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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经济学取向的讨论则能较好地阐释个人对于性资本投入的动机问题，比如个体认为其投入能换来高回报的时候有更大的积累与利用性资本的意愿，这是一种理性选择。格林以戈夫曼的自我呈现与“前台”（front）概念阐述了一个大型北美同性恋社区中的个人为了获取更高的性身份与地位所做的提升性资本的努力——在互动中意识到性选择中偏好的存在，意识到性场域中的竞争，审视自己的身体与风格，定位自己从而看到差距，作出回应与转变，拿出最好的自己，这就是一种“前台工作”，像照镜子一样，具有高度自反性（Green，2011：258）。身在上海的外国男人虽然具有种族上的“优势”，但为了得到性愉悦和性吸引力上的自我满足感，他们还是会投入很多时间与精力去塑造合适的男性气质，迎合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人对外国人的想象（Farrer，2010：85）。这些例子里性资本的积累与运用都有很强的理性与策略性（同上：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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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性资本概念独立拿出来，不再依附于对社会资本或文化资本的讨论，是研究性作为一个独特和相对独立（或至少部分独立）的生活领域呈现的分层现象的一个创新，也回应了当今社会生活的重大变化——择偶与婚姻市场变得越来越复杂、开放，它不像以前，婚姻由家庭和长辈决定，由阶级、种姓、宗教、地理位置、年龄和经济状况决定，而是具有了跨种族、全球化的特性；人的情感与性生活更自由、更丰富多彩，性别关系也呈现复杂多元的趋势；除此之外的其他领域也越来越具有“情感劳动”的色彩，对个人的自我操演、印象管理等有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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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学者的讨论正逐步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关于性市场、性场域、性资本的理论体系。建立在这些讨论之上，我想要以珠三角地区小姐的经验回应性资本的内涵、交换方式和阶层因素三个问题。第一，关于性资本包括的元素，哈金已经综合了其他学者的论述，涵盖了视觉、美学、身体、社会与性几个方面，我更想强调的是性资本带来的象征意义与心理满足感（Ding and Ho，2013），以更好地呈现性资本的“内敛”特性。这也将回应前文提到的“理性与策略性”的问题。第二，学者都提到了不同资本间的互换，但没有明确阐述这种交换是如何发生的，成功的概率又有多大，和什么因素有关。而这些都是与阶层密不可分的。中国的城乡二元分化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前所未有的，性资本在这样的语境中肯定呈现不同的特色。现有文献在阶层问题上没有清楚的论述，但对于性资本的分析不能脱开这个维度，小姐的例子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回应性分层的机制，具体来说，是阶层话语下社会分层中的性分层问题。第三，我用性资本的概念进一步回应本研究构建的欲望的理论框架：性资本是造成分层的原因，但也能体现个人能动性，它未必是计划性、策略性的能动性，更多的是一种以欲望形式展现的个人挣扎、协商与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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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货币与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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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农村妇女有非常多的刻板印象和先入之见，比如保守被动、老土落后、粗糙衰老、对身材样貌毫不在意、没文化、粗鲁、顽固、不讲理，同时又暗含着一种原始的色欲，如性活跃、生育能力强，似乎土壤肥沃（郑天天，2007：94-101）。她们来到城市，面临户口、保障、安全、子女教育等多方面的问题，要通过在工厂打工或婚姻在城市立足、生存，甚至追赶上城市人的生活质量、实现自己的梦想，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而做小姐就像一条危险、不定、复杂的路，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并非很好的选择，但它可能使她们更容易接近自己想象中的生活。成为小姐，就要面对更多的歧视、压制和困难。在珠三角，有许多正当年、青春漂亮、有活力的小姐在“竞争”，要“杀出重围”实属不易。小姐们不能只靠提供直接性服务生存，还需提供多种类的半色情或不涉性服务，最常见的有聊天、陪伴、喝酒、唱歌、跳舞、玩牌或骰子、猜拳、租女友等，依靠自己的个人魅力及能力来赢得客源、留住客人和换取物质或非物质报酬。作为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小姐们还需经受性别与职业压力，在社会分层和性分层中无疑都是处于底层的，她们没有资源，只能依靠自己的身体，这是唯一可以用来换取其他资本的资源，所以要做的就是尽力积累和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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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性资本对于她们来说也不是自然拥有的，她们刚出来做小姐的时候大部分人都处于贫困或经济不宽裕的境况，连买件衣服、弄个头发都不是想做就能做的。哈金和格林等学者在讨论性资本的时候都没有涉及社会阶层的维度，只是直接将容貌、体形和个人风格等的转变归为性资本的几个核心元素。刘雅格在研究中曾指出，性资本与个人的经济状况、政治所属等相关，但个人的性身份未必是其经济地位或身份的直接反映，其中种族是很关键的影响因素（Farrer，2010：74）。类似的，在中国城乡二元的大背景下，阶层因素不可被忽视，不同的是，它犹如加在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在诸多限制的情况下使得原本缺乏资源的人更缺乏机会，原本拥有权力与资源的人拥有更大权力与更多的资源，拉大了差距，加剧了不公。换言之，性身份、地位在某些人群中可能会更直接地受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本的影响，比如农村人口、流动人口等，这也能部分解释为何在中国农村地区“剩男”现象十分严重，而官员腐败问题又通常与情妇和“个人生活作风”有关，即权色相连。对于小姐来说，学者描述的外貌上、身体上与观念上的转变都不能理所当然发生，要得到性资本，首先要积聚足够的“性货币”，即交换的媒介。我的研究总结了四种类别的性货币，分别是外貌与身体的美，性价值观、性知识、性实践和技巧，娱乐技巧和性别操演，以及性和情感的成熟。这些性货币是用来换取更多物质报酬、城市生活的便利、人脉关系、自尊、情感能力和生活认知的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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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貌与身体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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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在不同学者的论述中都被认为是性资本中最重要的元素。我认为美这个元素应当包括皮肤、妆容、发型、衣着、饰品，以及由外表管理产生的个人满足感与美的愉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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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姐都非常在意自己的身材和外貌，尤其是在夜总会、酒店、KTV等室内场所上班的，在服装、护肤和化妆品上的开销比较大。皮肤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范畴，对于亚洲女性来说皮肤白皙是通用的审美倾向，是年轻的象征，更具有一种城市意味——城市的人通常无须风餐露宿，也无须经常日晒雨淋，他们大多在室内和有空调的地方上班，因此皮肤都会较细腻柔和，而农村人由于劳作方式不同，肤色往往较深，也比较衰老。这种印象经由各种媒体的渲染和商业运作得到固化和放大，铺天盖地的防晒、美白、抗衰产品不仅强调这些功能的重要性，而且将是否选用上述产品总结为一个女性是否具有自我保护意识、现代意识、生活技能，甚至是否关爱自己的评判标准。同样的，着装、妆容、饰品也是如此。是否跟得上潮流也成为一个人是否拥有正确生活态度的评判标准，是现代化和都市化的象征，也是人们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准之一（Zheng，2003：157-158）。在这样的话语下，谁也不愿成为跟不上趟的“土老帽儿”，因而外表管理有着重要意义，尤其对于小姐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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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姐的着装和妆容风格是一个有争议的点。通常她们的服装都包含一些较为裸露的元素，比如透视装、低胸装、超短裙、吊带衫等，无论在哪一种话语之下（小姐/性工作者/卖淫女），都已经被认为是典型的夜场风格，人们容易形成刻板印象。但对于小姐来说，这些却是保住这个饭碗必需的，很多场所都会对着装有要求，这在前文也讲到过。着装是否“正确”与“合适”，会影响到公司、妈咪和客人对小姐的印象，直接影响她的生计。因此无论如何，让自己在这个群体中受欢迎总是一件不会错的事情。平日里通过时尚杂志、网络和电视，她们也学会了很多穿衣、化妆与护肤之道。她们不仅为饭碗打扮，也为了自己的愉悦心情打扮，把自己打扮得漂亮、时尚，既能增加自信，带来审美满足，削弱由流动人口身份与职业歧视带来的负面情绪，还是她们过上城市生活的“切入点”——要成为真正的城市人一点都不简单，对于她们来说甚至不可能，但至少在这一点上她们能做到，甚至比很多城市女性做得还要好，这也正是前文表面都市化概念阐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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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价值观、性知识、性实践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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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恋与两性关系作为小姐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在她们流动的整个过程中，包括流动前后都对她们的生命施加着持续、广泛的影响。她们进入性产业的决定，进入婚姻生活的决定，寻求婚姻外亲密关系的想法，对两性关系的理解，对性的理解，对身为女人的感悟等等，都受到自身亲密关系经历与经验的影响。她们对于女人的苦楚和机会有了更深刻的体会，思维已经不再局限于婚姻或一对一的亲密关系，她们寻求着更多元的路子，也不怕直言自己的欲望和“放纵”。从她们的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对女性刻板印象的抵制、跨越甚至颠覆，“青春饭”和“破罐子破摔”也有了新的意涵。对于小姐来说，亲密关系与流动经验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交织着形成了可以改变生活、改变个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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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段、有着不同生活阅历的小姐对亲密关系有不同的理解和期待，年长的、年轻的，已婚的，未婚的，婚姻经历不愉快的，对婚姻尚感满意的，打定不婚主意的，对婚姻犹疑不决的，找“小三”男友的、买性的，等等，都是从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积累了关于两性的知识，发展出不同的性技巧和性价值观。这些看似只关乎小姐和客人、男友、老公之间的关系，实则其中改变最大的是她们自己。虽然她们的亲密关系以社会大众的评价标准来说未必是成功的，更有可能被认为是边缘的、少数的，但她们就是通过各种或苦或甜或酸的经历为自己积累着性资本。这是她们自己和自己的关系——首先，摆脱旧观念、旧思维和以往生活的束缚，跳出社会既定的框框，就需要足够的勇气；其次，三省其身，尝试不同的生活路径，以曲折的方式实现着自我成长和转变，更需要勇敢，尤其对身为小姐的女人来说，缺乏社会地位，没有良好的基础和资源，一切更为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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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经济独立，意识提升，女性对亲密关系的观念和态度不断地发生变化。多元关系、开放关系、单身和其他新的选择通过媒体的传播广泛扩散，为女性带来新的机会。小姐们一方面在新的亲密文化中耳濡目染，另一方面也从亲身经历中意识到，在传统的婚姻关系中女性的从属地位因生育、家务和抚养等任务无法得到改变，要想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空间，摆脱捆绑，婚姻可能并非最佳选择。她们的“特殊”身份有时给了她们更大的空间去想象和实践如何释放自己的身体和性（sexuality），以及可以用它们来做什么。虽然她们的实践很多时候看起来带有“工具性的目的”（Zheng，2008），但这里面也包含着她们对独立、自主和安全感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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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密关系是女性持续自我规划、自我转变、自我实现的平台，她们是性主体，在亲密关系和情色实践中不断积累性知识、技巧、经验，改变着价值观。虽然经济驱动是女性进入性产业的主要因素，但不是所有的小姐都只以此为目的。我的受访者们还展现和阐述了她们的其他欲望——逃离农村生活、家庭和婚姻；想变年轻、现代、时尚、性感；想要得到更多发展机会和更大的个人空间等。这些愿望似乎可望而不可即，但始终激励她们摸索曲折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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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技巧和性别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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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和表演的能力是小姐们重要的增值手段，表演除了指唱歌、跳舞等平常意义上的表演外，还包括呈现多样化的性别形象来赢得客源，获取机会。这样的“表演”不仅是为了招揽客人，也是为了满足自己对城市生活的想象，满足作为现代化和都市化主体的欲望。小姐是不符合社会主流道德规范的污名身份，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身份也带有对农村和外来人口的偏见，她们因为这些污名遭受歧视，但也有一些小姐利用这些刻板印象，塑造着或淳朴、保守、坚韧、顺从，或放荡不羁、随便甚至暴力的形象，为自己争取利益、扭转局面，或创造更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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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斯坦（Bernstein，2007）提出了“有界限的真实”（bounded authenticity）的概念来描述新兴性产业市场服务和性工作者经验的多样性。她讨论的是“中产阶层”性工作者的情况，这部分工作者一方面是最尽力争取社会政治认同的一群人，将性工作视为规范、职业的概念；另一方面却又最强调交易中的个人化、情感与真情投入。她们会愿意提供除了“插入”的性服务外的其他服务，有些还涉及个人情感，比如亲吻和爱抚，因为她们当初进入这个产业就不仅是为了钱，还有它的价值与独特性（同上：478）。对于这些性工作者来说，在性交易中交换的是身体和情感的结合，她们不仅提供性服务，同时也制造并向客人传递愉悦和欲望，使他们感觉良好，有时甚至能感觉到尊重和爱，比如不化妆而制造“邻家女孩”的感觉，随意拉家常，向客人倾诉自己的经历等，制造真实的感受，当然这一切有着明确的界限。在这个过程中性工作者本身也能拥有同样的感受，和“逢场作戏”有着明显的不同。霍赫希尔德（Hochschild）论述过“表面做戏”（surface acting）与“深层做戏”（deep acting）的区别：前者只是装，是一种外在的行为表现，而后者反映内心真实的感受（Hochschild，2003，转引自Bernstein，2007）。因此，这些取悦客人的做法很多时候对于性工作者本身来说也是重要的，换言之，在取悦他人的同时她们也取悦着自己，表达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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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这些受访者们远未处于“中产阶层”的生活状态，这个概念可能只是她们脑海中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她们还不能去追求这样的身心有时能达到完全一致的“统一自我”（同上：485），即己所欲，施于人。然而，她们的“表演”也非单纯为了物质回报的逢场作戏和“表面做戏”。在迎合客人需求的层面上她们是在发挥自己的娱乐和表演技巧，还需要良好的情商和沟通能力与客人建立关系，使他们愉悦和满意，以求更高的回报；重要的是，她们的表演也有在自我转变和表达层面上的意义——正是由于她们的底层与边缘身份特质，她们需要建构多样的、“有界限的真实”的女性气质与性别形象，一方面吸引客人，另一方面在可达到的范围内最大化自己在性、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权力和自主。这种表演具有“操演”（performative）的性质，在这个过程中，小姐反过来利用了污名身份，颠覆既定的性别脚本，表达了成为性主体、现代化主体和都市化主体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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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情感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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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受访者中多数人处于二十来岁的年龄，特别是那些在室内场所工作的小姐，由于场所严苛的要求，普遍年纪较小。但她们的言行举止和反映出来的心思要比同龄人显得更为世故老练。流动的经历、城市生活的历练和性产业里的摸爬滚打让她们对什么是现实、什么是成熟有了新的理解，在两性关系上、生活能力上、自我认知上都建立了新的认知——“懂事”，即要知道如何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思先于行，懂得权衡利弊，认清自己的角色和责任，懂得合理利用身边的资源为自己争取更大的个人空间，包括自己的身体与性。懂事是心理、情感和性的成熟。学习到新的性技巧并形成新的性观念、性价值观也是情感成熟的一种体现，而以上指出的三种性货币都与性和情感的成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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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性货币积累到一定程度，小姐才有可能拥有性资本，换取其他资本（比如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或者文化资本）的机会才会更大一些。具体来讲，小姐的经济资本包括金钱收入，物质财产，如客人赠送的包包、手机、食品、饰品、生活用品等，其他形式的经济利益，如房租、水电、电话费，以及经济机会，如到外地做小姐的机会、介绍给人被包养的机会等。除了自己受益，小姐还会把钱汇回家，让家里人（如父母、丈夫或孩子）从中受益。她们的社会资本包括与各类、各行业客人建立的联系，与其他小姐、妈咪、公司建立起来的群体感，聚居形成的支持网络，在城市居住建立起来的人际与信息网络，同行间的接纳、认同与评价，他人的期望、认同与评价，向上的社会流动机会，如获取出国、出境的机会等。小姐能取得一定的非正式的社会认可，如社会大众的容忍、行业与职业的生存空间等，但正式的社会认可，如城市户口、行业的合法身份及由此带来的福利与保障，却还是遥不可及。通过性资本小姐可能换到的文化资本包括自身知识、技能、见识的增长与改变，语言能力，比如学会方言和城市语言习惯，学习的机会，通过书籍、杂志、网络等途径获得的信息与知识，城市文化、习俗与生活方式等。总的来说，通过性货币的积累，性资本的交换，小姐获得了比打工或她们能做的其他工作更高的收入、更广的人际交往和更大的自主性。从表面上看来，她们居住在城市中心或其他便于工作的地方，居住环境舒适，时间灵活自由，享受着城市生活和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外表光鲜靓丽、年轻时尚，和不同的人打交道，重要的是，这些“好处”制造着自尊与自信，让她们得到心理上和情感上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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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小姐来说，这样的资本间的交换并不容易。一切交换都没有牢靠、稳定的根基，在现行法律制度下不能公开、透明地进行，更不会有任何标准与保障。小姐在交换过程中议价能力很弱，当不合法的身份遇上父权文化与消费主义，更显得微弱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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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微观层面上看去，不同的场所与环境下小姐显示出不同的权力，有时看起来并非完全无权，有时甚至显得比客人还强势，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讲，她们仍然处于弱势地位，受到个人、文化、制度等多方的挤压，只能靠自身、自发形成的小团体或非正式途径来进行权力的平衡、约束和保护，在较小的范围内取得生存空间，缺乏合法的公民身份和由此带来的安全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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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可以依靠的这种自发的小团体和关系网络也是不稳定的，随着外部法制与社会环境发生游移和变化，她们难以获得稳定的归属感和支持；另外，也是由于特殊的身份无法形成有规模的正式群体，又背井离乡，小姐长久以来都是“单打独斗”的，尤其是在高度个人化的社会中，她们越来越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城市里谋生立足，不会主动寻求群体感。她们在城市的“灰色”空间里，与他人的关系十分松散，她们要保持的社会关系、获取的社会资本是非常功利性的，很多建立在能否获利的基础上。而且，在性产业中，性活动并非出自小姐自身的意愿，强制性、工具性和任务式的性活动容易带来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异化（Farrer，2010）。对小姐来说，也强化了她们“拜金”、“轻佻”、“贪婪”、“不知廉耻”的刻板印象，这使她们的交换更显困难。男性客人通常比她们拥有更多可供支配的、可利用的社会资源，至少在性别身份上也占有优势，愿与小姐建立关系的就比较少，因而小姐能换到的社会资本也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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