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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2480 在传统医学中,妇女身体的变化多半取决于医师,伴随医师意见的不同,许多疾病的判断出现不确定性,甚至看不到妇女的位置。吴一立从妊娠不确定所衍生的议题发现,除了医疗不确定之外,医者处理妇女妊娠问题,明显地与其他医疗议题不同。吴一立指出,这种现象的产生是由于传统医者或妇女本身,都对妊娠判断模糊不清,以至于有真、假妊娠的判断;还有医者则把一些妊娠现象,解释成与鬼怪有关的“鬼妊娠”、“鬼胎”、“鬼梦”等说法。不过,吴一立也提到,其实妊娠议题的讨论,不断在改变,特别在医疗知识融入了性别规范的明清时期,医者对妊娠症状的解释从人鬼相交,转变成与妇女情感和体弱多病有关。虽然这类说法仍不免偏颇,但把妇女放入医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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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2482 在半旧不新的晚清,受放足运动和西方女子体育传入的影响,社会大众对妇女身体的要求,有很大的转变,一向被认为禁锢妇女外出的知识分子,开始大力鼓吹妇女放足或做运动,然而,在这解放妇女身体的过程中,男性或女性是否都欣然接受这项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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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2484 从杨兴梅的小脚研究,我们看到人们(无论男女)对妇女身体的解放,是站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发声。过去学者研究反缠足运动,着重反缠足言论的内容与实践,鲜少关注被要求放足妇女的态度,近年来,逐渐有学者关注这个问题,杨兴梅是其中之一。激起杨兴梅兴趣的是,官方和民间不断倡导放足,但反缠足运动竟在中国延宕半个世纪,仍无法彻底完成,于是她从观念史的角度,分析原因。她发现,在男人的世界里,原来反对大脚和欣赏小脚的不是旧式男人的专利,新式男人也喜欢小脚妇女;在女人的世界里,同样存在这两种现象,而妇女之所以不愿意放足,除了取悦男性之外,大脚在女性社群遭遇的轻视和不自在,让有的妇女不愿意放足。杨兴梅还提出,城乡、阶层之间对缠足的看法有着明显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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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2486 上述四篇论文提醒读者,解读传统或近代妇女身体的自主问题时,必须跳脱旧有观念,以多元视角重读妇女身体史,因为传统时代的礼教规范或医疗观念,固然让妇女身体无法自主或模糊化妇女的疾病因素,但妇女的自我追求,让她们的身体找到自主空间;医疗专业知识的转变,也让医疗有性别区隔。至于近代,虽然提供妇女解放的途径,有的妇女依然得不到自主或不愿接受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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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2488 书写妇女与妇女形象建构,也在近年成为重点研究,不断有突破的诠释。以书写妇女来说,就如刑律和贞节制度,女教书对妇女的规范在传统社会扮演重要作用,家喻户晓的女教书莫过于《列女传》,该书以书写与编纂女性人物的方式,为历代妇女树立典范,也刻意把妇女框限在一定的模子里;但《列女传》的传主是否随时代而更迭?为何更迭?更迭的标准又何在?高世瑜指出,从长期变化看来,《列女传》虽然取决于作者的选择,但各时代妇女生活与社会地位、道德观念的演变,以及男性社会的妇女价值观念、审美观念的变迁,也影响作者的选取。高世瑜还提到,历代《列女传》的改变,显现妇女的社会角色日益淡化,从双重角色转化为单纯家庭角色;妇女价值观则从多元走向一元,品德和贞节成为入传的主要标准;至于礼教禁锢与贞节观念更是日益加强,但透过三阶段论,高世瑜表示,宋金时期的礼教规范并不如过去认为的大,而清代的礼教禁锢也不如明代严谨。她的分析可与前述柳立言和曼素恩的研究相互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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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2490 从《列女传》可以看到,妇女书写,深受作者与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如果把妇女书写聚焦在单一妇女上,又会出现何种图景?“王昭君”出塞是一个人尽皆知的故事,但你我所认识的王昭君却可能不完全相同,因为“王昭君”的故事被不断修整、改写,而且以不同的版本呈现给读者,导致没有人知道王昭君的原貌,甚至是王昭君最初的书写方式。刘静贞的《历史记述与历史论述——前后〈汉书〉中的王昭君故事辨析》,以抽丝剥茧的方式,试图从王昭君最早出现的《汉书》、《后汉书》中,寻找书写脉络与王昭君的形象,结果发现,经过历代改写的王昭君,和班固的书写脉络,相差甚远。刘静贞强调,王昭君出塞的历史不只是一段人事的“记述”,而是经过史家选择、辩证成的片段“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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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2492 这两篇论文,提醒我们注意的不仅是妇女书写脉络的变迁,也说明任何历史人物或事件的书写或建构,是经过选择与安排,但除了书写之外,仪式典礼中的妇女形象建构,也同样复杂。胡缨便充分展现在20世纪政治与文化语境多变的中国,秋瑾如何成为变化多端的象征物,并被打上各种甚至相互矛盾的标记。胡缨提到,在九葬秋瑾的过程中,纪念者的身份地位,越来越高,从家族成员、密友、地方精英到政府,讽刺的是,不管在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秋瑾被认定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即使“国家”的政治定义有戏剧性的改变,秋瑾依然长期地留在公共记忆中。值得一提的,秋瑾的九葬,与王昭君故事的一再改写,虽有时空差异,却呈现传统或近代对女性人物形象建构的别有用心;而经过层层建构,后人对秋瑾或王昭君的原貌,越来越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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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2494 从九葬秋瑾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国家话语如何被用来建构近代妇女形象,但这些话语究竟在何种状况下产生?人们期待的近代妇女形象又何如?随着晚清政局的转变、西方思潮的传入,不但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产生巨变,连人们之间的身份认同也起了大变化,特别是妇女,不再锁定在“贤妻良母”的单一形象中,而是被要求走出家庭,进入学校和社会,也因此妇女形象呈现多元。与传统时代最大的不同是,中国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因国家意识的出现,变得紧密,“国民”取代“臣民”、“庶民”,妇女则称为“国民之母”、“女国民”,不过,“女国民”只是近代知识分子对妇女形象期待的其中一种,跟着吕美颐的历史考察,我们除了认清“女国民”这个概念产生的背景,同时,也进一步观察到属于政治领域语汇的“女国民”,与社会生活领域的“贤妻良母”、“新女性”相遇时,会是相互抵触或是逐渐整合,吕美颐特别指出,五四时期对“独立人格”的追求,以及女权观念的提升,让“女国民”与“新女性”的内涵趋于一致。换句话说,近代知识分子建构的妇女形象,既要体现自尊、自立,还要为国家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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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2496 这种透过国家意识建构的妇女形象,毕竟是由知识分子主导,当政府或政党以公权力介入时,又会产生何种样貌?符合传统家庭和社会期待的“贤妻良母”角色,是否还受到支持?支持的原因又何在?许慧琦以训政时期的国民政府为例,指出为了宣扬符合国民党与国家利益的妇女形象,在1934年的新生活运动中,国民政府颁布禁令规范妇女,除要求妇女具备妻性、母性,以及做好“修身齐家”的本分之外,也期待妇女成为服务家庭与社会的新女性。为响应政府政策,社会舆论不但与这些论调互为呼应,还对不符合妇女形象的“摩登女性”,大加挞伐。许慧琦坦言,在思潮多样的时代,国民政府的妇女政策并未获得完全认同,甚至引发论争;但由于摩登女子的言行背离民族大义,“反摩登女性”的论述得到了各方支持,让国民政府有机会建立“以家为重”的妇女新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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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2498 必须注意的,当人们在建构妇女形象的同时,也提出不符合建构标准的妇女形象。进入近代,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妇女外出读书、工作或参与社交活动,社会大众对这群新女性深感好奇,她们的打扮穿着也吸引着人们的眼光,在半旧不新的晚清,更是如此。曾佩琳(Paola Zamperini)阅读晚清小说,观察小说的作者如何书写上海时尚男女的穿着,曾佩琳发现“上海时尚”不仅是人们欲望的目标,同时成为小说嘲讽的对象。除了妇女利用服装展示身体,借此掌握观众的欲求之外,性别颠倒、新旧混搭、阶级错位的服装,也出现在晚清上海的男女身上。从文明的角度来看,曾佩琳认为,面对时尚与身体的相互交错,小说家没有在上海街景找到进步与文明,反而因社会性别、身体、国家和社会认同的撼动,让部分人陷入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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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2500 除了穿着打扮之外,妇女的行为举止更受到大众瞩目,从近代女学生的登场到职业妇女的产生,这群新女性始终是舆论的焦点,批评的声浪也不绝如缕。随着受教育妇女的增加以及各行各业对女性职员的聘雇,晚清以来,许多机构或商家都有妇女身影,却也因此引来各种正、负面的看法。连玲玲表示,近代上海女店职员的出现,是女权运动的促成,也是商家在经济萧条下的性别策略,试图借“妇女”这个群体来招揽顾客;然而,女店职员出现后,因为改变了劳动市场的比例,也影响性别分工,开始遭到评论,有不少反对女店职员的人,从形象这个角度去观察她们,指责她们是危险人物。与曾佩琳一样,连玲玲认为这些复杂的性别论述,是来自人们的焦虑,而他们的焦虑是出于工作权力关系的变化,也是性别认同与工作认同的矛盾。不过,连玲玲表示,为了因应舆论攻讦,女店职员以工作能力与性别中立的“职工”身份,来建构自我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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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2502 这种以工作能力和表现自我去建构自我形象的例子,还可以在民初弹词小说家姜映清的创作过程中找到。据胡晓真分析,晚清的女性弹词小说,主要出自闺秀之手,她们的作品在妇女读者群中占有不小市场,虽然这群传统女作家受妇德礼教规范,有少数作者却愿意与书商往来,亲自掌握自己作品的市场行情,候芝便是其中一位。而在晚清崛起的姜映清,更因为时代的转变,呈现新女性勇于自我表现的一面;姜映清除了承续传统通俗小说移风易俗的写作风格之外,她也配合近代媒体的推销方式,增加作品的曝光率。胡晓真特别指出,当弹词小说随着无线电的播出,走入每户家庭后,写作事业一度走向末途的姜映清,借着《弹词开篇集》的出版,把她的作品带入广播,参与了城市大众娱乐的生产。严格来说,在近代中国,到处可以找到新女性如何建构自我形象的例子,而女店职员与姜映清的探究,正为我们提供研究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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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2504 就媒体与性别研究来说,从事近代中国妇女史的学者基本上都会引用报刊媒体的素材,因为其中有丰富的性别议题与论述,这些论述多半呈现两极批评,在报刊媒体充斥的1930年代,更是变本加厉地评论,许慧琦、连玲玲的论文,就让我们看到舆论交相论辩的热闹情景。然而,一味批评妇女的舆论,真起得了作用?或是一种反效果?1930年代,刺杀孙传芳的事件曾被沸沸扬扬地讨论,人们对主事者施剑翘提出不同的评论,但施剑翘最后竟能得到宽恕。林郁沁指出,从法律上来说,杀人是不可赦免的罪行,而媒体的炒作却让施剑翘得到同情和支持,换言之,“公众同情”把施剑翘的复仇行为与中国人的“孝道”巧妙结合,即使左翼分子批评复仇阻碍中国现代化,集体同情却建构一种女性化、无批判性的公众,以至于施剑翘获得司法宽容。针对因同情施剑翘所引起的媒体炒作,林郁沁认为,这反而促成新兴公众舆论的崛起。进一步说,尽管透过媒体进行性别研究已相当盛行,但仍有新议题值得开拓,这篇论文便提供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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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2506 关于恋爱与婚姻的研究,无论是传统婚恋或近代婚恋,都有丰富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追求婚姻与恋爱自主的近代,更受到研究者的青睐;不过,绝大多数的讨论,集中在观念的倡导,鲜少注意观念是否落实的问题。吕芳上便一反过去的研究,关注19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情爱问题的抉择与讨论,他从张竞生的例子发现,这位留法的学者因为谭熙鸿和陈淑君的情爱事件,发表了“爱情定则”,对传统社会的男女情感重新定义,提出“爱情是可变迁”、“夫妻是朋友的一种”等原则;但张竞生面对续弦妻子的爱情变迁,却难以接受,不但强烈抨击,还修改“爱情定则”。吕芳上特别表明,在革命与集体主义盛行的1920年代,“恋爱”从私事变成公事,他以北京工读互助团和中共党员的三角恋爱为例,说明当革命与恋爱相遇,除了无法解决恋爱问题,甚至受困于扭曲的恋爱中。吕芳上的论文,提醒我们不能因为1920年代“自由恋爱”的沸沸扬扬,便认为已经付诸实现,其实在动荡不安的中国,“自由恋爱”这基本的个人的私生活,并没有得到健全发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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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2508 综括来说,在这19篇论文中,有三项研究趋势值得注意:一、以妇女为分析范畴在本书占多数,也有论者把男性列为研究或比较的对象,扩大了性别研究的视角;二、以女教书、刑律、贞节观、缠足规范妇女或以国家意识、政党政策、媒体舆论框限妇女,固然是既定事实,并被论者认同;然而,论者们也认为所有规范或限制并不绝对存在,无论传统或近代都出现松动,他们为妇女的自主性找到新的诠释;三、除从女性世界去探究妇女问题之外,许多论者也注意到政治、经济或社会变迁,如何影响妇女,让妇女研究有更多参照面,不流于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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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2510 以上是我阅读本书后的一些观察,虽然名为“导言”,但相信读者还能从中得到更多研究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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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2512 游鉴明 谨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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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2514 201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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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2519 中国妇女史读本 [:1703162299]
1703162520 中国妇女史读本 中国历史上的女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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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2522 杨联陞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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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2524 林维红 译/鲍家麟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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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2526 本文作者引赵凤喈文指出太后摄政是中国历史上已建立的制度,在面临皇帝年幼、帝疾不能视事及先帝卒崩或遗诏太后处分时,太后摄政是常见的紧急措施及权宜之计。甚至在废立皇帝或向敌人投降时,都需要借用太后的正当性来干预、完成。作者进而提出母权与妻权的问题来思考太后摄政背后的权力原则,认为早期中国文化,至少东方的一支,可能是母系或是女酋长制的。另外,作者也指出汉代及其后中国北方社会妇女的地位大致上较其他中国妇女为高,并影响到武曌称帝及其后的太后摄政。作者远离了传统伦理批判色彩,客观地呈现了太后摄政出现的必要性,并指出太后摄政其实是已经制度化的政治救援行动之一。此文提出了中国历史上女主摄政的历史现象,是中国历史上女主问题研究的开山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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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2528 杨联陞(1914—1990),字莲生,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河北保定。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1946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于远东语言文学系,20世纪50年代即有汉学界第一人之誉。杨氏早年曾受陶希圣、陈寅恪二先生指导,论学以广义的中国经济史为中心,而旁及中国历史的各个角落,本人亦以“开杂货铺”的汉学家自居。其学术书评以博学贯注于评论,时评以之上比法国汉学巨擘伯希和。著有《国史探微》、《汉学散策》、《晋书食货志译注》、《中国货币及信贷简史》、《中国制度史研究》、《汉学论评集》、《杨联陞论文集》、《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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