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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除了经济因素外，小姐成为现代化主体、都市化主体与性主体的欲望是其进入性产业的重要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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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赚钱这个普通、便利的说法背后还有哪些原因使小姐愿意成为小姐？这是本书的一个重点内容，源于我对小姐生活方式观察与了解下的好奇。通过几年的研究我发现，成为现代化主体、都市化主体和性主体的欲望是小姐日常生活中很多行为和选择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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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利益对于大多数相当于第二代农民工的小姐来说并非进入性产业最重要的目的。钱固然是一个不可否认与低估的重要因素，但从她们的叙述与日常实践中我看到更多的是对于参与国家现代化进程、分享到进步果实的急切。城乡二元分化与不平衡发展的状况加剧了这种渴望。谁都想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着的农村，到更大的天地中去看看，过过城市生活，享受自由，接受集中了现代化、高科技、新思维的城市文化的熏陶。不管是否能真正在城市立足与发展，都至少要尝试一番，而且是赶在自己还年轻的时候。别的打工方式都不能满足这样的欲望，她们便寻求了另一条路。我在前文列出的都市化表征物是这群女性都市化欲望的物质表现，有着重要的情感意义，她们至少表面上是都市化的，是时尚、先进的，是性感的、开放的，而不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土包子。这在更深层的权益还不能实现的时候至少带来了正面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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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现代化、都市化主体的欲望既是物质欲望，也是性欲望与情感欲望。它物质的一面通过消费实现，包括外表改变，身体改变，获取资讯与新知识，使用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吃、住、行等生活方式的改变，等等。现代化与都市化主体的欲望在这群女性身上也通过性行为与性观念体现。她们的一些“非常规”的性实践被赋予了现代、开放与都市化的意义，要身为这样的女人，要成为这样的主体，要摆脱被动、落后、苦难的被支配的女性形象，当然不能被限定在框框内，而是要勇敢放开自己，就算顶着污名也要去试，何况污名有时还提供了便利与鼓励。情感的一面则是由此而拥有的新知识、新技能，新的人脉关系，新的理念、价值观，新的生活习惯与视野，还有自尊、自信的正面体验。然而，小姐们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微小实践获取的现代化与都市化很大程度上只能是表面的，是一种感受与体验而非实质性的改变。情感欲望提供的驱动力恰在于此，它强调了良好的自我体验带来的愉悦与力量，使小姐克服生活中的重重困难，在狭缝中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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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小姐对爱、婚姻、性的叙述，我了解到亲密关系对小姐来说具有持续而广泛的影响力，与她们流动迁移与进入性产业的选择互相影响。然而，亲密关系如恋爱、婚姻的“失败”与“不幸”并非导致她们做小姐的唯一原因，那些有着良好关系、对婚姻尚感满意的女人也会出去做小姐，深究下去，我看到了女人们成为性主体的欲望。成为性主体的欲望主要是性欲望与情感欲望。性欲望包括满足性的需求，想尝试一对一关系或婚姻关系以外的别种亲密关系，想学会新的性知识与性技巧，想感受身体的愉悦等。情感欲望则体现为想要挣脱传统性别角色和定位，拥更多的个人空间，实现经济独立，得到尊重，增强自信心与自尊心，保有生活中的安全感，有选择或重新选择的机会等，这些都是现代女性可以有的权利。进入性产业当然是在现有条件下的一种无奈之举，但它毕竟提供了一个空间让这群女性去争取这些权利，对亲密关系作出反思、尝试和改变。在性产业中的经历和起伏又让她们积累了新的经验，对于亲密关系也便有了更深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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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自我实践，包括性实践、日常消费和夜场战术与技巧，是小姐满足欲望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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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身份、资源等各方面的问题，小姐并不能通过集体抗争的形式来争取她们想要的东西。对于她们来说，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通过自己，在日常生活中逐步积累、逐步改变，也在此过程中实现了自我的表达与转变，一点点满足着这些欲望。这些自我实践包括性实践、日常消费、外表管理、都市生活方式、夜场的小战术与应对技巧等，都是在日常生活层面上的，微小、平凡，大都不具有意识性与策略性，更多是应对性和反思性的。比如婚外情、招男妓、同时有几个亲密男伴但保持单身等，都是因应自己感情生活中的各种正面或负面经历总结出来的。夜场中的各种应对技巧，包括时间与空间技巧、性别策略等，则是小姐们与复杂的环境和人际关系互动的结果，可能是她们有意的戏弄、抵抗，也有可能是无意识的语言、动作、行为，累积起来却都有改变、颠覆的潜力，挑战了既定的社会规则、性别规范或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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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日常实践之所以能成为自我实践，在于它们实现个体自身转变的力量。女性在她们的日常生活中不断体会、反思、重新评估自我，无形中便具有了改变的可能性。日常实践虽微小、琐碎，却是日复一日的积累，女性在其中慢慢地成长、成熟，自我形象不断发生变化，观念、价值也不断更新。在这个过程中自主性不断地被强化与表达，小姐们的物质欲望、性欲望与情感欲望才能逐渐被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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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通过直接性交换获取报酬在性产业中已不太可能，性货币的积累产生的性资本才是小姐“工作”与生存发展的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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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经济与地区发展，珠三角地区服务/娱乐行业较为发达，各种档次的娱乐场所比比皆是，小姐的分层也相当明显。在这样的环境下，就算是处于分工金字塔下端的小姐都不能光靠直接性服务赚钱，很多时候需要提供表演娱乐服务和情感劳动，要融入很多个体特质与能力，实现身形外貌的改善和内里气质、观念、处事能力的提升，才有可能提升竞争力，换取更多其他资本，使自己过得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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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换到其他资本，必须积累性货币，包括外貌与身体的美，性价值观、性知识、性实践与技巧，娱乐技巧和性别操演，性和情感的成熟。小姐的性货币在普通大众眼里价值较低，比如她们的外表总是带有某些标签式的特性，她们的性知识、实践、技巧多来自她们所在的这个特殊行业，性价值观也可能随之变得“扭曲”或“特别”，她们的娱乐技巧适用于特定的场景，而性和情感的成熟也多多少少带有一些风月色彩，总而言之，可能就是一些异化的经验。在非合法和不友好的社会环境下，性资本不具备完全的交换自由，汇率不高，和其他资本间的交换成功率低，交换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但对于小姐来说，自己的身体和性几乎是唯一的资源，性资本也是她们拥有的为数不多的个人资本，因而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性资本的阶层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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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资本最大的重要性在于在积累性货币的过程中得到的个人心理与精神层面的满足感，即其“内敛”的特性：它是用来交换的，但它更是关于自己的，是个人的自我认知、自我建构和自我改变的平台，是满足欲望、重新自我定位的关键因素，即使交换不成功，小姐们在尝试的过程中也得到了发展与自我满足。这与认知的能动性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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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认知的能动性在小姐的生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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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的能动性是马勒与佩莎提出的，关注的是主体性的个人层面，与个人梦想、欲望、想象等紧密相连。正因为这种看似较为“玄乎”的特性，它常常被忽略，在学术讨论中更是很少被触及。但在讨论女性日常生活经验时我感到无法绕过它而言理解。若按男性中心的思维，女性生活经验中有太多的“非理性”和“随意性”，很多事情不能以有计划的理性思路来分析，那么我们就需要另一种不同的思路——到底这些非理性和随意性是些什么东西呢？它们在女性生活中起了什么作用？认知的能动性回应的就是这两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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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姐的特殊身份与地位使得她们不能拥有由社会地位、名声、职业、关系、教育等带来的资源，较难实现她们的愿望，改变她们的处境。但这并不代表她们一事无成，原因在于她们自身对生活现状的不满、对想要过的那种生活的想象、对城市生活和外面世界的渴望等，成为一种暗里的驱动力，让她们迈出了离开老家的第一步，又踏出了进入性产业的第二步。城市生活的经历将她们由外到内慢慢打磨成一个新的自己，每做一件事、一个决定，经历一段感情，接待一个客人，都是一种“生成”，累积起来便有可能脱胎换骨。这些就是微小日常实践带来的自主性，她们未必一开始就有计划做这个或那个，但这些欲望驱使下的改变带来了进一步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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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的能动性强调的就是欲望、想象力、情感等带来的模糊、不明、无计划性却巨大的影响，虽不一定产生明确的有目的性的行动，却能在人的生活中形成无形的动力，带来改变。本书中谈到的性资本和欲望都属于认知的能动性的范畴，为我们展示了非理性、象征意义和精神层面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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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 主要理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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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从身份政治到解读欲望是理论框架上的重要跨越：不固定、模糊的自我身份认知是对阶层与性别制度规范桎梏的一种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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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讲述的故事告诉我们，性产业女性从业者的身份认知是理解她们生活选择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亦即要明白她们的经验，首先应将其视为一个人，而非一种工作身份，或以制度性的身份给她们强加上类别（Cheng，2007）。性工作者身份认同的分析框架是由学者、女权主义者和行动者在长期的赋权工作中形成的，它把社会地位和政治权益置于首位，但在中国现在的法律与社会背景下，身份政治尚未成熟（Ho and Tsang，2000；Pei，2007），这样的讨论为时尚早。若户籍制度不能从根本上进行改革，劳资矛盾一如既往，城乡二元分化依然严重，流动人口的权益和权利状况都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职业与性别歧视依然会将这群女性限制与固定在社会底层，不触及根本制度的改良，都难以让她们看到前景。尤其是，女性从业者自身在这方面的认知存在差异，她们的需求可能在别处，而身份的合法化未必能解决现在的问题，妇女就缺乏抗争的意愿，难以联结在一起。她们的自我身份认同，对“性工作者”甚至是“工作”的不接受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她们“反建制”的情怀——深受嵌入制度的性别、职业、人口、阶层等歧视，使得她们没有良好的教育经历、劳动经验、流动经验与就业选择，缺乏资源，只能寻求常规路径以外的方式进行个体层面上的微小抵抗。所以合法身份和劳动权益并非她们最关心的议题，她们想要的，就是一种安乐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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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质疑了学界未经论证的采用“性工作者”的称呼和运用身份的框架来讨论这群女性生活经验的倾向。在未把“工作”和“性工作”纳入研究议题和田野工作时便将之采纳为一个通用的说法令人们容易忽视新兴性产业中存在的多样性：以性换钱的直接交易方式已不再通行，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情感劳动、娱乐本领和个人特质方面的投入，场所种类多样化、分层化，从业女性自身的体验和经历不同，对工作性质的认知也不同。她们在不同的场合和需要之下利用身边不同的资源构建出不同的性别形象，为自己争取权力与空间。这些多样化的性别形象和碎片化的时刻解构了“性工作者”的单一身份，揭示了不断的“生成”和持续的认知过程。这里要说的是认知而非认同，因为它是还在进行中的、变化的而非已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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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工作”是一个以偏概全的较大概念，未能反映出其中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更重要的是，它在一定程度上掩盖和误解了这群女性的欲望。学术讨论中群体身份的单一倾向难免造成精英话语对日常多层现实的支配（Tsang & Ho，2007）。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性工作”都还不能成为倡导和介入的统一目标（Jeffreys，2004）。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命名事虽小，却是研究和行动的重要前提，透过它我们能更多地思考性产业的性质和从业者的欲望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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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一个核心身份会妨碍理解女性如何积极地将生活的不同方面组成一个灵活可扩展的动态整体，在不同的环境和生活阶段中，这个整体的外表和形式可能有所变化。当一个人被归入某一社会种类时，他更可能被作为那一种类的成员来对待。当学者设定了“性工作者”的身份后，无论学术讨论还是行动都会围绕着为其争取这个合法身份和权益展开，而一旦进入这个氛围，就很少有人会去再思这个议题的合理性和适当性。我觉得研究不应限制在某一个身份框架内，而是应该在不同的生活、工作场景中了解她们的不同身份，关注她们维持平衡的生活策略，强调的是灵活性和能动性。这是本研究的特色，也是这方面分析的进步和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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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用欲望语言替代身份框架，捕捉的就是从业女性身份认知的变化性与多元性，这些认知是对既定阶层与性别规范的抵抗。同时，欲望的这种不定性质使其具有了颠覆规范与传统的潜在力量，人们通过欲望的表达和自我转变一步步满足着欲望，也在一步步重塑自己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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