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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杭州西湖秋瑾原墓之二（1925年建）。引自《秋瑾史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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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争取来支持这一事业的主要人物是蔡元培（1864—1940）。作为光复会的创始人以及同盟会的早期成员，蔡元培无可挑剔的政治背景使他可以将仪式活动引向民国历史的核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早年曾担任过爱国女校的校长，和秋瑾一样曾热衷于政治暗杀，甚至赞同女性在这类活动中发挥特殊的作用。如今，作为国民党的四大元老之一，并在新组建的南京政府中担任要职，蔡元培拥有举办纪念活动的真正权威，而在浙江这一省份尤其如此——因为他也是绍兴人。在此，地方身份认同这一主题再次浮现，到此为止，地方身份认同一直是秋瑾纪念活动中一股潜在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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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在秋瑾遇难处修建纪念建筑所需的资金，蔡元培发表了一个公告，在其结尾，列出了一些国家和地方要人作为发起人，几乎可以说是一份新政府的花名册。为了劝服地方百姓为这一富有意义的事业捐资，蔡元培还讨论了纪念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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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民国肇造，赖诸先烈牺牲之功为多，女侠更为女界之第一人，不有表彰，恶足以示来兹。……庶后之人凭流连，足以兴其爱国观念，民国人心，益以巩固。（注：王去病、陈德和主编：《秋瑾年表（细编）》，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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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如此急切地要在地面留下有形的标示，也许是受到了这样一种认识的驱策：十几年来的事实证明，军阀的军事力量比一个统一的共和国要强大得多。纪念秋瑾，尤其是在她流血牺牲的绍兴纪念秋瑾，有力地支撑起有关某种共同价值观的集体记忆，而这一价值观是与共和革命紧密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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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两年的努力，1930年年初，纪念亭和石碑的建造竣工（图4）。蔡元培又一次亲撰了《秋先烈纪念碑记》。在这篇碑记中，蔡元培回顾了从请愿到建造的曲折过程，其中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困难：（1）中央政府颁布的新决议禁止再立专祠；（2）资金的匮乏。最后，虽然没能修建祠堂，石碑和亭子终于获准修筑，令“邑人之心大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所需经费也是由“绍兴人民”捐献的。虽然蔡元培本人拥有双重身份，即一方面是政府的高层官员，另一方面也是地方名流，他还是将纪念的主动性归于了地方。由此可见，中央政府和地方集团利益的结合又一次保证了纪念活动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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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址选在府山山顶附近，俯视着当年囚禁秋瑾的监狱，以及作为她第一个埋葬地的那座山丘。亭子以秋瑾名句命名：“秋风秋雨愁煞人。”按照蔡元培的描述，游人前来“咏其诗想见其为人，流连凭吊，情不自已”，这与历代诗人游览各大历史名迹时的情形并无二致。这一纪念亭由此也将英雄情感与抒情诗意及历史真实性联系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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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石碑则树立在秋瑾遇难的轩亭口，这有着明显的大众教育意图。碑体为圆柱形结构，装饰有槽形王冠，四角雕有飞虎；碑的四周还围有栏杆，使之与旁边的交通隔开。这一构造让人联想起西方纪念碑的普遍形式，同时也调用了现代的、民族主义情绪。石碑正面刻有“秋瑾烈士纪念碑”七个大字，背面则铭刻着蔡元培撰、于右任书的碑文——于右任本身也是政府高官，尤其以其书法闻名。和亭子一样，这一石碑所在地也获得了历史真实性，正如蔡元培在碑记中所强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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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轩亭口人烟稠密，往来肩摩，睹纪念碑之矗立，尤足以感动群情，廉顽立懦。盖必有后人继起建设，而先烈之勇往牺牲，始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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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亭那还只是模糊暗示的“情不自已”，在石碑这被明确地说了出来。蔡元培的文章以这样的沉思结尾：“然则是碑与亭，固为革命缔造之光，实亦群众兴奋之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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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绍兴轩亭口纪念碑（轩亭口，为烈士就义处）。引自《秋瑾史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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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染浸着她的鲜血，关押和处死秋瑾的地方因此成为有力的团结民众、支撑脆弱的共和国的象征。在这一历史关头，秋瑾的持续效用是十分明显的：作为短暂的民国历史中一位形象生动的女英雄，她的悲剧性死亡使她激励着一代代前来参观的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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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前共和国历史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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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为中华民国牺牲的烈士，秋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中是一个奇怪的人物形象。与其他处于更加中心位置的女性偶像——比如刘胡兰，或共产党“大姐”，或是早期的“红灯照”农民起义者（注：同类研究中，可以参看塔尼·E.白露有关“大姐”（big sisters）、孟悦有关“白毛女”和柯文有关“红灯照”（第三部分）的论述。根据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题词，存在三个等级的英雄：在1946—1949年内战中牺牲的、在1911年革命后牺牲的，以及1911年前牺牲的。秋瑾属于最后一类，周恩来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解释，他的书法题词具体化了毛泽东的上述论述。）——相比，秋瑾是大不相同的：虽然是无可争议的女英雄，但她的观念是“传统的”，她的阶级关系也是特异的。这种差异，一方面将她划归到了共产党纪念活动的边缘，另一方面，却也使她在特殊的历史时刻变得独特而富有吸引力。爱国精神有时被定义得十分广泛，这一般是发生在政府认为有巩固其合法性之迫切需要的时候，例如1950年代早期和1980年代初。但即使政府不断变化的政治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着所有的纪念活动，我们此前注意到的其他主题——她那富有浓重象征意味的坟墓和纪念建筑所在地，纪念活动中地方和家族的驱动性利益——仍然扮演着活跃、甚至可以说地位惊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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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秋瑾重新塑造为一位定义模糊的革命典范这一过程，与周恩来有着莫大的关连。周恩来从1949年到1976年一直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而他也是一位绍兴人。他第一次提到秋瑾是在1939年春天，也就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时候。（注：曹天风：《中华终竟属炎黄：回忆周总理1939年故乡绍兴之行》，《敬爱的周总理在绍兴》，集体编辑：《绍兴市传》，绍兴，1979年，第23—30页。）作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代表，他奔波于长江三角洲地区，在民众集会中发表有关抗战的、鼓舞人心的讲话。行程中，周恩来在他的故乡绍兴停留了四天，并致祭秋瑾纪念碑。如上文所说，这一石碑恰好是在其姑父王子余的赞助下建起来的，这一点在蔡元培所作的碑记中有所提及。一天晚上在王家用餐时，周恩来为王子余年轻的女儿王去病题赠了一幅书法作品：“勿忘鉴湖女侠之遗风，生为我越东女儿争光。”到了1950年早期，王子余的儿子王贶甫（时任绍兴市副市长）在将秋瑾旧宅翻修为专门的历史名人故居一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时间继续推移，1980年代和90年代，王子余之女王去病则运用周恩来手迹的权威性支持进一步的纪念事宜，包括一系列历史文献的发表。可以说，王家的三个成员使自己成为了秋瑾记忆在绍兴的看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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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又一次看到，秋瑾的身后事业依赖于地方利益（绍兴王家）与中央政府切实的支持（他们的亲戚周恩来总理）这二者的汇合。也许是因为对政治和民族主义忠诚的压倒性需求，地方利益往往是要加以掩饰的，而且王家与总理之间的联络日渐减少，因此上文提到的书法礼物有时不会被描述为给表妹的一件礼物，而被说成给“女性大众”的一个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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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有意思的是周恩来对“越东”精神的召唤，这可以说是一种强烈的地方意识。远不只是秋瑾的那些光复会同志所抱有的那种褊狭的地方自豪感，也迥异于蔡元培对地方共和精神的支持，周恩来所召唤的，是越东人“民风强悍”、面对挫折不屈不挠的精神，以及与此相关的历史联想，诸如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这种人人皆知的故事。为了唤起大众对长期抗日的支持，周恩来将秋瑾归入了“越东女儿”的历史谱系，这一做法再次证明了他政治宣传员的声名决非虚得。而他本人为了维持统一战线而不辞辛劳的行为，也特别能促使人们关注这位著名的巾帼英雄，她是早在国共分离前就牺牲了——事实上，是在两党成立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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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有关秋瑾的纪念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周恩来的上述思路。然而，到了1950年代中期，切断与非共产主义历史之联系的反向运动已经开始，西湖旁的历史古墓被获准掘毁，其中便包括秋瑾兄长借用来赋予秋瑾1908年坟墓以意义的冯小青、苏小小和武松等人的坟墓。（注：《西湖志》记载了惊扰现有坟墓的三次主要的浪潮，分别发生在1955年、1964年和1966年，形式从不维修、迁移，直到挖掘。）作为一位非共产主义革命英雄，秋瑾模糊不清的身份可以从下面这一点充分显现出来：她的坟墓在西湖湖畔这一特佳地段和湖南面的荒山之间来回迁移了三次。1964年，也就是“四清”运动期间，秋瑾的坟墓被移到了南面的鸡笼山，但几个月后，她的坟墓又在西湖边重建；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又爆发了破坏坟墓的新一轮浪潮，秋瑾坟也是被破坏的众多坟墓之一。她的遗骸随后被放在陶瓮中，随意地与其他辛亥革命烈士放在一起，再一次埋在了鸡笼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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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和那些成千上万的、开始恢复名誉的生者和死者一样，秋瑾的遗骸也被从山中重新取出（注：有关1981年取回尸骸一事的记录，可以参看杭州市长办公室一位负责此事的公务员陈洁行的著述。陈洁行：《为秋瑾迁墓追记》，王去病、朱馥生主编：《秋瑾评集》，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00年，第268—270页。在众多这样无名的陶罐坟中，便有杰出的女革命者尹维峻（参看注释3）的坟墓。她并不在被认为有重葬价值的少数几人之列。杨国庆：《中华名冢览胜》，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一座新的坟墓又一次在西湖湖畔、离先前的坟址不远的地方修建了起来，而这一次的庄严盛大，可以说是此前几次埋葬不能相提并论的。一整块汉白玉塑成的秋瑾雕像矗立在一个矩形的水泥底座顶端，底座上花岗石砌面。孙中山“巾帼英雄”的原迹给这座1.7米高的底座的正面增添了光辉，而底座背面则装嵌着1908年那块由徐自华撰文、吴芝瑛书写的石碑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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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铁瑛在坟墓竣工仪式上发表的纪念讲话中，是这样评价辛亥革命的：“我们纪念辛亥革命，不仅是为了充分肯定它的伟大历史地位，更重要的是为了从革命先驱者们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中，吸取应有的历史经验，正确认识振兴中华的必由之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沿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道英勇前进。”（注：《浙江日报》1981年10月11日。）通过引用孙中山的原话“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铁瑛指出中国共产党作为孙中山革命遗产的合法继承人，取代国民党的统治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这与政府对中国近代史的叙述是完全一致的，在历史书写中，辛亥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之所以“旧”，是因为它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与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着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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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种主流意识形态，在1980年代初、即改革开放早期，“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性有所提高。作为一种历史的象征，它被“多重决定”（over-determined），从政治、经济到文化层面，拥有多样的、彼此存在潜在矛盾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