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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浅滩不得过，觅舟盘换就野宿焉，其舟止可容膝，伸立则发系于蓬，伸卧则足限于板。梳洗甚难，止以巾束发，盘屈其中，其苦非言可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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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王氏娴于女德，不但毫无怨言，更视肉体之苦为道德磨练：“幸余素性，不为劳逸所移，惟发长笑耳。”长笑之余，王凤娴更借诗词于苦中取乐：“明日复如是。用唐人韵占一绝自遣：蚁舟飘泊盻乡间，山外云连云外山，命酒聊舒愁默默，呼蒲怕听水潺潺。适稚子戏吹芦笛，命长女联句二绝一笑。首作起句，三句余倡，二句末句女和。次作前二句余倡，三句女和。”（注：王凤娴（文如）：《东归纪事》，载周之标：《女中七才子兰咳二集》卷五，苏州：宝鸿堂，1650序，页23a—b。）母、女、子一家倡和取乐，足见在官宦人家文学钻研对子女教育的重要性，及母亲亦师亦友的中心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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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发达的江南，儒家女通诗书晓文理亦颇为寻常。王凤娴更进一步，不但工于诗文以之教育子女，后更有诗集行世。《松江府志》称其“工文墨，有诗名”，短短六字，细思下却颇耐人寻味。（注：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90页。）曹大家既明言“妇德不必才明绝异，妇言不必辩口利辞”，则工文墨岂为妇女之事。妇女的理想人格既是内向收敛，又何来以诗名世？在某一意义下，如王凤娴般著作等身的女诗人之出现、之受表扬，意味着旧有的道德理念与明末清初的社会现实有一段距离。王凤娴活在这段距离中间，对于“女诗人”身份本身蕴含的种种矛盾最为清楚不过。其弟王献吉记载凤娴晚年欲尽毁其诗稿，谓“妇道无文，我且付之祖龙”。献吉辩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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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然。诗三百篇大都出于妇人女子，关睢之求，卷耳之思，螽斯之祥，柏舟之变，删诗者采而辑之，列之国风，以为化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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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凤娴诗集以《焚余草》之名行世，焚而未尽，欲语还休，明示“妇道无文”、“妇言不出闺阁”等思想加诸才女身心的压力。后人唏嘘之余，亦该认识到与此同时，妇女的创作活动也受到一定认可。王献吉援引《诗经》谓经典亦有出自妇人之手，是当时常见的论调。《松江府志》对王之称许，代表地方修志文人对才媛的公开肯定。尤其不可忽视的是，纵然饱受压力，王凤娴从未间断写作。年轻时作为县令夫人盘屈浅舟，凤娴赋诗并与二女唱和、苦中取乐。后历经孀居、丧女等等不幸，三四十年间，“荣华雕落，奄忽变迁，触物兴情，惊离吊往，无不于诗焉发之。”（注：王献吉序《焚余草》，载《女中七才子》卷五，页30b。）写作对于妇女的超越意义，于此可见一斑。凤娴二弟王乃钦对乃姊文章推崇备至，于《焚余草》序中称：“所幸家学一线，得随名媛千秋。”（注：王乃钦序《焚余草》，载《女中七才子》卷五，页29a。）文章本为男子的功业，三不朽之一，光宗耀祖的门径。王凤娴子张伯元仅荐于乡、弟献吉乃钦均功名不显，父家与夫家俱以凤娴文名最盛，故有“家学一线随名媛千秋”一说。女才子代不争气的男人维系家学，无疑会对娴于内德的女子带来“妇道无文”的心理矛盾，但若从整体层面分析，则此种继承不但无损“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且有强化这种分工原则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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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章千古事业，王凤娴其实早有涉猎。在生活上恪守妇道，并不排除在诗作上抒发对千古兴亡的雄性感慨。如其对李贽的推崇，见诸《读李卓吾焚书一绝》诗中，丝毫不见儿女态：“字字刀圭范世仪，言言木蘖是吾师，禅宗顿解毫端里，正是风旙一转时。”（注：《女中七才子》卷五，页12b。）重阅《东归纪事》，忽悟凤娴在旅程中所思所记，已超越闺阁相夫教子以中馈为事的范围而步入国是兴亡的领域。唯其如此，王凤娴对途中所遇的史迹最为念念不忘，屡有诗作咏之。至历史意义特别丰富的富春江一带尤其有不胜唏嘘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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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历龙游、兰溪、严州三处……去五十里至子陵滩……望怒涛而思子胥，不胜愤恨，短作投江吊之。（注：《东归纪事》卷五，页2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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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娴对吴王夫差信谗的愤恨若何，因短作已投河，今不得考。观其《过严陵钓台闻有后裔读书堂中》一诗，则其对历史的投入感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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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台寂寂枕寒波，烟水依然客再过，千古山灵封世泽，汉家宫阙黍离多。（注：钟惺：《名媛诗归》（崇祯本）卷三一，页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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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句以诗《王风》中《黍离篇》喻对亡国触景生情之痛，与上文思伍员之愤恨，俨然是大丈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虽与女子内向型理想人格不合，却又无损其大家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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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路之苦与乐，盘屈浅舟的禁锢与“烟水依然客再过”的超逸，俱成为旅人生命历程中不可磨灭之部分。东归抵家后，王凤娴欣然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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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历州郡，或遇穷途艰苦，怀古兴亡，或遇日暖风和，波澄月皎，怡情玩眺，得失异同，俱不忍忘去。书此备后日展观，宛然胜游在目，且可当重来程记也。（注：《东归纪事》卷五，页2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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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徐霞客“肤里无间，渣滓不留，满前皆飞跃”的豪气相比，王凤娴的游记在遣词用字上虽较含蓄，然其“得失异同俱不忍忘去”的眷恋，执笔以志不忘的情怀，足证文章千古大业，对闺秀女子亦具无比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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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归仅一载，王凤娴再无奈上征途。夫张本嘉病卒，万历辛丑（1601）孟冬，王氏以未亡人身份扶柩归武林，赋诗言志，无复往年的闲适安乐。其后与之倡和甚欢的二女张引元、引庆俱逝，凤娴更寄情写作，其悼女诗尤其脍炙人口。如《悲感元庆二女遗物》十首，以空闺、剩粉、闲针、余线、废琴、抛玉等为题，道尽人去物在楼空的悲哀，为江南才媛传诵。吴江闺秀沈宜修（1590—1635），月内连亡二女，对凤娴之痛感同身受，于其编纂名媛诗集《伊人思》中转载凤娴及二女诗作，并冠以“绝类余家诸女情景”、“余因两女载入拟欲属和伤心未能也”等眉批，足征江南才媛借诗文神交，互为慰藉。《伊人思》于崇祯丙子（1636）初面世，时王凤娴已寡居三十余载，其诗文及二女遗作已“名世久矣”。（注：沈宜修选：《伊人思》，第12—13页。入叶绍袁纂辑：《午梦堂全集》，崇祯丙子（1636）序。《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1辑49种，上海杂志公司，1935排印本。）凤娴再无当年投诗江中吊伍员的豪情，亦乏远游壮举，然其身虽处闺内，其人实借文章而遨游及传世。后其弟王献吉辑其《焚余草》付梓，上文已述及，惜今已不存。清初康熙年间，献吉与社友百余人参订《女中七才子兰咳二集》，选载《焚余草》中部分诗作及《东归纪事》一文，王凤娴的文章不单在当世传诵更盛，且因而扬名后世成其千秋功业。当年从宦远游的县令夫人，可能始料不及吉光片羽所构筑的历史空间及超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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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五、赏心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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闺秀从父或从夫离乡赴任，其实是顺应了“三从”的道德要求，因此其身虽出闺房，其心仍属未越番池。明末清初从宦游的闺秀特多，依其诗作观之，较负盛名的有吴郡徐媛从夫范允临赴滇任兵部主事，寄寓滇南边城，钱塘林以宁随夫钱肇修先宰洛阳，后留居燕都，其生平及作品多为人知，于此不赘。（注：徐及林之略历见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第239—242，266—270页。徐媛游滇诗见《络纬吟》，万历癸丑（1613），内阁文库本。林以宁有《墨庄诗钞》及《凤萧楼集》传世，包括诗词、散曲、文钞。诗作多收《正始集》及《国朝闺阁诗钞》等大型总集。）不过，从宦机会可遇不可求，一日至数日的赏心游，却极为普遍，在在说明官宦士人妇女于持家之余出游取乐已成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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闺秀游山玩水，与女伴同游者多。如吴江沈宜修，虽与夫叶绍袁（1589—1648）唱酬甚欢，然叶早年为应试奔波，家居时日无多，宜修的社交圈子以妯娌儿女及诸女伴为主。万历三十三年（1605），绍袁年十七，宜修十六，因绍袁祖母病重，提早成亲，绍袁于《自撰年谱》追思燕尔新婚情景：“内人窈窕方茂，玉质始盛，令姿淑德，初来王湛之家，贤镜操琴，遂似秦嘉之妇，太宜人数载愁怀，斯焉开色矣。”突然笔锋一转：“是年仍读书司马公家，以宴尔暂归。”司马公即养父袁黄（了凡），与绍袁父同年成进士。袁祖籍虽曰浙江嘉善，地理上与吴江叶家带同处汾湖之滨，两家为世交。（注：叶绍袁：《自撰年谱》，第6页。收入《叶天寥四种》，《中国文学珍本丛书》1辑35种，上海杂志公司，1935—1936年排印本。叶甫生即病，吴中风俗恐子不育者寄于他姓，故2岁起寄养袁家，十岁归家时其父为其改名“绍袁”以志（第2—3页）。二家纵错复杂之关系，详见奥崎裕司《苏州府吴江县の乡绅吴氏の家系》，酒井忠夫先生古稀祝贺记念の会编：《历史における民众と文化》，东京：国书刊行会，1982年。）叶绍袁与袁黄子若思时正发愤读书，婚后旋即重返家庐。此实为二人婚后二十年间生活节奏的先声。据年谱粗略统计，叶绍袁苦读凡廿余载，终于天启五年，三十七岁时与袁若思同年登进士榜。二十年的婚姻生活中，绍袁先后五度馆于乡贤家，一去数月或经年；十二度赴昆山、江阴或南都应试，每次离家数周至数月不等；最后，京师殿试一役费时七个月。居家时日本无多，纵在家亦无心力照应家事族务。对沈宜修来说，所谓“男主外女主内”所指不光是一种道德规范，内外之别最实际的意义在于日常生活上的分工。妇女研究先驱沃尔夫（Margery Wolf），早于70年代即根据台湾的田野调查立论，强调妇女在中国家族制度中的角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循年序照应生命循环，自闺女、新妇、人母、主妇而至熬成婆，每段落俱有不同的生活节奏、应负责任，及权力分配。而新妇入门，除顺应以男性为本位的宗族要求外，亦暗自建构一以母性为中心的“阴性家庭”（uterine family），从中行使权力，叫儿媳唯命是听，女性虽称内人，并不俯仰父权鼻息求存。（注：Margery Wolf，Women and Family in Rural Taiwa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以此现代人类学视野审视沈宜修“女主内”的具体内容亦颇为恰当。新进叶家的宜修，婆婆冯氏孀居独子，寄望绍袁成名甚殷，不许其私自入新妇闺房过夜，亦不许宜修作诗分心，害其半夜独自饮泣。连至孝的绍袁，多年后回忆其母之严苛，亦毫不讳言“即通籍后，余夫妇夔夔斋栗，三十年一日也”。（注：叶绍袁：《亡室沈安人传》，第151页，附沈宜修：《鹂吹集》，收《午梦堂全集》上。）宜修之苦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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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五年，长女纨纨（字昭齐）生，时宜修二十一岁。二年后生次女小纨，越年生长子世佺，又二年生三女小鸾。宜修四十六岁病肺而逝，在叶家几三十载，儿女众多，有名可考的亦有八子四女，平均二年半不到即有生育。故宜修自“新妇”过度至“人母”阶段，“主内”的主要具体任务是教育儿女。宜修出身吴江望族，叔沈璟是与汤显祖齐名的“吴江派”戏剧始祖，兄弟六人俱负文名，与冯梦龙之辈往来，宜修更热中文学，以课儿女继承家学为己任。自二三岁起即教以《长恨歌》、《琵琶行》、《楚辞》、《诗经》，懂事之年后，男儿改至家塾，宜修只负督导之责，而女儿之教育除育于妗母家之小鸾外，仍亲力亲为，自诵诗至认字、造句、阅读，至做诗作文，至十二三岁，再令其学绣、教以琴棋书画。年长的三女纨纨、小纨及十岁后返母家的小鸾因年龄相近，与宜修朝夕相对吟咏，与母感情尤笃，宜修称为“小友”。数人或在宅第园林寻幽访胜，或驻亭台听族姑弹琴，或结伴春游，触景生情，怀念已出家的族姊周氏及其妹，宜修遂有《春游有感寄赠周姊》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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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陇新翻小绿柔，隔溪啼鸟弄芳洲，青山晚色花浮影，暮水微风月入流。共羡仙舟遥忆李，最怜顾曲元闻周，吴宫歌舞重回首，樽酒何年续胜游（原注：姊有妹适李）。（注：沈宜修：《鹂吹集》，第33页。《听族姑弹琴》一诗见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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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樽酒何年续胜游”未必尽是文学夸张之辞。明末闺秀每有诗文之会多以酒助兴，叶绍袁并非巾帼无法列席，对其妻的豪情逸脱却极欣赏，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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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不解脂粉，家无珠翠，亦不喜艳装。妇女宴会，清鬓淡服而已。然好谈笑，善诙谐，能饮酒。（注：《亡室沈安人传》，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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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表修饰上，宜修虽谨遵女德内在收敛的要求，在言谈及性格上却颇为外向，饮酒善谵，倍增其雅人风致。宜修与幼龄的三小女，有否偶尔在闺中低吟浅酌，不得而知，宜修与挚友张倩倩，却曾有放舟湖上，月夜对饮的豪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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倩倩与宜修有多重的表亲姻亲关系，亦戚亦友，其数十载交往，足征明末才媛借亲族关系开拓一女性本位的社交空间。倩倩本是宜修表妹，小四岁。宜修八岁丧母，其父迎倩倩之母，亦即宜修之姑来家照应，至宜修十六岁出嫁始归。故二人情同亲姊妹，“凡簸钱斗草，弄雪吹花，嬉游燕笑，无不同之。”后倩倩适宜修之弟沈自征（君庸），姊妹之情尤加妯娌之亲。倩倩所生四子女俱不育，其夫又长年在塞外谋生，宜修以生甫六个月的三女小鸾过继与其为伴，十岁始还母家，姊妹妯娌之情本是出于严父安排，二人无从过问，共育一女之谊，却是出于二人意欲为知己之情再锦上添花。明清闺秀的起居行止，在某一程度上无疑是受制于以父权夫权为本位的家族制度，然在这大前提之下，宜修倩倩之辈亦有相当自由与女伴同游，借诗词构筑一女性本位的文化与空间。此种如叶绍袁般男性无从过问的妇女空间，是“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的结果。人多侧重“妇言不出闺外”的负面而强调“男主外”令妇女被动与受制，若从当时女性的眼光看来，“女主内”未尝全无正面意义。步入中年的沈宜修从婆婆手上接管财权，每日忙于养儿教女，主持中馈，持家理财，在家内实有无上权力及繁重责任。偶有余闲，得与女儿寻梅听琴，或偕女伴春游对饮，种种风和日暖，得失异同，尽寄于诗词。此种生涯，在宜修目中，自有其规律及合理性，非外人一句“可怜”所能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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