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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封元年（666）正月 与其她宫中妇女参与封禅的“禅”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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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 追尊老子的母亲为“先天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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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章二年（669）三月 亲祀先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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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亨元年（670）十二月 嫔妃名衔复旧咸亨五年三月亲祀先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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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元二年（675）三月 亲祀先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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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元二年十二月 建议延长父在为母服丧期为齐衰三年，获得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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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在上元年间及其后 组织学者编写书籍，其中有五部与女性议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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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凤三年（678）正月 在大明宫光顺门接受百官及四夷酋长的朝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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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露二年（680）二月 与高宗谒拜少姨庙、启母庙，并命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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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淳二年（683）正月 高宗遣使祭祀西王母庙、启母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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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天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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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宅元年（684）九月 重新确认老子母亲为“先天太后”，并命立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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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拱元年（685）三月《垂拱格》颁布，编入父在为母服丧期的新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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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拱四年正月至永昌元年（689）正月 邀请洛阳妇女参观明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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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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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授元年（690）九月 即帝位，改国号，在此前后宣扬女子为帝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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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列行动，我想提出三点总体观察。首先，除了少数例外，这些行动可以粗分为两类。一类明显是提高妇女地位的措施，姑不论其动机为何；另一类可能有提升妇女形象或激励妇女的作用，但直接目的在伸张武则天的政治权势。前者如则天屡次接见妇女、更改嫔妃的名衔、父在为母服延为三年、尊崇老子的母亲、编写有关妇女的书籍。后者如亲祀先蚕、妇女参与禅礼、创建武周。以上把则天有关妇女权益的措施分为两大类，只是就表面现象做最初步的分析，并不是要为个别事件的性质下定论。个人在此想提出的基本论点是，本节描述的不是零散偶发的行动，这许多行动彼此关涉，串联起来，几乎形成了一个模式。这个情况显示，改进妇女的地位是武则天的长期关怀。则天对女性的重视，当然和她在政治上的奋斗密切相关。可是，我们也没理由说，所有的举动纯粹出于政治的计算。在这个问题上，由于史料零星，我们的认识有限，但已有的知识应该足以让我们得到这样的判断：武则天是一位具有女性意识的政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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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二项观察是，武则天改进妇女地位的措施是持续进行的。她甫任皇后，就力求彰显妇女的形象，类似的行动不断出现，直到自立为帝为止。这些行动没有明显的高峰，虽然在7世纪70年代中后期显得比较密集。我们不了解，为什么武周建立后，史料中就不见这类的措施，也许是武则天缺乏继续提出女性议题的政治动机。无论如何，约在35年的时期中，则天显现了强烈的为妇女谋利益的倾向。这不是一段短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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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则天的女性意识不能被过分强调。至少在现存文字中，她不曾明白表达提高女权的观念。相反地，在要求妇女参与封禅以及主张延长父在为母服丧期时，她宣称，她的要求不至于破坏家无二尊的格局，女性的角色还是应该局限于家庭。我们可以把则天的言辞解释成不得已的妥协，或为达成目的所作的掩饰，但这些话语也显示，她的女性意识大约是处于一种初生的、甚至不甚自觉的境地。总结而言，在掌权期间，武则天经常采取提高妇女地位的措施，但避免直接挑战男性独尊的文化原则。除了个人的政治行动，她基本上是在传统规范的范围内宣扬女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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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从韦后到太平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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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05年，武则天被迫退位，唐室复辟，女子参政的局面不但没有消散，反而更形兴盛。许多皇家妇女——包括后妃、公主、女官——继续扮演重要的政治角色，并在宫外活动。她们之中，权势最盛的是：中宗皇帝的妻子韦后、武则天之女太平公主、中宗与韦后的幼女安乐公主。再者，上官婉儿极富盛名。婉儿是上官仪的孙女，上官仪因为反对武则天被杀，婉儿与母亲没入掖庭。则天晚年时，婉儿成为她的重要助手，中宗继位后，又专掌制命，深受信任，拜为昭容。上官婉儿词才甚高，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注：参见《通鉴》卷二〇七至卷二一〇﹔《旧唐书》卷五一，第2171—2175页；段塔丽：《唐代妇女地位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6—79页。）以上诸人而外，还有其她女性参与政务，甚至包括少数宫外妇女。这个情势也是启自武则天。在她当政时期，已有士人家庭的妇女入宫任事、谋议，玄宗朝宰相裴光庭之母库狄氏就是一个例子。（注：见《通鉴》卷二〇九，第6623页；《新唐书》卷一〇八，第4089页；颜真卿：《杭州钱塘县丞殷府君夫人颜君神道碣铭》，《全唐文》卷三四四。参考新城理惠《唐代先蚕礼の复元─〈大唐开元礼〉先蚕条译注を中心に─》，《史峰》第7号，1994年3月，第25页。）这个女性参政的局面以玄宗皇帝击溃太平公主的势力而告终，时当玄宗先天二年（713），共历时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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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前节，本节的主题不是女性掌政，而是后武则天时代政局中所显露的女性意识。首先要指出，则天退位后妇女仍积极参政的现象本身，就可以算是女性意识的一个表现。中宗朝的政局并不单纯是武则天时代的延续。则天是被政变推翻的，此后最具权势的女性韦后原本不属于武周的统治集团。她在中宗登位后，立即仿效则天所为，施幔临朝，与丈夫共治天下，显然是受到则天前例的鼓舞，认为女性和男人一样，有掌政的权利。毫无疑问，她周围的许多妇女都有相同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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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周之后的女性政治领袖当中，韦后最有机会成为正式的执政者，她也不断试图朝这个目标前进。在此过程中，她采取了一些明显具有提高女性地位意味的措施。约在神龙元年（705）中，中宗登基后仅几个月，根据上官婉儿的建议，韦后奏请中宗，将子女为出母（被父亲离异的亲生母）服的丧期由一年延为三年。皇帝下诏允许。这个新订的丧期未被纳入开元二十年（732）颁布的《大唐开元礼》，但在天宝六载（747），玄宗下诏，子女为出母与再嫁母服应为三年。（注：玄宗敕令残文见《唐会要》卷三七，第680页；《通典》卷八九，第2452页；《宋史》卷一二五，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第2928页。《唐会要》、《通典》中的遗文没有明言为出母服丧三年，只及于再嫁母，《宋史·礼志》则具体包含两者。按，唐代官方礼文中，子女为出母与再嫁母服丧属于同一类目（《大唐开元礼》卷一三二，页5a），这两个问题应该通常是一起处理的。）玄宗的敕令在唐代实施情况如何，不得而知，但应有相当的效力。北宋以降，除了金朝的一个可能例外，为出母服一直维持在齐衰一年。（注：金世宗大定八年（1168）有制，子为改嫁母服丧三年。或许也及于出母。见《金史》卷六，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41页。另参藤川正数《唐代における母亲主义的服纪改制について》，第56页；吴坛原著，马建石等编注：《大清律例通考校注》卷三，第118—119页。）韦后与上官婉儿要求延长为出母服为三年，完全是模仿武则天的延长父在为母服。揣度其用意，也许主要是发出政治信号，表明又有女性当政，就行动内容而言，则是一个明确——甚至激烈——的男女平权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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