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162861 女子子在室为父（服斩衰三年）。（注：《仪礼》卷二九《丧服》，页4b（347）。）

1703162862

1703162863 传曰：为父何以斩衰也，父至尊也。（注：同上书，页1a（346）。）

1703162864

1703162865 女子子适人者为其父母，昆弟之为父后者（服齐衰期）。传曰：为父何以期也？不能贰尊也。妇人不贰斩也。妇人不贰斩者何也，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妇人不贰斩者，犹曰不贰天也。妇人不能贰尊也。（注：《仪礼》卷三〇《丧服》，页15（359）。）

1703162866

1703162867 妻为夫（服斩衰三年）。传曰：夫至尊也。（注：《仪礼》卷二九《丧服》，页3b—4a（347）。）

1703162868

1703162869 父卒则为母（服齐衰三年）。（注：《仪礼》卷三〇《丧服》，页2a（352）。）

1703162870

1703162871 父在为母（服齐衰期）。传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父必三年然后娶，达子之志也。（注：同上书，页6a（354）。）

1703162872

1703162873 依据五服所规范的父系伦理，女性未嫁从父，既嫁从夫。所谓从夫，除了以夫为尊之外，又在于认同夫家。汉唐之间统治者或以礼断刑，亦欲以家族伦理处决公私罪行。然而就现有的研究成果看来，女性的夫家认同固然在刑律之中获得确立，在日常生活和宗教信仰上却另有发展。至于夫尊妻卑，不论在制度或在生活上，则南北政权和社会的态度皆不一致。

1703162874

1703162875 1.刑律中的夫尊妻卑

1703162876

1703162877 学者研究汉代婚姻制度，指出汉律是否有七出之条，已不可考。但从现存史料看来，夫在七出之外去妻者有之，妻因夫贫而求去者亦不少。社会虽然重男轻女，但刑律上的夫尊妻卑尚未见确立。（注：刘增贵研究汉代婚姻制度，一方面由三从七出看夫权的确立，另方面则由再嫁之俗论贞节观念的变迁。刘增贵：《汉代婚姻制度》，台北：华世出版社，1980年。）汉代律令处理家庭暴力的遗文亦显示，夫妻相伤相杀，在惩处时并未见尊卑的差别待遇。（注：李贞德：《西汉律令中的家庭伦理观》，第1—54页。）但唐律则规定：“诸殴伤妻者，减凡人二等”，过失杀者则勿论，有夫尊妻卑的现象；但“诸妻殴夫，徒一年；若殴伤重者，加凡斗伤三等；死者，斩”，并无故误之别。（注：《唐律疏义》卷二二《斗律》，台北：弘文馆出版社，1986年，第409—410页。）

1703162878

1703162879 夫妻相伤相杀的处罚出现尊卑等差之别，此制度性的发展显然在汉唐之间。目前所见南北朝律典散佚不全，仅就残存史料看来，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由于先秦以来“非公室告”的传统（注：秦律：“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可（何）谓非公室告？主擅杀，刑髡其子臣妾，是谓非公室告，勿听。而行告，告者罪。告者罪已行，它人有（又）袭告之，亦不当听。”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18页。讨论非公室告，其后续发展和影响意义，见李贞德《西汉律令中的家庭伦理观》，第18—21页。），除非受害死亡的是一家之主，否则家庭暴力的案件通常难以成立。“非公室告”禁止子告父母和臣妾告主，但婚姻暴力中最有可能的目击者便是子女和奴婢。汉代以后刑律仍时或以不孝之名处罚告父的儿子，奴婢告主则更不可能。（注：细节讨论，见李贞德《西汉律令中的家庭伦理观》。）三国魏桓范殴妻，其妻流产而死，桓范却未遭受任何惩处，由此看来，夫殴妻之后事迹败露并成立案件的机会并不确定。（注：《三国志》卷九《诸夏侯曹传》，第290页注引鱼豢《魏略》。）第二，即使案子成立，以现存史料中偶见夫伤妻或受刑，杀妻或处死，但妻殴杀夫的案子却难得一见的情况下，实在难以比较量刑的轻重与等差。（注：关于魏晋南北朝夫妻相伤相杀的案例，处罚和讨论，见Jen-der Lee，“The Death of a Princess：Codifying Classical Family Ethics in Early Medieval China，”in Sherry Mou ed.，Presence and Presentation：Women in the Chinese Literati Tradition，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9，pp.1-37。）第三，然而若以律令规定和朝臣廷议来看，却隐然可见对于夫尊妻卑的执著程度，南北政权态度不同。兹以刘宋唐赐案和北齐窦瑗上表加以比较分析。

1703162880

1703162881 唐赐自邻家饮酒还，得病吐蛊而死，临终前交代其妻张氏“死后刳腹出病”。张氏照办而其子唐副未加阻止，两人均遭郡县起诉，以为“律伤死人，四岁刑；妻伤夫，五岁刑；子不孝父母，弃市”。事虽在赦前，又经三公郎刘勰求情，却在吏部尚书顾觊之以“法移路尸，犹为不道，况在妻子，而忍行凡人所不行”的议论下，母子双双处死。（注：《宋书》卷八一《顾觊之传》，第2080页。）从刘宋律典看来，妻伤夫的处刑显然已较凡人相斗来得严重，唐副终遭弃市更凸显儿子在家庭暴力中应弃母保父。然而张氏解剖遗体，实遵行亡夫遗言，为发掘死因之举，刘勰求情亦在体察张氏心意，符合汉晋以来以意断刑的传统。但顾觊之之议，虽以尊重遗体作论，却在尊夫孝父的伦理上着墨，最终获得刘宋朝廷的认可。

1703162882

1703162883 反观在东魏北齐的修律过程中，窦瑗上表反对《麟趾新制》关于“母杀其父，子不得告”的规定，主张：“若父杀母，乃是夫杀妻，母卑于父，此子不告是也……今母杀父而子不告，便是知母而不知父。识比野人，义近禽兽。”他论证母卑于父（亦即妻卑于夫）的一个重点，便在于《仪礼·丧服》中“父在为母服一年丧”所彰显的“父至尊”原则。但窦瑗的论点遭到尚书三公郎封君义驳回，以为“子于父母，同气异息，终天靡报，在情一也。今忽欲论其尊卑，辨其优劣，推心未忍，访古无据”。窦瑗虽然再三征引礼经古史证明夫尊妻卑于礼有据，因此相伤相杀之处置亦应有等差之别，却并未能左右北朝刑律中对于婚姻暴力的处理模式。（注：《魏书》卷八八《良吏窦瑗传》，第1909—1912页。）魏收著《魏书》将窦瑗纳入《良吏传》中，显然同情他的主张，但北齐修律从亲子情感的观点出发，并未采纳其夫尊妻卑差别待遇的意见。（注：关于唐赐案和窦瑗上表的细节，讨论见Jen-der Lee，“The Death of a Princess：Codifying Classical Family Ethics in Early Medieval China，”pp.11-16。）

1703162884

1703162885 夫尊妻卑在制度规范上受挫，也可以从魏晋南北朝妒风炽盛一窥究竟。对于汉唐之间妒妇故事的解释，学者看法不一。陈东原七十年前的旧作主张“东晋以后，时事纷乱，礼教的约束极小，个性异常发达”是主因，而“门阀之相高，女子仗其家势，轻视其夫，和声伎之盛，也是两个细因”。（注：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台北：商务印书馆重印，1990年，第73—74页。）刘增贵则将此时期的女性妒风与多妾现象相连，并举南北朝公主和高门妇女盛妒之例，强调陈东原所说的细因——门阀足恃，可能才是主因。（注：刘增贵：《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妾》，《新史学》2：4，台北：新史学杂志社，1991年，第1—36页。）汉唐之间门阀婚姻中，女性所代表的是其家族，而非个人，双方若家世相当，则女性气势不减男子。（注：同上文，第32页。）学者又曾分析6到13世纪间的货财借婚姻契约流通的现象，指出6世纪时人们引以为苦的奢贵聘礼，要到13世纪时才被嫁妆所取代。（注：Patricia B.Ebrey，“Shifts in Marriage Finance from the Sixth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in Rubie S.Watson&Patricia B.Ebrey ed.，Marriage and Inequality in Chinese Society，Berkeley，Los Angeles&Oxfor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pp.97-132.）不少婚聘的故事显示，低阶士族为求娶高门之女，不惜重金“礼聘”。由此推想，女性在夫家的地位恐非夫尊妻卑所能规范。（注：Jen-der Lee，“Women and Marriage in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Disunion，”Ph.D dissertation，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UMI Press，1992，Chapter 6‘Compromising the Classical Ideals’.）

1703162886

1703162887 然而即使公主下嫁，妒性不改，南北朝政权各自的因应之道，仍不免透露两地对夫尊妻卑的坚持程度不同。（注：南北朝统治者对妇女妒忌的态度有别，讨论见Jen-der Lee，“Querelle des Femmes？Jealous Women and their Discipline in the Six Dynasties，”paper presented at“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and Instruction in China，”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June 29-July 3，1999，Paris。）在南朝，宋明帝令人撰《让婚表》警诫好妒公主，又遣人作《妒妇记》加以嘲讽，此外，并将妒忌的湖孰令袁滔之妻赐死。（注：《宋书》卷四一《后妃传》，第1290页。）齐明帝因所亲尚书右丞荣彦远遭妇妒伤面，竟赐药杀其妻；又因刘休之妻王氏善妒，便故意以妾赐休，杖王氏二十，命其亲卖扫帚皂荚作为羞辱性的惩罚。（注：《南齐书》卷三四《刘休传》，第612页。）反观北朝，元孝友认为妒风造成“举朝略是无妾，天下殆皆一妻”，提议透过制度性规范保障百官置妾，主张各按流品娶纳妻妾三女至九女不等，“限以一周，悉令充数”，否则科以“不孝之罪，离遣其妻”。然而这项提议却因朝廷意见不同而不了了之。（注：《魏书》卷一八《元孝友传》，第422—424页。）

1703162888

1703162889 汉唐之间透过礼律确立夫尊妻卑的尝试受挫，原因颇多。统治者的意向不能不提，而女主的介入未尝不是一个变数。前述宋明帝和齐明帝对付妒妇的手段，不只说明南朝政权的态度，也暗示男性统治者的思维。北魏宣武帝的姊妹公主们因外遇传言而遭吃醋的丈夫驸马们殴打、杀害，宣武帝从未以皇权介入其中。然而，宣武驾崩，灵太后主政之后，却立即采取行动，惩罚暴力驸马，为她的大姑小姑们出头。（注：讨论见Jen-der Lee，“The Death of a Princess：Codifying Classical Family Ethics in Early Medieval China，”pp.11-16。）灵太后介入刑律运作，又可从刘辉殴主伤胎一案获得深刻印象。兰陵长公主因驸马刘辉通奸张、陈两位民妇，与之冲突，遭驸马推堕床下而流产，刘辉逃亡，而张、陈二妇就逮。朝廷中出现罪名与量刑的辩论，一方是主张刑律儒家化的汉人和汉化官僚集团，以尚书三公郎中崔纂为代表，一方则是维护皇权保护公主的势力，表面上是门下官员，背后应是灵太后的意志。（注：整个案子及其中的辩论，见《魏书》卷一一一《刑罚志》，第2886—2888页。）双方僵持不下，最终虽以皇权介入处罚崔纂等人作结，但争论内容却引出一重要课题：女性的夫家认同确实为刑律儒家化的关键。（注：讨论见Jen-der Lee，“The Death of a Princess：Codifying Classical Family Ethics in Early Medieval China，”pp.16-18。）

1703162890

1703162891 2.刑律中女性的夫家认同

1703162892

1703162893 刘辉殴主伤胎，遭灵太后以叛逆之罪通缉；张、陈二妇与辉私奸，令辉挟怒，门下奏请处死并将二妇人之兄流配敦煌为兵。两项判决皆遭崔纂反对。针对刘辉，崔纂引斗律擅杀子孙条文，主张“虽王姬下降，贵殊常妻，然人妇之孕，不得非子”，认为刘辉所犯乃杀子之罪，与叛逆无涉。史传并未明说悬赏刘辉何以同反人之格，但自汉代以来杀害皇室成员即构成谋反大逆的刑律，加上崔纂“不得非子”之语，暗示了灵太后所代表的北魏皇室视伤堕之胎为公主骨肉，与崔纂视之为刘辉之子不同。（注：汉代以降谋反大逆罪的认定与惩处，讨论见王健文《西汉律令与国家正当性——以律令中的“不道”为中心》，《新史学》3：3（1992），第1—36页。）至于张、陈二妇及其兄长，崔纂强调张妇已结婚生子，乃“他家之母”，因此“若私门失度，罪在于夫，衅非兄弟”。即使连坐，律尚容许兄弟“期亲相隐”，何况“奸罪无相缘之坐”，怎可加兄弟之刑！（注：《魏书》卷一一一《刑罚志》，第2886—2887页。）

1703162894

1703162895 综观崔纂为刘辉，张、陈申诉，重点皆在于已嫁之女的夫家认同。公主既嫁刘辉，孕产即辉之子；张、陈既为人妇，便不应波及兄弟。为加强论证，崔纂并举魏晋之际毋丘俭谋反之案，何曾为毋丘俭已嫁孙女毋丘芝请命乃至修律的故事，证明刑律中女性的夫家认同行之已久。当时魏法，犯大逆诛及已嫁之女。毋丘芝以连坐系狱，有孕在身而坐死罪，其母荀氏向司隶校尉何曾求情，何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议，主张：

1703162896

1703162897 女人有三从之义，无自专之道，出适他族，还丧父母，降其服纪，所以明外成之节，异在室之恩。而父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夫党见诛，又有随姓之戮。一人之身，内外受辟。今女既嫁，则为异姓之妻；如或产育，则为他族之母……男不得罪于他族，而女独婴戮于二门，非所以哀矜女弱，蠲明法制之本分也。臣以为在室之女，从父母之诛；既醮之妇，从夫家之罚。宜改旧科，以为永制。（注：毋丘俭之案及其影响女性连坐，见房玄龄等《晋书》卷三〇《刑法志》，第926页。）

1703162898

1703162899 程咸以女性出嫁降本家之服说明其家族认同及责任的转变。事实上，这亦是六朝时期许多官吏判定女性连坐刑责应施行或豁免的标准。（注：残存案例及其中官吏的判断标准，讨论见Jen-der Lee，“The Death of a Princess：Codifying Classical Family Ethics in Early Medieval China，”pp.16-18。）然而，尽管刑律中女性的夫家认同正逐渐确立，刘辉一案却也显示或因皇权介入，或因女主政治，此父系伦理制度化的过程未尝不受到挑战。

1703162900

1703162901 此外，即使在制度和规范上女性的夫家认同受到提倡与保障，却不表示在日常生活或宗教信仰方面，女性出嫁即疏离本家而认同夫家。女性和夫家、娘家的关系，乃至女性追求自我生命意义的研究，都显示制度性规范无法涵盖文化生活的多元风貌。

1703162902

1703162903 3.女性的本家纽带与来世情怀

1703162904

1703162905 传统中国女性的一个主要的困境，在于年纪轻轻即离开本生家庭，到另一个父系家族去过日子。倘若一个社会允许出嫁女性与本家维持多方面的纽带，则女性婚后便容易得到本家的支持，一方面有助于她们在夫家的处境，另方面也显示女儿在家庭中的重要性。前已述及，从魏晋到隋唐，透过五服建构的礼法，对于嫁女的本家认同皆要求降杀。然而礼律之外的材料所呈现的妇女生活却是另外一幅景象。

1703162906

1703162907 北魏妇女墓志记录守寡出家的老太太，依外孙而居，显示嫁女照顾寡母的情形。（注：此乃元纯陀，墓志见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61—262页。讨论见Jen-der Lee，“The Life of Women in the Six Dynasties，”pp.65-66。）学者分析唐代大量墓志资料，得知妇女婚后或夫随妻居，或长期归宁，或返家照顾老病父母，或夫亡归宗，或归葬本家。（注：陈弱水：《试探唐代妇女与本家的关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8：1，1997年，第167—248页。）女性和本家的纽带紧密，并不因出嫁而转移其家族认同。倘若嫁后不久即亡故，甚至有丧事、葬地全由娘家经手，夫家宛如不存在的情况。（注：卢建荣：《墓志史料与日常生活史》，《古今论衡》3，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9年，第19—32页。）即便是在日常生活中，女性照顾生病的本家兄弟，而在患难之时依靠本家兄弟的例子亦不一而足。（注：汉唐之间姊妹照顾患病兄弟，乃至女性在家庭中担任医疗照顾角色，讨论见李贞德《汉唐之间家庭中的健康照顾与性别》，《性别与医疗：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第1—50页。至于兄弟代亲迎葬已出嫁之姊妹，讨论见卢建荣《从在室女墓志看唐宋性别意识的演变》，《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25，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1997年，第15—42页，尤见其中“兄弟代亲完成归葬姊妹的计画”一节。）晚唐李陲在动乱中到河南渑池迎接姊姊崔夫人回归本家，不料崔夫人返家不久便罹病逝世。李陲非常伤心，在为姊姊撰写的墓志铭中称亡姊来入梦中，表示庆幸“得归身于我党”，并期愿“因缘复结”，来世再生李家，重为姊弟。（注：《唐故赵郡李夫人墓志铭并序》，收在周绍良主编、赵超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484页。讨论见陈弱水《试探唐代妇女与本家的关系》，第241页。）如此看来，不但女性对本家的认同不因年幼出嫁而减损，即令男性亦未尝不以夫家生活为妇女人生的阶段性任务。至于墓志中完全以夫家为生命重心的叙写方式，与其说是妇女婚后的典型生活，不如看做是父系家族规范之下的理想。（注：陈弱水：《试探唐代妇女与本家的关系》，第173—190页。）

1703162908

1703162909 妇女生前游移于夫家、娘家之间，死后葬事的多元选择亦呈现夫家认同的不确定性。针对中古佛教露尸葬的研究指出，采用林葬和石室瘗窟的俗人信徒，以妇女居多。虔信妇女或因戒律的缘故，期望身后保持“清净”，而在墓志、塔铭中遗言不愿与其夫婿合葬。（注：刘淑芬：《石室瘗窟——中古佛教露尸葬研究之二（上）（中）（下）》，《大陆杂志》98：2，3，4（1999），第49—60，97—114，145—152页。）佛教信仰标榜放弃爱欲，破家忘身，确曾挑战传统中国的父系家族伦理。后赵安令首出家为尼，遭父亲“汝欲独善一身，何能兼济父母”的责备，安令首以“方欲度脱一切，何况二亲”作答，表示“何必三从，然后为礼”，尤为显例。（注：释宝唱：《比丘尼传》，高楠顺次郎编：《大正新修大藏经》，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4—1934，卷1，第935页。）虽然有学者以为安令首最终仍以大师之姿帮助父亲升官进爵，而其他出家的女性或借入佛以守贞，或因家中累世奉佛而入道，未必超越父系家族的思维。（注：宫川尚志：《六朝史研究——宗教篇》，京都：平乐寺书店，1977年，第十二章《六朝时代女性の宗教生活》，第313—335页。）亦有学者指出部派戒律将比丘尼教团的合法性置于比丘的掌控之下，因此女尼虽得脱离夫尊妻卑的家庭伦理，却未必逃过男尊女卑的社会规范。（注：关于部派戒律与比丘尼地位的关系，讨论见古正美《佛教与女性歧视》，《当代》11，台北：当代杂志社，1987年，第27—35页；李玉珍：《唐代的比丘尼》，台北：学生书局，1989年，第四章《比丘尼教团的成立与部派戒律的关系》，第111—144页。至于女性不出嫁而出家所涉及的妇女地位问题，讨论见李贞德《最近中国宗教史研究中的女性问题》，《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2，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第251—270页。）然而众多比丘尼的故事显示，佛教以出家代替出嫁，确实为中国中古的女性提供了父系家族认同之外的另一种可能。即使确曾适人，孀居之后，以潜心礼佛为由，或拒绝再嫁、或出家为尼者亦不乏其人。（注：此类资料从妇女的墓志铭中不难获得。关于魏晋南北朝的讨论，见Jen-der Lee，“The Life of Women in the Six Dynasties，”pp.47—80；关于唐代情况的讨论，见毛汉光《唐代妇女家庭角色的几个重要时段——以墓志铭为例》，《国家科学委员会研究汇刊：人文及社会科学》1：2（1991），第186—195页。）而笃信末世论的三阶教妇女遗志独葬，谢绝夫家认同，也就可想而知了。（注：但采取露尸葬者并不限于三阶教的信徒，讨论见刘淑芬：《林葬——中国中古露尸葬研究之一》，《大陆杂志》96：1，2，3（1998）。）

1703162910

[ 上一页 ]  [ :1.70316286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