姐自身而言，意义重大。这是一种具有象征性的意义，也可以说是一种使自己感受到变化和进步的、使自己自我感觉良好的自尊感，这背后不一定有如法律或社会认可这样实质性的改变，更多的只是象征性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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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资本在身体、性的层面上和精神、心理的层面上都能带来正面感受，它能带来物质上的实用的价值，更能带来象征性的意义与价值。这对处于社会底层和从事边缘职业的小姐来说也许是最宝贵的，她们没有其他的很多资源，唯有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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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一定要强调性资本的阶层特性。对于其他学者讨论的那些西方中产阶层、白人群体或者“上海宝贝”这样的居住于大城市、有较多其他资本的女性（裴谕新，2013）来说，性资本可以（至少）部分独立于其他场域的资本，它不一定受其他资本的制约与影响，一是因为性场域在现代社会的独立性，二是因为他们已经由于种族与性别而“天然地”处于一个较有优势的地位，他们已经拥有了相对多的其他资本，在其他场域中互换，也可以与性资本互换；性资本可以只在性场域中应用，不一定要以性资本去换其他的资本，因此性资本就拥有了一个独立性与“锦上添花”的特性，尤其是涉及情感劳动的部分，比如在他人面前呈现良好的形象、个人风格，拥有更多的社交本事，在他人面前表现得迷人、优雅，善于互动、更有活力和吸引力等，如果拥有了这些特质，个人在性场域中会更受欢迎，也就是说，会处于性分层中的较上位置，但若没有，也不太会影响他们在其他场域中的位置。而对于中国特殊背景下的这一群女人而言，性资本的独立性却在于其唯一性，她们没有其他的资本，性资本的转化是唯一获取其他资本的途径，于是它就有了非常重要的功用。对她们而言，性资本与社会分层造成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密切相关，亦即性身份或在性分层中所处的位置与其他资本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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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情色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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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性资本的阶层特性，它在个人情感上造就的满足感与自我愉悦感在小姐身上就比物质性或实质性的收益更重要。我将这几种与自身情感紧密相关的“性货币”称为自我情色实践（erotic practices of the self），这些实践发生在与特定社会空间发生的互动中，与他人（客人、妈咪、丈夫、男友等）的关系中，以及与自己的关系中，反映了个体为实现其自主性所作的努力，她们通过身体和性实践表达着别样的女性气质和性别形象，表达了自己对自己的想象与期待。很多时候这种想要成为性主体、城市化和现代化主体的欲望在她们的脑海中并非清晰可见的、明确的理想，且不一定能引发为了达到目的的策略性行动，大都只是微妙的情感、模糊的愿景或潜意识中的动力。因此与前不同的是，在城乡二元分化、社会污名和阶层合力建构和影响下的性资本不一定是一种理性选择的结果，不一定是策略性的积累与投资，它带来的除了收益性的交换关系外，我更强调的是一种个体自己与自己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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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姐用性资本交换得到的东西，无论是物质上的、关系上的，还是情感上的，都对她们的自身感受很重要。她们得不到城市身份，但享受到了城市生活的便利，她们缺乏稳定保障，但体验了现代的生活方式；她们没有真正融入城市，但至少生活在那里，认识了那里的人，与其建立起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她们不能顺畅地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但也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着反抗与挣扎。如此种种，都关乎自我形象与自我尊严，建构出来的性别形象与身份想象给她们带来的是美感与自信，在精神上和情感上支撑着她们努力生活，寻求立足。这就是本书开头之处提到的情感欲望，包含着对自己的认识、对成长的渴望、自尊自信、对未来的一点点憧憬，以及实现这些带来的情感上的充实感和愉悦感。这也是小姐以自己的方式对制度性障碍作出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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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谈到的性资本因而具有满足欲望的另类力量：它能带来自信、自尊等正面感受，它塑造了对未来的念想，它关乎爱与性、情与欲，使人成长，让人满足。这是一种认知的能动性（Mahler and Pessar，2001），虽然可能模糊细微，却常常存在于女性生活中，产生了巨大而无形的动力。比起理性和策略性的自主性，这一类能动性对于解释女性的生活选择、自我理解有更重要的作用，然而它常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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