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165037
1703165038
1703165039
图7 1905年左右的照片。引自《秋瑾史迹》，第3页。
1703165040
1703165041
我们来重新审视篇首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是秋瑾？为什么在今天，是她可以从成千上万的可堪比较的候选人中脱颖而出，留在公众记忆之中？如果，如我在文中所讨论的，她的个人特质并不是造成这种持久魅力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事实证明，这些“特质”只是按照当时的政治和审美需要而被有选择地想象出来——那么，是什么赋予了她这种永久性？说到底，有两个因素比其他因素更多地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就超出秋瑾可控范围这一意义而言，二者都可以被证明是历史偶然性的产物；但不断的重复，以及强大的历史需要使得它们不断得到强化。这两个因素就是：她死亡的特殊形式和她不同寻常的、强有力的纪念者。
1703165042
1703165043
虽然秋瑾的死只是大量暴行与苦难造成的厚重堆积物中的一粟，但其死亡的特殊形式——被政府正式斩首——在1907年有着足够的特异性和象征性，以至于各种庞大人群通过参与其哀悼活动而被团结在一起。通过民国及其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连续不断的铸造，她圣洁的鲜血及遇害的历史真实性，为国家主义身份认同的情感化书写提供了道德律令（moral imperative），即使这一“国家”的政治定义发生了不止一次的重大变化。1981年的雕像与其说是对暴力性死亡的一种沉思，毋宁说是一种古装表演，这可以作为索引，来查找对不久前的过去的一次集体性回应：那一时期政府发起的政治迫害变得如此常见，“纪念变得太痛苦而又太平常，以至于无人审视”。（注：Diana Lary（李友华）and Stephen MacKinnon（麦金农），Scars of War：The Impact of Warfare on Modern China，p.7.）从某种意义上说，秋瑾最后的坟墓可以被视作所有那些没有得到修建的坟墓——那些没有被辨识出来的尸体，没有被记住的死亡，那从未找到最后的安息之地的、何止千百万的死者——的少数几个替代物之一。它之所以能被塑造得“富有吸引力”，要部分地归因于这一死亡属于已经遥远的记忆，它的实际苦痛早已被忘却，它带给少数个体的伤痛也已随着这些人的逝去而被永远埋葬。
1703165044
1703165045
通过追踪秋瑾漫长的纪念史，我们发现其遗产的接力棒依次从家族成员传递到了密友、地方精英和政府。很偶然地，除了她那些在中国近代史中地位相对轻微的亲属外，其他纪念者的身份地位越来越显赫，并掌控着相当大的文化和政治力量。这一点是秋瑾无法预见的，但近代国家历史书写的逻辑决定了这样一个有象征性的死亡会引起多方注意。即使是在最开始，她的记忆便被公认为是公众性的，通过各种纪念活动，这一记忆的创造意图便是维系一种有关共同体的特殊感受。这一共同体先是被定义为地方性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被定位为国家性的；不过，烈士不能离开地方支持，而从高处直接被设计出来。秋瑾之所以能长久地留在公共记忆中，一个关键性的原因就在于她与绍兴之间纯属历史偶然的联系：绍兴既是她的祖籍所在，也是她牺牲的地方。而它恰好又是蔡元培这样的民国大人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周恩来的故乡。在坚持在国家的框架结构中纪念秋瑾这一点上，蔡、周二人基本一致，然而他们自己深植的地方根源又解释了在维持秋瑾之公共记忆方面，地方利益集团长期以来的高度支持。
1703165046
1703165047
最后，秋瑾曲折的纪念史所反映出的，是国家构建过程中烈士鲜血的必不可少，尽管（而且正因为）中国近代史的书写充满了争议。随着她作为广义的爱国精神的象征而变得越来越抽象，她的一生也为越来越多的编辑所支配，直到最后，一个偶像破坏者被彻底模式化，反而成为了偶像。
1703165048
1703165049
1703165050
1703165051
1703165052
【原文出处】 《中国学术》，第8卷第1期，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再版有删节。
1703165053
1703165054
【延伸阅读】
1703165055
1703165056
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化的义和团》，杜继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1703165057
1703165058
丁抒：《从“史学革命”到“挖祖坟”》，《史学》，2002年。
1703165059
1703165060
杜赞奇：《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喜玛拉雅学术文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1703165061
1703165062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1703165063
1703165064
侯杰、陈晓曦：《事件·文本·解读——以民国时期“双烈女事件”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3期。
1703165065
1703165066
罗志田：《新旧之间：近代中国的多个世界及“失语”群体》，《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
1703165067
1703165068
1703165069
1703165070
1703165071
中国妇女史读本 [:1703162381]
1703165072
中国妇女史读本 关于近代中国“女国民”观念的历史考察
1703165073
1703165074
郑永福 吕美颐 著
1703165075
1703165076
中国的“女国民”观念提出于20世纪初，是在国民概念的基础上“国民之母”的延伸，反映了人们国家意识和人权与女权意识的觉醒。民国成立后，人们的“国民”意识进一步加强。五四时期，全民性的思想启蒙促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女子作为“国民”，也是具有个体尊严与独立人格的“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女国民与新女性的形象出现了整合趋势，“新女性”成为流行更为广泛的语汇。由于在民族斗争与政治斗争的旋涡中，中华民国始终未能成为民主与法制的现代国家，因此民众的国民意识与国民观念，尤其是女国民观念也未能得到充分发展。
1703165077
1703165078
郑永福，1944年生，北京人，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中国近代妇女史。妇女史方面的主要著作有与吕美颐合著的《中国妇女运动，1840—1919》、《近代中国妇女生活》、《中国妇女通史·民国卷》。
1703165079
1703165080
吕美颐，1944年生，江苏淮安人，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郑州大学社会性别研究中心主任。
1703165081
1703165082
在中国近代史上，显示女性社会身份的语汇很多，例如贤妻良母、女国民、新妇女、新女性、女同志、女战士等。女性这种多元化身份，反映了不同时期和不同范畴社会对女性角色、地位、身份的认定。贤妻良母、新妇女、新女性基本是社会生活领域对女性的界定，女国民、女同志、女战士则为政治领域使用的语汇和概念。其中“女国民”又是一个法律概念，在这些纷繁的称谓中，最能体现女性与国家的密切关系。在现代社会中，“国民”指的是具有某国国籍的人。而一般国家更常用“公民”表示本国人的法律地位，特指取得某国国籍，并根据该国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公民与国民都是有着特定涵义的近代词汇，二者既有区别之处，又有相通之处。但在近代中国二者往往通用，而且“公民”一词用得不多，“国民”一词则运用十分广泛。
1703165083
1703165084
1703165085
1703165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