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164244
儒家对妇女的要求，曰三从、曰四德。笔者认为“四德”在生活层面的意义，在于训示妇女培养一内敛型的人格及身体取向，而缠足适助长此种取向。（注：“三从”则属另一理论范畴。笔者认为三从，即令妇女从属于父、夫或子的社会等级地位，其作用为分化妇女，使士大夫人家之妇女与下层妇女长期处于分散离析甚或对立状态，无从以“性别”为根基成立一抗衡力量。详见拙著Teachers of the lnner Chambers，导论。）若单从这一意味看，缠足实有辅助儒家礼教的功用。固然缠足亦具非儒反儒的成份，如屈折女儿之足，等于残害父母之遗体，是为不孝，便屡为卫道者所不容。缠足的多面性与暧昧性，于此亦见一斑。至于内敛型理想取向为何，可从被尊为曹大家的班昭（45—约114/119）所著《女诫》对“四德”的阐释中察其详：
1703164245
1703164246
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注：曹大家：《女诫》妇行第四。）
1703164247
1703164248
四个“不必”，道尽妇女的理想人格是建基于一反面否定的取向上。妇人德言容功不可无，然不应以声势夺人、引人注目为目的。妇女的人格取向，与男性的外向伸展扩张的“离心型”相反，属一种内敛的“向心型”。若以《大学》所述之伦理为男性的理想人格取向，则“离心”与“向心”之差昭然若揭。所谓“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虽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实指自男性的天子至庶人，均宜遵此以一身为本进而向外扩张德行之离心原理，成其以天下为己任之大业。以持家为务的妇女，虽云身不可不修，因无国可治，充其量只能借相夫教子间接成全平天下的理想。妇女既主内，则才德声容自不必耀目，取向亦当以内视收敛为尚。这种男女在道德人格、活动范围乃至身体取向上的基本差别，是儒家两性观念在实际层面上的要义。
1703164249
1703164250
近人多以“男主外女主内”为禁锢妇女之教条，以其喻示妇女三步不出闺门，只能以酒食纺织为事，而缠足恰为限制妇女自由活动，使其安分守己之手段。笔者以为缠足的具体意义不在禁锢束缚而在导引教化，其目的为使“内外有别”的道德理念具体呈现在妇女的身体取向上，此为名符其实的道德之身体实践（embodiment）。其所构筑的内在收敛型的人格及生活空间，与上文所述闺房之内向性互相呼应，形成一个“妇女=内人”的性别理想。然而，内与外在中国社会是一因时制宜的相对概念，其界限因人因时因观点而变化，“女主内”作为理想教条简单明晰，在实践上内外之伦理及空间界限实极含混。明清时代的上层妇女即屡从这暧昧性中扩张自己的生活空间及活动范围而无损其“内人”的道德完美形象。随夫离乡赴任的夫人，尤为其中表表者。
1703164251
1703164252
1703164253
1703164254
1703164256
中国妇女史读本 四、从宦游
1703164257
1703164258
明代的旅游，至嘉靖万历而大盛。商品经济的发达，助长手工业之兴旺及农贸市场之专业化。米粮的贩卖运送、棉织品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流通、丝茶瓷器的长途贸易及从美洲经福建或西域进口之白银，在在促进城镇的发展和各省水陆交通的频繁。明末书商大量印制的《商旅路程》等刊物，说明了商贾之往来，是促进旅游的经济因素。并因而造就了客舍、酒楼、茶馆、挑夫、船户等相关行业之发达。（注：Timothy Brook，Geographical Sources of Ming-Qing History（Ann Arbor：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1988）详细罗列了此等路程指南的来源、名目及所在地。）利用此等设施，跋涉谋生的不止商旅，文人、幕僚、长年在京师、边境乃至塞外营役、书画家及下文提及之名妓及“闺塾师”，亦常穿梭大小城镇间与士商交际，广结人脉。事实上，在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被迫或被利诱脱离耕植，进市镇觅职的流动人口日益普遍，传统的上下、良贱、尊卑有别、各安于份的社会秩序，实际上已荡然无存。（注：这并不意味社会秩序本身的崩溃。岸本美绪曾论及此等旧有关系被种种其他社会关系所取代，如主仆、读书社等等，未有形成以个人为主体的社会。《“历年记”に见る清初地方社会の生活》，《史学杂志》95 No.6（1986），第53—77页。）
1703164259
1703164260
除了经济因素，明末旅游之盛也是社会、文化变动的结果。借其游记而于殁后始名闻于世的徐宏祖（1856—1641），遍历除四川外的明代两京十三布政司，除寻幽探胜外显然有更严谨的动机。现存的《徐霞客游记》，经散佚后仍有六十多万字，多为旅途中当晚挑灯作记，或边走边附岩疾写，历三十余年。所记内容，有详细考察地形、物产、江河源流、气象，据云“他随身携带《明一统志》，又沿途广泛搜访地记、方志，将实地观察和文献记录认真核对，订正了文献记录中不少错误。霞客有精确的数量观念，也十分注意量的记录，道路远近、洞穴大小，都经过他实测，详记具体数字……英国著名的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说：‘他的游记读来并不像是17世纪学者所写的东西，倒像是一部20世纪的野外勘察记录。’”（注：徐弘祖著，朱惠荣校注：《徐霞客游记校注》前言，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页。）说明了明末旅游的推动力量之一，是徐霞客代表的这种实事求是、亲身观察计量的考据精神。
1703164261
1703164262
游记中除了考证计量，亦有不少抒情的段落。随便翻阅《浙游日记》自龙游至衢州一段：
1703164263
1703164264
十四日 天明，诸附舟者，以舟行迟滞，俱索舟价登陆去，舟轻且宽，虽迟不以为恨也。早雾既收，远山四辟，但风稍转逆，不能驱帆上碛耳。……是日共行五十五里，追及先行舟同泊，始知迟者不独此舟也。江清月皎，水天一空，觉此时万虑俱净，一身与村树人烟俱熔，彻成水晶一块，直是肤里无间，渣滓不留，满前皆飞跃也。
1703164265
1703164266
十五日 昧爽，连上二滩，援师既撤，货舟涌下，而沙港涩隘，上下挨挤，前苦舟少，兹苦舟多。行路之难如此！（注：《徐霞客游记校注》，第135页。）
1703164267
1703164268
“一身与村树人烟俱熔，彻成水晶一块”是何等境界！为他记生圹志的吴国华谓：
1703164269
1703164270
霞客尝谓山川面目，多为图经志籍所蒙，故穷九州内外，探奇测幽，至废寝食、穷下上，高而为鸟，险而为猿，下而为鱼，不惮以身命殉。（注：同上书，第1233—1234页。）
1703164271
1703164272
生动地表达徐氏的冒险精神，在某一意义上是对僵化的经籍知识的一种反动。己身与村树人烟俱熔的追求，历来俱是对在官场失意的士人的一种慰藉。只不过在明末清初，由于商品经济带来的富裕，造就了不少像徐霞客般不经仕途而家有余资的旅客，俨然成为一股新的文化风气。
1703164273
1703164274
在这股风气鼓吹之下，出外旅游的妇女亦日见繁多。笔者略引徐霞客的游览及文字，目的为说明明末的旅游热与商品经济及实践思想的互动关系，亦为强调妇女作家虽少有《徐霞客游记》般详尽记载考证，然其审视山川面目的好奇心，冒险犯难的毅力，溶情入境、“与村树人烟俱熔”的投入，以及“肤里无间，渣滓不留，满前皆飞跃”的超脱，与霞客实不遑多让。与上引《浙游日记》相比较，王凤娴的《东归纪事》记载一妇人携家小循露客行踪相反方向自江西至浙江而行，篇幅虽短却意味深长。
1703164275
1703164276
与其他大部分从宦游的夫人一样，王凤娴是出身书香世家的闺秀。万历丁酉（1597）仲秋，其夫张本嘉赴任江西袁州府宜春县令，王及子女随行。任内起居与江右边城景致今已不得而知。任满三年，举家东归浙江嘉兴。王凤娴打点细软督促役人运出府门，携着一女一幼儿，于孟冬十月，踏出了旅途的第一步。宜春位于赣西山区，欲回江南，以水路最便。王氏与其夫及子女先乘舟往东北，经临江抵南昌，入鄱阳湖后东折，经安仁、贵溪、弋阳、铅山、玉山入浙境，再历常山、衢州府、富阳而抵嘉兴，为时几两个月。
1703164277
1703164278
行路之苦，王凤娴深有体会。特别是铅山以后一段：
1703164279
1703164280
遇浅滩不得过，觅舟盘换就野宿焉，其舟止可容膝，伸立则发系于蓬，伸卧则足限于板。梳洗甚难，止以巾束发，盘屈其中，其苦非言可罄。
1703164281
1703164282
然而王氏娴于女德，不但毫无怨言，更视肉体之苦为道德磨练：“幸余素性，不为劳逸所移，惟发长笑耳。”长笑之余，王凤娴更借诗词于苦中取乐：“明日复如是。用唐人韵占一绝自遣：蚁舟飘泊盻乡间，山外云连云外山，命酒聊舒愁默默，呼蒲怕听水潺潺。适稚子戏吹芦笛，命长女联句二绝一笑。首作起句，三句余倡，二句末句女和。次作前二句余倡，三句女和。”（注：王凤娴（文如）：《东归纪事》，载周之标：《女中七才子兰咳二集》卷五，苏州：宝鸿堂，1650序，页23a—b。）母、女、子一家倡和取乐，足见在官宦人家文学钻研对子女教育的重要性，及母亲亦师亦友的中心角色。
1703164283
1703164284
在文化发达的江南，儒家女通诗书晓文理亦颇为寻常。王凤娴更进一步，不但工于诗文以之教育子女，后更有诗集行世。《松江府志》称其“工文墨，有诗名”，短短六字，细思下却颇耐人寻味。（注：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90页。）曹大家既明言“妇德不必才明绝异，妇言不必辩口利辞”，则工文墨岂为妇女之事。妇女的理想人格既是内向收敛，又何来以诗名世？在某一意义下，如王凤娴般著作等身的女诗人之出现、之受表扬，意味着旧有的道德理念与明末清初的社会现实有一段距离。王凤娴活在这段距离中间，对于“女诗人”身份本身蕴含的种种矛盾最为清楚不过。其弟王献吉记载凤娴晚年欲尽毁其诗稿，谓“妇道无文，我且付之祖龙”。献吉辩曰：
1703164285
1703164286
是不然。诗三百篇大都出于妇人女子，关睢之求，卷耳之思，螽斯之祥，柏舟之变，删诗者采而辑之，列之国风，以为化始。
1703164287
1703164288
结果，凤娴诗集以《焚余草》之名行世，焚而未尽，欲语还休，明示“妇道无文”、“妇言不出闺阁”等思想加诸才女身心的压力。后人唏嘘之余，亦该认识到与此同时，妇女的创作活动也受到一定认可。王献吉援引《诗经》谓经典亦有出自妇人之手，是当时常见的论调。《松江府志》对王之称许，代表地方修志文人对才媛的公开肯定。尤其不可忽视的是，纵然饱受压力，王凤娴从未间断写作。年轻时作为县令夫人盘屈浅舟，凤娴赋诗并与二女唱和、苦中取乐。后历经孀居、丧女等等不幸，三四十年间，“荣华雕落，奄忽变迁，触物兴情，惊离吊往，无不于诗焉发之。”（注：王献吉序《焚余草》，载《女中七才子》卷五，页30b。）写作对于妇女的超越意义，于此可见一斑。凤娴二弟王乃钦对乃姊文章推崇备至，于《焚余草》序中称：“所幸家学一线，得随名媛千秋。”（注：王乃钦序《焚余草》，载《女中七才子》卷五，页29a。）文章本为男子的功业，三不朽之一，光宗耀祖的门径。王凤娴子张伯元仅荐于乡、弟献吉乃钦均功名不显，父家与夫家俱以凤娴文名最盛，故有“家学一线随名媛千秋”一说。女才子代不争气的男人维系家学，无疑会对娴于内德的女子带来“妇道无文”的心理矛盾，但若从整体层面分析，则此种继承不但无损“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且有强化这种分工原则的效果。
1703164289
1703164290
对于文章千古事业，王凤娴其实早有涉猎。在生活上恪守妇道，并不排除在诗作上抒发对千古兴亡的雄性感慨。如其对李贽的推崇，见诸《读李卓吾焚书一绝》诗中，丝毫不见儿女态：“字字刀圭范世仪，言言木蘖是吾师，禅宗顿解毫端里，正是风旙一转时。”（注：《女中七才子》卷五，页12b。）重阅《东归纪事》，忽悟凤娴在旅程中所思所记，已超越闺阁相夫教子以中馈为事的范围而步入国是兴亡的领域。唯其如此，王凤娴对途中所遇的史迹最为念念不忘，屡有诗作咏之。至历史意义特别丰富的富春江一带尤其有不胜唏嘘之感：
1703164291
1703164292
其历龙游、兰溪、严州三处……去五十里至子陵滩……望怒涛而思子胥，不胜愤恨，短作投江吊之。（注：《东归纪事》卷五，页25a。）
1703164293
[
上一页 ]
[ :1.70316424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