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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曾以《女人的中国中古史——父系制度中的女性发展》为题，在日本中国史学会主办之“第一回中国史学国际会议：中国の歴史世界：统合のシステムと多元的発展”宣读（2000年9月14—17日，东京）。撰稿和会议期间，承蒙陈弱水教授、卢建荣教授和大泽正昭教授等多位先生提供宝贵意见，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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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借晚近台湾学者对中古女性史的研究成果，从性别的角度铺陈统一的制度与多元发展之间的竞争与交涉。文分二部，先述女性为妇及其地位，后论女性为母及其意义。关于“妇职”的讨论，着重刑律和生活中夫尊妻卑和夫家认同的问题；至于“母职”的分析，则以父系家族中的“母”名界定为焦点，介绍女性自己或孝子义士从情感角度对父系制度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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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贞德，台湾大学历史系学士、硕士，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历史学博士。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研究取径与焦点，主要是从性别角度探讨传统中国的医疗文化与法律制度，最近则将视野扩大到近代台湾。著有《公主之死——你所不知道的中国法律史》、《女人的中国医疗史——汉唐之间的健康照顾与性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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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170316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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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一、前言：谁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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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文类聚》卷三五引《妒妇记》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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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太傅刘夫人，不令公有别房。公既深好声乐，后遂颇欲立妓妾。兄子外生等微达此旨，共问讯刘夫人，因方便称关雎螽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讽己，乃问：“谁撰此诗？”答云：“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为尔，若使周姥撰诗，当无此也。”（注：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三五，台北：文光出版社，1974年，第615页引虞通之《妒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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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主张此乃无稽之谈，或因刘夫人以妒得名，时人遂造作此言，以为戏笑。（注：余氏理由在于“自古未闻有以关雎螽斯为周公撰者”，因此东晋士族重臣谢安家的子弟不应发此无稽之言。况且夫人为名士刘琰之妹，言行合礼，“何至出辞鄙倍如此？”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下卷上《贤媛第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695—696页笺疏引文及案语。）然而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今天，此故事却甚具启发。它一方面暗示魏晋南北朝妒风炽盛，时人理解妇女对于礼乐制度或有别于男性的另类看法，另方面也提醒现今的研究者注意，历史上所谓的统一制度与多元发展是从谁的视角和位置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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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之间中国历史上经历统一与分裂交替出现的过程，妇女生活其间所面临的问题各地有别，而其待遇亦因处于不同政权治下而有异。前辈学者探讨汉唐之间贵贱之别与胡汉差异，显示“阶级”和“族群”皆影响生活经验与历史解释。最近中国中古女性史的研究则透露，“性别”亦不失为分析制度和文化的有用角度：一方面统治者借由规范女性来表现制度化的进程，另方面女性的生活经验则挑战一元化的规训，呈现多元发展的活力。（注：性别作为一种历史分析的角度，及其与阶级、族群之间的交互作用，美国学者Joan Scott曾有长文申论，见Joan W.Scott，“Gender：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5：1（1986），pp.1053-1075。以中国史素材为例的中文讨论，见李贞德《杰出女性，性别与历史研究》，《历史月刊》135，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9年，第65—71页；本文由《妇女与两性研究通讯》50（台北：台湾大学人口与性别研究中心，1999年）第19—26页转载，并收入王雅各主编《性属关系》下册《性别与文化，再现》，台北：心理出版社，1999年，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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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之间制度性规范和女性生活最息息相关者，当属父系家族伦理在礼刑之中的实践，而这套家族伦理则透过“五服”展现。关于春秋以降士人理想的家族范围与结构，学者已曾论及，大要以《仪礼·丧服传》中的服制为准，以丧服轻重和丧期久暂显示生人与死者的亲疏和尊卑。其中关系虽然复杂，大别只有五类，即斩衰三年，齐衰期，大功九月，小功五月和缌麻三月，称为“五服”，而五服之内，便是以父系为主的家族范围（见附表“本宗五服图”）。（注：五服的细节规范，见《仪礼》卷二八至三四《丧服传》，台北：艺文印书馆重印十三经注疏本，1981年；由五服界定家族范围及其伦理，讨论见杜正胜《古代社会与国家》，台北：允晨文化，1992年，《传统家族结构的典型》章，第779—8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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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套父系家族的伦理规范，女性最重要的便是以主中馈和广继嗣为首要任务的“为妇”和“为母”身份。女性出嫁，脱离一个父系家族而加入另一个父系家族，她的家族认同和亲属关系随之改变。她为本家亲属的服丧责任减轻，斩衰三年的至尊之服由父亲转为丈夫。妻虽位卑于夫，却高于众妾；妾的子女以妻为嫡母，他们和她的关系不是由生养恩情而是由与家父长的关系来界定。（注：女性出嫁，移所天于夫，本家丧服随之降杀，细节讨论见李贞德《西汉律令中的家庭伦理观》，《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19，台北：中国历史学会，1987年，第1—54页。依据服制所见，母子关系不由生养而由与父的关系界定，讨论见杜正胜《中国传统家族特质之现代反省——特从服纪与法律的考察》，《大陆杂志》95：4，台北：大陆杂志出版社，1997年，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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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刑法志》称晋初修律，“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也。”（注：《晋书》卷三〇《刑法志》，中华书局，1974年，第927页。）则这套父系家族的伦理规范亦将透过刑律而实践。（注：儒家伦理透过礼刑双管齐下以获得实践，在本次大会甘怀真教授的《中国古代的罪的观念》一文中亦曾论及。）瞿同祖的经典之作《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分析刑律儒家化，以五服所建构的礼法为准，讨论父系家族中妻的地位，指出女性出嫁认同夫家，而在夫家则处于夫尊妻卑的位置，可说点出了女性与传统礼法的重要关系。（注：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台北里仁出版社重印，1982年。）然而，其所论时代固包括自秦至清上下二千年，其所引中古礼律却以唐代为主。对于魏晋至隋唐父系家族伦理透过五服建构的重要过程，则征引不多，至于女性在其间曾引起的挑战与反应，亦付之阙如。事实上，汉唐之间女性或参与或抗议此一礼法的建构过程，而她们周遭的男性则或支持或压抑她们的诉求，制度的发展变化多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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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宗五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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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弧内为“己”之服丧责任。此图依《仪礼·丧服》绘制，表现以父系为主的家族范围及其间亲疏尊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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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之外，女性的多元生活经验亦尚待理解。汉末以降士人忧心礼法崩坏，形容妇女“不绩其麻，市也婆娑。舍中馈之事，修周旋之好。登高临水，出境庆弔”。（注：葛洪著、孙星衍校正：《抱朴子·疾谬第二十五》，台北：世界书局重印，1983年，第146—150页。）此以今日眼光观之，正是女性走出家庭，展现其社会活力的一种型态，然就当时代而言，却暗示女性有逸出“为妇”角色的嫌疑。而北方妇女生活型态与南方大异，北齐颜之推称：“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注：颜之推著、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卷一《治家第五》，台北：明文书局，1990年，第60页。）将北方妇女的社会活力及其对家人的帮助接榫，并推测此乃胡风影响的结果。又说：“河北人事，多由内政……倡和之礼，或尔汝之。”（注：颜之推：《颜氏家训》卷一《治家第五》，第60页。）则夫妇之间关系轻松，似未受儒家礼法拘制。“为妇”，“为母”的经验亦各地有别，值得再探。（注：讨论见Jen-der Lee（李贞德），“The Life of Women in the Six Dynasties，”Journal of Women and Gender Studies 4，Taipei：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1993，pp.4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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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近来学者的研究对于中国中古女性的了解已日渐开阔。透过对《通典》及相关法律文献的爬梳，汉唐之间女性在礼刑中的位置被仔细讨论，而经由对墓志和相关文集的分析，女性的生命经验和生活图像被点滴描绘。本篇命题作文，配合日本“第一届中国史国际会议”的主题，将借晚近台湾学者对中古女性史的研究成果，从性别的角度铺陈统一的制度与多元发展之间的竞争与交涉。文分二部，先述女性为妇及其地位，后论女性为母及其意义。关于“妇职”的讨论，着重刑律和生活中夫尊妻卑和夫家认同的问题（注：“认同”一词，大致与日本学者所谓“一体感”意义相近。所谓“夫家认同”，包括女性的自我认知和一般的社会期望，皆认为女性出嫁之后应当以夫家为生活的重心，乃至生命的最终归宿。俗语所谓“生为夫家人，死为夫家鬼”，正可淋漓尽致地表现“夫家认同”的精神。）；至于“母职”的分析，则以父系家族中的“母”名界定为焦点，介绍女性自己或孝子义士从情感角度对父系制度的挑战。至于结论，则由女主政治的研究尝试回应篇首刘夫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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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1703162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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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二、妇职角色参与礼法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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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礼·丧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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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子在室为父（服斩衰三年）。（注：《仪礼》卷二九《丧服》，页4b（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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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曰：为父何以斩衰也，父至尊也。（注：同上书，页1a（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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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子适人者为其父母，昆弟之为父后者（服齐衰期）。传曰：为父何以期也？不能贰尊也。妇人不贰斩也。妇人不贰斩者何也，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妇人不贰斩者，犹曰不贰天也。妇人不能贰尊也。（注：《仪礼》卷三〇《丧服》，页15（3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