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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性货币积累到一定程度，小姐才有可能拥有性资本，换取其他资本（比如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或者文化资本）的机会才会更大一些。具体来讲，小姐的经济资本包括金钱收入，物质财产，如客人赠送的包包、手机、食品、饰品、生活用品等，其他形式的经济利益，如房租、水电、电话费，以及经济机会，如到外地做小姐的机会、介绍给人被包养的机会等。除了自己受益，小姐还会把钱汇回家，让家里人（如父母、丈夫或孩子）从中受益。她们的社会资本包括与各类、各行业客人建立的联系，与其他小姐、妈咪、公司建立起来的群体感，聚居形成的支持网络，在城市居住建立起来的人际与信息网络，同行间的接纳、认同与评价，他人的期望、认同与评价，向上的社会流动机会，如获取出国、出境的机会等。小姐能取得一定的非正式的社会认可，如社会大众的容忍、行业与职业的生存空间等，但正式的社会认可，如城市户口、行业的合法身份及由此带来的福利与保障，却还是遥不可及。通过性资本小姐可能换到的文化资本包括自身知识、技能、见识的增长与改变，语言能力，比如学会方言和城市语言习惯，学习的机会，通过书籍、杂志、网络等途径获得的信息与知识，城市文化、习俗与生活方式等。总的来说，通过性货币的积累，性资本的交换，小姐获得了比打工或她们能做的其他工作更高的收入、更广的人际交往和更大的自主性。从表面上看来，她们居住在城市中心或其他便于工作的地方，居住环境舒适，时间灵活自由，享受着城市生活和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外表光鲜靓丽、年轻时尚，和不同的人打交道，重要的是，这些“好处”制造着自尊与自信，让她们得到心理上和情感上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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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小姐来说，这样的资本间的交换并不容易。一切交换都没有牢靠、稳定的根基，在现行法律制度下不能公开、透明地进行，更不会有任何标准与保障。小姐在交换过程中议价能力很弱，当不合法的身份遇上父权文化与消费主义，更显得微弱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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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微观层面上看去，不同的场所与环境下小姐显示出不同的权力，有时看起来并非完全无权，有时甚至显得比客人还强势，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讲，她们仍然处于弱势地位，受到个人、文化、制度等多方的挤压，只能靠自身、自发形成的小团体或非正式途径来进行权力的平衡、约束和保护，在较小的范围内取得生存空间，缺乏合法的公民身份和由此带来的安全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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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可以依靠的这种自发的小团体和关系网络也是不稳定的，随着外部法制与社会环境发生游移和变化，她们难以获得稳定的归属感和支持；另外，也是由于特殊的身份无法形成有规模的正式群体，又背井离乡，小姐长久以来都是“单打独斗”的，尤其是在高度个人化的社会中，她们越来越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城市里谋生立足，不会主动寻求群体感。她们在城市的“灰色”空间里，与他人的关系十分松散，她们要保持的社会关系、获取的社会资本是非常功利性的，很多建立在能否获利的基础上。而且，在性产业中，性活动并非出自小姐自身的意愿，强制性、工具性和任务式的性活动容易带来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异化（Farrer，2010）。对小姐来说，也强化了她们“拜金”、“轻佻”、“贪婪”、“不知廉耻”的刻板印象，这使她们的交换更显困难。男性客人通常比她们拥有更多可供支配的、可利用的社会资源，至少在性别身份上也占有优势，愿与小姐建立关系的就比较少，因而小姐能换到的社会资本也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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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流动人口，她们只是城市的过客，对于自己的选择，她们也没有太多的想法，不确定要做多久，也不清楚以后有什么打算。这是她们生命中一个“短暂”的、“过渡性”的时期，因此她们有多大意愿对自己的性资本进行投资也是不定的，而作出的投资就往往具有短期性和功利性。没有社会地位、身份尴尬，使她们处于漂浮不定的状态中，即使是对于那些在室内场所做事，“工作”条件和收入都较好的小姐来说，也并未拥有社会认同，社会的总体环境对她们来说是不利的，困难和危险比比皆是，这些负面因素造成个人资源缺乏，可积累、可投资的少，也不一定能带来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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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姐们希望把性资本转换成社会、文化和经济资本，但个人能动性还是难以摆脱结构性的限制和由此引致的社会歧视，因而交换的成功率非常低。从这个意义上说，性资本是一把双刃剑，为她们提供条件与机会的同时也会进一步将她们异化，置于尴尬、困难的境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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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性认同与性资本的阶层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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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姐们离乡背井进入性产业，身负污名，努力争取到的可能只是非常浅表的现代化与都市化，比如本书前面说到的，只是关乎生活方式、习惯和一些物质性的东西，在旁人看来，都是微不足道的。大概很多人都会觉得用如此代价去换取这样微小的东西不值得，不理智，但她们却满足于此。这就是心理满足带来的愉悦感。尽管得不到很多实质的回报，但小姐们还是愿意出来尝试不同的生活，看看外面的世界，体验城市的节奏，哪怕只是表面上的，也有可能带来一丝转机，总比原地不动、故步自封要好，因此于她们来说是值得的。踏出这一步对于小姐自身而言，意义重大。这是一种具有象征性的意义，也可以说是一种使自己感受到变化和进步的、使自己自我感觉良好的自尊感，这背后不一定有如法律或社会认可这样实质性的改变，更多的只是象征性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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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资本在身体、性的层面上和精神、心理的层面上都能带来正面感受，它能带来物质上的实用的价值，更能带来象征性的意义与价值。这对处于社会底层和从事边缘职业的小姐来说也许是最宝贵的，她们没有其他的很多资源，唯有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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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一定要强调性资本的阶层特性。对于其他学者讨论的那些西方中产阶层、白人群体或者“上海宝贝”这样的居住于大城市、有较多其他资本的女性（裴谕新，2013）来说，性资本可以（至少）部分独立于其他场域的资本，它不一定受其他资本的制约与影响，一是因为性场域在现代社会的独立性，二是因为他们已经由于种族与性别而“天然地”处于一个较有优势的地位，他们已经拥有了相对多的其他资本，在其他场域中互换，也可以与性资本互换；性资本可以只在性场域中应用，不一定要以性资本去换其他的资本，因此性资本就拥有了一个独立性与“锦上添花”的特性，尤其是涉及情感劳动的部分，比如在他人面前呈现良好的形象、个人风格，拥有更多的社交本事，在他人面前表现得迷人、优雅，善于互动、更有活力和吸引力等，如果拥有了这些特质，个人在性场域中会更受欢迎，也就是说，会处于性分层中的较上位置，但若没有，也不太会影响他们在其他场域中的位置。而对于中国特殊背景下的这一群女人而言，性资本的独立性却在于其唯一性，她们没有其他的资本，性资本的转化是唯一获取其他资本的途径，于是它就有了非常重要的功用。对她们而言，性资本与社会分层造成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密切相关，亦即性身份或在性分层中所处的位置与其他资本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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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情色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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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性资本的阶层特性，它在个人情感上造就的满足感与自我愉悦感在小姐身上就比物质性或实质性的收益更重要。我将这几种与自身情感紧密相关的“性货币”称为自我情色实践（erotic practices of the self），这些实践发生在与特定社会空间发生的互动中，与他人（客人、妈咪、丈夫、男友等）的关系中，以及与自己的关系中，反映了个体为实现其自主性所作的努力，她们通过身体和性实践表达着别样的女性气质和性别形象，表达了自己对自己的想象与期待。很多时候这种想要成为性主体、城市化和现代化主体的欲望在她们的脑海中并非清晰可见的、明确的理想，且不一定能引发为了达到目的的策略性行动，大都只是微妙的情感、模糊的愿景或潜意识中的动力。因此与前不同的是，在城乡二元分化、社会污名和阶层合力建构和影响下的性资本不一定是一种理性选择的结果，不一定是策略性的积累与投资，它带来的除了收益性的交换关系外，我更强调的是一种个体自己与自己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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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姐用性资本交换得到的东西，无论是物质上的、关系上的，还是情感上的，都对她们的自身感受很重要。她们得不到城市身份，但享受到了城市生活的便利，她们缺乏稳定保障，但体验了现代的生活方式；她们没有真正融入城市，但至少生活在那里，认识了那里的人，与其建立起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她们不能顺畅地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但也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着反抗与挣扎。如此种种，都关乎自我形象与自我尊严，建构出来的性别形象与身份想象给她们带来的是美感与自信，在精神上和情感上支撑着她们努力生活，寻求立足。这就是本书开头之处提到的情感欲望，包含着对自己的认识、对成长的渴望、自尊自信、对未来的一点点憧憬，以及实现这些带来的情感上的充实感和愉悦感。这也是小姐以自己的方式对制度性障碍作出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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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谈到的性资本因而具有满足欲望的另类力量：它能带来自信、自尊等正面感受，它塑造了对未来的念想，它关乎爱与性、情与欲，使人成长，让人满足。这是一种认知的能动性（Mahler and Pessar，2001），虽然可能模糊细微，却常常存在于女性生活中，产生了巨大而无形的动力。比起理性和策略性的自主性，这一类能动性对于解释女性的生活选择、自我理解有更重要的作用，然而它常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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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 第九章 全书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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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讨论的是珠三角地区小姐对“工作”与“性工作”的理解，阐述了她们对自身身份的体会与解读，呈现了在这一地区独特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下她们的日常生活图景，包括婚姻、恋爱与情感实践，消费和生活方式，生活与工作环境下的各种互动关系，对生活的想象与自身欲望，以及她们为争取更多个人空间和资源所做的挣扎、协商与努力。解读欲望是本书的一大重点——作为流动女性与小姐，她们想要什么，做出过何种努力，又得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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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突出了小姐自己的声音，从她们的角度理解流动和进入性产业的选择，婚姻与情感的选择，以及消费方式和日常行为。这需要对结构限制有充分认识，但又要摒弃任何将其视为受害者、堕落者或被剥削者的取向。以往的研究大多从道德或男权牺牲者的视角来评判这些女性，容易造成单一的解释，忽略其中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包括她们的身份、进入性产业的原因、反抗压迫的动力与决心等，都是多元的。而后来出现的“性工作”分析取径，目标是争取这群女性的合法身份，改善其工作环境，通过改变社会、文化、法制实现对她们的正向接纳。这是世界各国女权运动在“娼妓”问题上趋向一致的一个方面，“性工作者”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也具有了话语的合法性。但这样的视角也可能忽视了这个群体中的分层和多样性，不同的地区、法律背景、社会文化背景、工作环境、个人经历都可能带来不同的工作与生活感受，大一统的概念和思路可能就会造成另一种压迫。不可否认的是，学术界和行动派在这方面具有良好的意愿，但从业女性自身的想法并不一定是这样，其中的断裂可能导致我们对这些从业女性职业状况和未来愿意的理解产生偏差，使“真实”情况被进一步曲解，从而产生偏误的观点。这本书所做的就是从她们的自身经验出发，梳理她们的逻辑，以认清学界或行动派和经验者之间的距离，整理出更符合实际情况、更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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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的田野资料，我将讨论的焦点集中于以下四点。①性产业从业女性对“工作”与“性工作”的理解，她们自身的经历、经验与叙述；②她们作为流动人口、女性和小姐的欲望；③她们的日常生活以及日常生活中进行微小抗争的场所；④她们在流动、进入性产业、抵抗负面形象与污名时呈现的自主性。我没有沿用以往讨论中的身份认同或权力框架，而是使用了欲望语言。流动人口研究有时会忽视女性作为现代化、都市化和性主体的欲望，这些欲望又通常不是以较为清晰、理性的形式出现，大都流于潜意识中，较难被发掘和讨论（Cameron and Kulick，2003；Rofel，2007；Tsang and Ho，2007；Ho，2006，2007a，b，2008a，b）。我所做的就是尝试解读小姐的欲望，探讨在某个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满足这些欲望的可能性，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女性的经验与困境，以这个群体的经验为一个切入点或例子，更好地理解女性的日常生活经验和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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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 本书主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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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女性性产业从业者的自我身份认知存在多样性，“性工作者”对于一些人来说是不被接受的称谓，学者应关注命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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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地区部分女性性产业从业者的自我身份认同是“小姐”，而非“性工作者”，这首先说明了这个群体中对自我身份认知的多样性。“性工作者”虽已被研究者和行动者广泛接受并赋予了进步意义，但女性从业者本身对之有不同的理解。她们认为这个称谓只突出了“性”，抹杀和隐藏了她们工作中的大量甚至有时是绝大部分非性的内容，反而带有污名性质。而且，部分人并不认同这是一种工作，它不能保证稳定收入、没有带来尊严感、不需要责任心、没有带来目标与方向感，而这都是她们考量和理解“工作”的“指标”，因此正式的工作应有不同的性质与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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