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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医疗上判定妊娠的不确定性，意味着确认的文化在帝制晚期同样缺乏，这也决定了中国妇女能以多大的空间来适应、利用或忽略古典医疗对女性特质的界定。有如费侠莉所言，性别隔离的规范和正规医疗面临的家户场景，都使得女性家庭成员拥有某种程度的权力界定自己的身体经验，并挑战男性医者的诊疗。进言之，这种“女性权力”在牵涉女性产育失调的案例中最为明显，妇女自身的感知提供了男性专家挥洒施展的框架。（注：Furth，A Flourishing Yin，pp.250-1，256.）的确，明代医者如程茂先只在妊娠“有疑或濒危”时才受到咨询。这包含一些被认为患有他疾，而原来却是有孕的妇女案例，而且在诊疗存疑妊娠时，程氏的例子在强调医者知识的局限。（注：Ibid.，p.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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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馥兰（Francesca Bray）也有类似的暗示，古典医学对经期规则性耿耿于怀，或许提供了妇女掌控自身产孕能力的道德资源。假如在月经阻滞和妊娠之间有区辨的困难，女性便能堕胎而毋须揭露其意图：以破散月经瘀塞之名而行服药下胎之实。（注：见Bray，“A Deathly Disorder，”pp.246-49；亦见Furth，A Flourishing Yin，p.256。）正如17世纪的英国，缺乏确认妊娠的文化意味着中国妇女可以随其意图来界定她们的身体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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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言之，鬼胎定义的变迁及其所显现中国“在妊娠知识中缺乏保证”提供了对明清时代性别观的另一种洞见。杜登注意到在18世纪德国，假妊娠观的特点是相信子宫具“多变的潜能”。（注：Duden，“The Fetus on the‘Farther Shore’，”p.14.）相较之下，明清医疗逐渐把妊娠的混乱归咎到难以控制的女性之血。就像本文所论证的，在帝制晚期，早期对鬼怪入侵的关注逐渐融入更广泛的女性失调之医疗论述中，而这论述主要关注女性产孕无能的许多可能结果。这些变迁可以进一步被当成在明清之时，医疗模式中和文化规范中的女性特质转型的一部分。首先，在明代，医者在病因论上从外在解释转向内在源起论；且主要的医疗思想家回避巫医的模式，而偏好阴阳五行的理论。（注：Furth，A Flourishing Yin，第四章。）此一发展也显现在关于假妊娠之预防和成因上的信念变迁。早期文献认为妇女自身的行动和思想只是鬼怪侵扰的前提，但明代医书作者则把妇女的行为和情感当成妇人病的直接原因。同时，明清性别论述的特色体现在妇人从染汙的形象转为无能的形象。如同费侠莉所显示，宋代妇科所极为关注的是在产子时所排出的邪恶物质，同样的议题在明代妇科无足轻重，而把产子主要描述为消耗。（注：Ibid.，pp.182-84.）在蔡九迪（Judith Zeitlin）对明清鬼怪文献的研究中，她也聚焦在这些医疗变迁和文学传统变迁之间的相似处。她提到，女鬼的形象从“令人害怕、有害的、带来疾病和死亡的性掠夺者，变成羞怯、容易受伤、脆弱的生物，需要男性的同情、保护、给予生命力量”。（注：Zeitlin，“Embodying the Disembodied，”p.249.）最后，鬼胎的新定义在对情的崇拜也大为兴盛的时代繁荣滋长。有如高彦颐（Dorothy Ko）所言，对情爱的歌颂体现了17世纪的江南城市文化，它把男人女人都刻划成情感的动物，但女人尤其如此。（注：Dorothy Ko，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第二章。）尽管这让女性的情感得以受到赞扬，却也强化了女性是情绪不稳定和欲求不满的昔日刻板印象。（注：Ibid.，p.112.）总结而言，强调内在不调的鬼胎病因论，起于一个有教养的男女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女性情感的时代。了解鬼胎的历史及假妊娠的一般问题，因此有助于我们了解帝制晚期的中国，性别规范和医疗知识之间的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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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 本文原以英文发表：“Ghost Fetuses，False Pregnancies，and the Parameters of Medical Uncertainty in Classical Chinese Gynecology，”Nan Nü：Men，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and Imperial China 4.2（2002），pp.170-206.中译版原载于李贞德主编《性别、身体与医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8年。原文后记如下：本文初稿发表于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健与美的历史研讨会”（台北，1999年6月17—18日）。感谢所有与会人士的回应，也谢谢《男女》的两位匿名审查委员，他们的建议帮助我澄清了自己的论证，同时感谢Michael Thouless阅读本文初稿。本文研究得到the 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China和Albion College Faculty Development Fund的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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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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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otte Furth，A Flourishing Yin：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960-1665，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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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ung，Angela Ki Che（梁其姿）ed.，Medicine for Women in Imperial China，Leiden：Brill，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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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贞德：《女人的中国医疗史——汉唐之间的健康照顾与性别》，台北：三民书局，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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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大正，《中国妇产科发展史》，太原：山西科学教育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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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斌，《古代中医妇产科疾病史》，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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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民：《生命史学——从医疗看中国历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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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贞德主编：《性别、身体与医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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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初唐政治中的女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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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弱水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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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新意有二点：其一，研究的对象是初唐女性政治人物整体：武则天、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乃至上官婉儿。其二，焦点集中在初唐女性参政过程中所透露出的女性意识。作者认为，初唐女性参与政务所掀动的女性意识是孤立的现象，没有明显的前因与后果，本文提及的其他疑似女性意识的现象，似乎也都是孤立的。但零星史料中散布的个别现象，其实暗示着普遍性：女性意识不只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它有着更广泛、更深刻的根源，能够在极不利的文化、制度和生活环境中生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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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弱水，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日本东京大学，并长期任职于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现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合聘研究员。专长为隋唐五代史、中国思想史。著有Liu Tsung-yuan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in Tang China、《中国文化史》（合著）、《公共意识与中国文化》、《隐蔽的光景：唐代的妇女文化与家庭生活》、《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型》以及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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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题目可以看出，本文是一篇关于初唐女性政治人物的研究——武则天一定包括在内。面对这个题目，读者心中也许会生出以下的反应：又是武则天！这样的研究是不是太多了？到底能有什么新意呢？本文的新意主要有两点。第一，研究的对象是初唐女性政治人物整体，除了武则天，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乃至皇族以外的上官婉儿都在考察的范围。以往关于武则天的论著非常多，至于其他同时或稍后的女性政治人物，注意就偏少。把她们所有人连结在一起，作为一个集体现象来探讨，则似乎尚未出现。其次，本文的目的不在泛论初唐女性参政的问题，而是有个特殊的焦点：这个参政过程中所透露出的女性意识。所谓“女性意识”，大抵是英文feminist consciousness或feminist sentiments的相对语。Feminism是从现代西方产生的观念，在论文的起始，我必须解释，为什么这个概念可能帮助我们了解在一千多年前发生于中国的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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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minism一般译作“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这个词语基本上意味着一个信念：女性应当从男人所掌控的社会政治结构以及支撑这种结构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换言之，“女性主义”追求女子在行动与意识上的解放。在历史上，女性主义的发展大概经过三个主要阶段。18世纪末19世纪初，女性主义初起之时，这个运动的目标是为女性争取原本为男性所垄断的权利，如教育权、参政权以及其他若干法律权利。19世纪后期，随着社会主义的兴盛，女性主义者开始要求男女之间的实质平等。她们这时不仅争取形式上的平权，并主张女性应拥有与男性同等的资源来行使她们的权利，进而实现她们作为人的潜能。这项努力的一个显著后果是，女性开始脱离家庭范畴的限制，逐渐在公共领域中活跃起来。1960年代后期以还，一种新型的女性主义崛起。这种思想认为，现存的人类文化是在男性掌控的历史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涵藏着根深蒂固的对女性的偏见和歧视，如果要达成人生真正的自我实现，女性必须从她们自己的视角出发，彻底检视、改造这样的文化秩序。（注：以上关于女性主义历史发展的撮述，参考John Charvet，Feminism，London：J.M.Dent＆Sons，1982；Josephine Donovan，Feminist Theory：The Intellectual Traditions of American Feminism，New York：Frederick Ungar，1985；The Feminist Papers：From Adams to de Beauvoir，ed.and with introductory essays by Alice S.Rossi，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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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过去两百年，女性主义的内容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我们还是可以感觉，这项运动具有清楚的连贯性。不同时代、形态的女性主义显然怀有某种共通的核心意念。著名的女性主义社会学家艾丽丝·罗茜（Alice Rossi）把这个共通意念称为“女性主义的冲动”（feminist impulse）。（注：Alice S.Rossi，ed.，The Feminist Papers，p.616.）一位政治思想学者则对女性主义的核心意念作了明确的界定：就作为自由人而有的共同本质而言，女人和男人应该具有同等的价值。（注：John Charvet，Feminism，p.1，又见pp.2，139。）本文的主旨是在揭示，从唐代高宗朝到睿宗朝的历史中，出现了女性政治人物试图提高女性地位的行动。这些行动绝对没有构成可以和现代女性主义相比拟的女权思想。不过，它们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意图和涵义或隐或显；至少我个人从中看到了某种“女性主义的冲动”，一种要为自己和其她女性争取更高地位与更多权益的想望。就是在这个认知的基础上，本文有时把文中讨论的主题称为唐代的“女性意识”，或“初发型的女性主义”。然而，为了避免误解和可能的无谓争辩，在叙事的过程中，类似的概念将尽量少使用。本文的最主要目的是想证明，初唐的女性政治人物采取了一连串提升女性地位的措施，几乎成为一套模式。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我也想为这个现象提出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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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构上，本文将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节试图展示武则天可能具有提高女性地位之意图的行动，以及被当时人或稍后时人认为具有这种涵义的行动。除了揭露事实，也将评估武则天的女性意识的性质与深度。第二节讨论闻武则天之风而起的女性政治人物，她们提升女性地位的努力和意图就比则天显豁多了。最后一节则探讨这些行动的可能背景与历史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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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正文前，还要作一点说明。“武则天”是现代中文世界对创建武周的武曌的通称。这个称呼起源于武氏的最后一个皇帝称号“则天大圣皇帝”以及她的谥号“大圣则天皇后”。“则天大圣皇帝”是武则天被迫退下帝位后的尊号，而不是在位时的称呼；“大圣则天皇后”更不能反映她的意志。唐史名家陈寅恪一贯以“武曌”来指称“武则天”，可能就是认为后者有所不妥。本文使用“武则天”，只是从俗的方便，个人心中是有些迟疑的。（注：最近有一位学者考察武则天的称号问题，也指出“武则天”或“则天武后”不能反映她曾为皇帝的事实。见成濑哲生《武曌杂考》，《山梨大学教育人间科学部纪要》第1卷第2号，2000年3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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