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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也正因为经书写而被展现的王昭君必须与被诉说的汉匈史事脉络相呼应,这又让我们看到历史书写与事实间所隐含的另一层问题。那就是因着史家“论述”需要而被呈现的历史人物,其实已在书写过程中被“停格”或片面地“放大”。王昭君在汉宫不得见遇所积累的“悲怨”,是否在她决定和亲以后就会完全消失?而当她身处异域,历经宫廷斗争之余,难道不曾触景情生,起愁思而情伤?反之,浸处在那样一种复杂诡谲的政治外交生态中,王昭君即便有积恨、有愁怨,又是否会如后世文人们所勾画的那般儿女情长?范晔所提供我们认识的昭君,其实只能与他和班固所关心的汉匈关系史事脉络相搭配,绝对不是一个完整的,足以呈现现实一切生活的人生。而这或许是我们在阅读故事,并争辩王昭君及其所实际处遇的过去究竟如何之先,就必须有所意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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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 《郑钦仁教授七秩寿庆论文集》,台北:稻乡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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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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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an Mann,“Presidential Address:Myths of Asian Womanhood,”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59,2000,pp.835-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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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浩:《史学与文化思想:司马光对诸葛亮故事的重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3:1[A1],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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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静贞:《依违于私情与公义之间——孟姜女故事流转探析》,收入熊秉真主编:《欲掩弥彰——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私”与“情”》,台北:汉学中心,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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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静贞:《正史与墓志资料所映现的五代女性意象》,《唐研究》第1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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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淑苓:《交换女人——昭君故事的叙事、修辞与性别政治》,《国文学报》第34期,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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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鬼胎、假妊娠与中国古典医学中的医疗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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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一立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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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欣仪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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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借由分析古典医学如何界定和解释假妊娠的各种形式,以检视中国妇科医学中的医疗不确定性议题。除了认知到假妊娠可能肖似真妊娠外,中国妇科医学也了解真妊娠亦能偏离怀孕的正常过程,并因而类似假妊娠。本文想证明,在区辨假妊娠和真妊娠上的理解困难,和相信妇女产孕的精力易遭外在病原和内在不调所破坏,两者有密切关联。其中,鬼胎的症状又特别受到关注。该症状原来被解释为人鬼相交的产物,但后来却主要被理解为女性情感过度所致。作者认为这些对于鬼胎定义上的改变都是明清时期更大的性别规范变迁中的一部分,亦即越来越重视女性的情绪化和体弱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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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一立,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学士,美国耶鲁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历史博士。现任美国密歇根州阿尔比恩大学(Albion College)历史系副教授。主要其著述为Reproducing Women:Medicine,Metaphor,and Childbirth in Late Imperial China,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2001。最近的研究方向除了探讨中国医学文化与社会性别之关系以外,也侧重于19世纪英国与中国医学的历史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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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一、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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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者们大多同意,不同时空的人们以相当不同的方式体验其身体和功能。而没有比在分娩的历史中更能证明这一点的了。在分娩的历史上,性别规范、医疗知识和社会习俗共同交织形塑出妇女及其家属对受孕、妊娠和分娩等现象的理解方式。现今的影像科技则使得医生和准父母能够直接看见尚未诞生而尚在母亲体内长成的胎儿。我们如此习于想象和监控子宫内胎儿的发展,这使得尚未出生的胎儿早早就获得了独立于母亲的身份,建立起一个有着预设权利的主体。(注:妊娠现代观点的分析包括:Barbara Duden,Disembodying Women:Perspectives on the Pregnancy and the Unbor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以及Lynn M.Morgan and Meredith W.Michaels eds.,Fetal Subjects,Feminist Positions,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9。)然而,必须承认的是,我们对未出生胎儿的理解相对而言很不一致,因为在人类历史上的多数时候,并没有理解怀孕者体内的直接方法。如同芭芭拉·杜登(Barbara Duden)所揭示的,对18世纪德国女性来说,妊娠在怀孕期间并无法被客观地认定。这并不是要否定医生和妇女们一向依照众所皆知的身体征候作出有根据的诠释,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性判断此一事实。然而,只有当这一无法看见的实体从妇女体内显现后,他们才能确定该妇女的症状究竟是由逐渐长成的胎儿所造成,抑或是由某些其他“子宫的产物”所致。(注:我对胎儿的历史性观点,主要来自杜登的作品。见其书,Thomas Dunlap trans,The Woman Beneath the Skin:A Doctor’s Patients in Eighteenth-Century German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尤其是160—170页;Disembodying Women;“The Fetus on the‘Farther Shore’:Toward a History of Unborn,”in Morgan and Michaels eds.,Fetal Subjects,Feminist Positions,pp.13-25;及其研究“The History of Security in the Knowledge of Pregnancy,”是其在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Ann Arbor)系列演讲“Women’s Health:Historical Perspectives and Policy Dilemmas”的一部分,1999年3月19日。)换言之,妊娠只有以追溯的方式才能确认,也就是当一母亲体内不可见的存在最后终于成为可见之时。虽然文艺复兴解剖学者及其承继者有其成就,但这个杜登称为“妊娠知识确定性”的缺乏却依然存在,因为尽管西方学者累积了大量关于人体结构的知识,对人体最基本功能的充分了解——包括生产——却依然让人困惑得心焦。(注:例如,1827年以前女性卵子都尚未析离出来,要到1840年科学家才确定排卵是每月一次,而非回应性交的结果。Michael J.O’Dowd and Elliot E.Phillipp,The History of Obstetrics and Gynaecology,New York:Parthenon Publishing Group,1994,pp.256-57.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医生也不断争辩排卵和月经在原因上是否相关。见Emil Novak,Menstruation and Its Disorders,New York:D.Appleton and Co.,1921,pp.74-76。历史上化学妊娠测试中,最早能测量女性尿液中的荷尔蒙,是在1928年才发展出来的。见O’Dowd and Phillipp,History,p.86,以及Harold Speert,Obstetrical and Gynecologic Milestones Illustrated,New York:Parthenon Publishing Group,1996,pp.222-27。)再者,虽有丰富的医疗文献阐述各种可能指向怀孕的征兆,一本19世纪的英国产科教科书却仍谈论道:“要知道究竟一位妇女是否处于怀孕状态,最确定的方式就是等到九个月孕期完结。”(注:James Blundell,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Obstetrics,London:E.Cox,1834,引自Ann Oakley,The Captured Womb:A History of the Medical Care of Pregnant Women,Oxford: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 Ltd.,1984,p.17。)虽然解剖学者的解剖刀能够赤裸裸地呈现一个女性尸体的内景,20世纪以前的医学却常在一个活生生的、可能或未必正怀有小孩的妇女面前发现自身的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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