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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1703162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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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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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与家是人类经验的两极。华裔地理学者段义孚曾论及二者在现象学上的意义：“空间（space）的开放性提示未来、启发人积极行动。然而空间的旷阔与自由亦能带来负面的无助与恐惧感。”（注：Yi-Fu Tuan，Space and Place，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77.引文见第54、138页。参日文译本イ一フ一トテアソ：《空间の经验——身体から都市へ》，山本浩译，东京：筑摩书房，1988年。《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3期（1995年8月），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相对来说，“家（place）是活动的暂息。人和其他动物时在某一场所驻足，这场所因而成为他或它所感受到的价值中心。”广义的“家”不光指家庭、家园，也包括一切教人眷恋的人、事、物。换言之，空间与家表征动与静，游与息、未知的将来与具体的目前种种两极，二者同为人生不可或缺的要素。所谓生活，不外是追求自由与安稳、冒险与安身之间的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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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氏这种空间与家交错并重的理念对从事历史、特别是妇女史研究的人饶有意义。从来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偏重某事件或某既定哲学体系而忽略有意志有感情活生生的人。传统的中国妇女史，尤其专注阐明束缚广大妇女身心的家族制度、迷信习惯、儒佛思想等等，而无视该等思想制度在生活层面上予人的实际影响及具体成效。“五四”文化人陈东原虽题其经典作《中国妇女生活史》，其实书中涉及妇女“生活”的成份极少，全书重点是从政治及文学史印证其前提：“我们有史以来的女性，只是被摧残的女性；我们妇女生活的历史，只是一部被摧残的女性底历史。”（注：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1928年，台湾商务重印本，1981年，第18—19页。）虽然陈氏在史料搜集上功不可没，其“有史以来”一句话，已否定了该书的历史性。一部抹杀时空变化与社会等级差距的“摧残史”，虽具政治魅力，却算不上是严谨的历史。其所罗列史料对典章文物纵有发明，但局限于静态史观，以致偏重段氏所述“家”的一极，未能揭示“空间”一极对妇女生活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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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即试从“空间”与“家”的交错调节中探索建构明清妇女生活的端倪。研究对象限于江南市镇的名媛及女文人，偶而旁及她们接触交往的名妓。虽然三者所扮演的社会角色迥异，出身背景及家庭地位亦大相径庭，其文化处境实有某种共通点。笔者曾另书论及此等妇女，不少为受过基本诗文教育的“才女”。她们或在家内，或在青楼，或在文坛，场所虽异，其从属对象则一，同为在官或在野的士大夫。因此所谓“才女”的品味及文化素养，实与“才子”所侧重的琴棋书画相仿。正因名媛与名妓之间的文化处境如此接近，才有个别的利益冲突，演成正室对妾侍的排斥，或闺秀对名妓诗画的轻视。个中曲折，笔者曾从儒家社会中妇女的双重性别身份（gendered position）——“同性的妇女”（woman-as-same）及“等级分化的妇女”（woman-as-different）——论及，于此不赘。（注：Dorothy Ko，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中译本见《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李志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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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仅就明清妇女的诗文作品，探究其起居空间及旅游活动范围，从而了解她们共处的外在环境与多彩的内心世界。目的在从“空间”与“家”两极的错综关系中重写一部动态的中国妇女生活史，从她们的动静、行止、自由奔放与安身立命之间重新肯定她们作为“人”的属性及价值。结构方面，本文采一自内而外的窥视角度，先论深闺的空间构造及从缠足衍生的身体取向，继论明清妇女踏出闺门所作的种种旅游活动，并根据其目的归类为从宦游、赏心游、谋生游。最后以身处深居而借书信诗文作卧游的妇女为引子，略论阅读与写作对妇女存在空间的构筑与超越所具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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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1703162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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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二、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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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狭义上，闺房是妇女专有的生活空间。明末福建建阳出版之《三台万用正宗》日用类书中，载有《买屋契》一纸，想象为供时人买卖物业时参考用，契中列明一典型房舍的各组成部分，就日用起居所用空间，计有：大厅、夹箱，照厅，祠堂、后堂、遮堂楼几间、穿堂、悬堂、向堂、儒齐、书塾、过路、照墙、天井、明堂，台榭，闺阃、后槽、披厦、庖厨、井灶、茶房等项，推想在房舍中划出专名为“闺阃”的空间或有相当普遍性。（注：余象斗：《三台万用正宗》卷一七，余氏双峰堂，万历二十七年，页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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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男性文人所创“闺怨”诗的滥觞，人多以闺房为女性禁锢，落寞、封闭的代名词。（注：Maureen Robertson对此等“文人拟阴”现象及女诗人对闺怨诗的重写等问题多有精辟创见。见胡晓真《最近西方汉学界妇女文学史研究之评介》，《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2期，第283—285页。）然若从古代宇宙观及建筑理念等广义层面观之，闺房实具更丰盛的内容。《尔雅·释宫》：“宫中之门谓之闱，其小者谓之闺。”又《楚辞·王逸·九思·逢尤》：“念灵闺兮隩重深。”可见闺原指宫中之小门，予人邃远难近的联想，然未必专指妇女的居室。《礼·仲尼燕居》：“以之居处长幼失其别，闺门三族失其和”，明示闺门泛指家庭、家族之范围。《礼·乐记》：“乐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虽暗喻闺门为妇女居所，然强调闺门界限的弹性，内外同听礼乐，于和亲有大助。尤其引人入胜的，是闺与“天圆地方”宇宙观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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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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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闺”，特立之户，上圜下方，有侣圭，从门圭，圭亦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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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圭，《说文》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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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玉也。上圆下方，公执桓圭九寸、侯执信圭、伯执躳圭，皆七寸、子执谷璧，男执蒲璧，皆五寸，以封诸侯，从重土、楚爵有执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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圭这会意字，原有天子分封诸侯，赐瑞玉以量度土地以治天下之意。“圭”后借为“闺”，指宅中独立小门，亦足见齐家与治国相通，内外无明确分野的中国传统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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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圆下方的瑞玉与闺门，俱喻追求天地人和谐的理想。《说文·段注》以此释圭：“上圆下方，法天地也。”邱博舜氏曾就古代如明堂深衣的器物制度，考察“天圆地方”这一宇宙观在概念及生活上的涵义。邱氏认为方与圆有二层意义：一为其形象上的封闭性及完美性，自成一审美标准。二为二者代表一种“固定性与循环性的互动机制”。（注：邱博舜：《从“天圆地方”的观点看“八宅”的操作架构》，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空间、家与社会”研讨会论文，1994年2月22—26日。黄应贵先生慷慨提供与会论文，谨此致谢。）方的固定摆置方位与圆的循环运作，在概念上实与上述段义孚之“家”与“空间”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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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引申，闺房在字义上实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如《三才图会》（见图1）所示，闺门的理想形象是一上圆下方的窄门，与名“圭”的瑞玉形状相仿，上圆像天循环不息的生机，下方像地平稳恒在的操守，直指古人的宇宙观及伦理观，动静兼备，内外交融，相对之下，人所谓“三步不出闺门”，以闺比固若金汤的牢狱，未免在概念上有欠周详。（注：若以中门的方位为“中”，则图示之闺门明显为“侧”。Angela Zito（席安琪）曾专文论及“中”对儒家礼法的重要性，在于其具建构上下、内外、男女等秩序界限的能力。闺门之侧对中门之中，亦当为此运作机制之一环。详见“Ritualizing li：Implications for Studying Power and Gender，”Positions 1，No.2（Fall 1993），pp.321—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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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三才图会》将闺门形象化，绘成上圆下方的侧门。闺中一妇治妆，一婢相候，却因窗门洞开，显而易见。王圻纂辑：《三才图会》，台北成文出版社，据万历三十五年（1607）刊本影印，第10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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闺房本身既以天圆地方为征，若进一步从闺房在传统宅居的方位观之，则含更丰富的象征意义。中外学者对于家屋的格局布置为中国伦理观之反映及具体呈现，早有精辟议论。如杜正胜氏称四合院为汉族建筑的理想典型，其格局可归纳为“中轴对称”与“深进平远”二大原则。后者特别强调院落布局内外分明，反映并推广了自三代已成型的男女有别、男主外女主内的伦理思想。（注：杜正胜：《内外与八方：中国传统居室空间的伦理观和宇宙观》，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空间，家与社会”研讨会论文，1994年2月22—26日。杜氏强调“此等宫室空间所反映的伦理观与宇宙观是中国社会普遍的理念，没有上下阶层的区别”。）一队曾到大陆各地调查民居空间的日本建筑学者，亦曾以北京四合院及徽州民房为汉族民居的典型，同为四周拥壁的“闭镇、内向”构造，其中卧室为“个”的生活空间，而堂则为“集”的最小单位，为一家聚合场所。这种以“个”为基本单位，延伸至一家再进而一族的“集”合构造，自内而外，构成维持儒家内外长幼秩序的支柱。（注：茂木计一郎，稻次敏郎、片山和俊：《中国民居の空间を探る》，东京：建筑资料研究社，1991年，第232—233页。参Yi-fu Tuan，Space and Place，第107、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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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居住空间是“内外有别”秩序的呈现，值得强调的是所谓“内外”不是单一的对立关系，而是包含了复合的段落与层次，内外界限并非一成不变。关华山氏曾根据《红楼梦》的描述而重现大观园外间与里间的层次性关系，有如下结论：“我们可以发现空间的机能可以随状况而变，只是里、外间及室外总有空间的界限。重要的是这些界限常被用作划分礼俗上男女、主仆间的空间领域。”（注：关华山：《红楼梦中的建筑研究》，台北：境与象出版社，1984年，第197页。）虽是小说，却甚具说服力。闺房既处内厅之一隅，呼应上文所提及“闺”为宫中小门、偏门之原义，若以内外有别之伦理观视之，则闺房坐落大内之内，暗喻妇女在家庭中的重要性，若缺其支撑，则内外井然之伦理秩序亦无法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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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观之，闺房在中国宇宙观及伦理观等文化建构中，实有其机要性及丰富的象征意涵。在现代妇女解放的前提下，女性的就业权及经济自立得到肯定，闺房遂被视为禁锢传统妇女的空间，限其心胸见识狭窄的枷锁。笔者以为用现代的人权意识衡量古人，对了解当时的生活及思想状况毫无补益。闺房对明清上层妇女的意义，恰与其现代形象背道而驰：闺喻示妇女在天地人和谐、上下内外秩序分明的理想社会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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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象征意义外，从“生活”（practice）层面观察，亦可见明清妇女从事种种旅游及文学创作活动，其活动空间大大超越闺房界限，其起居生活亦非有静无动。然而，今人既多视缠足为束缚妇女身心及限制其行动之大碍，于论述旅游活动之前，实有必要略论缠足对构筑妇女生活空间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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