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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二三十年代，女国民与新女性的角色经过整合，已成为集权利、义务、素质为一体的复合概念，人们在使用女国民和新女性时，对两者内涵的认识，虽不能划等号，但已日益趋于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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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十年代，在抗日战争和其后的国内战争中，新女性不仅以女国民的身份参加了民族自卫战争，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而且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争取自身的权利。以参政权为例，国统区轰轰烈烈的女子参政运动与根据地妇女的广泛参政相映成辉。1939年4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了《提高妇女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案》，提出了参议会应有25%的女参议员的要求。1947年国统区妇女在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的选举中，也获得10%—20%的保障名额。通过对自身义务和权利的实践，新女性的形象更加光彩夺目，女国民观念也进一步影响并渗透到了更广大的社会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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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进入民国后，人们的妇女观基本是一种多元化态势。除了女国民、新女性之外，在一定范围内还流行着“女同志”、“女战士”这些带有浓重政治色彩的概念。这是由于人们对于女性一些本质性问题的认识，从空间到时间都存在很大差异。这里除了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存在带来的差别外，主要在于思想认识不同而形成的群体性差异。不少情况下，人们对于妇女解放，对于女性由传统角色过渡到新女性和女国民并无异议，但对于新女性和女国民的角色要求则很不相同。一些人认为“中国妇女运动的根本问题，不是要求女子参政，也不是参加生产，更不是单纯的要求两性的社会地位平等，而是要求妇女们去从事中国社会解放运动”。（注：柴家禾：《中国女解放运动之问题》，《大公报》1934年3月4日。）这些“女同志”和“女战士”形成了一个为了革命理想与事业而勇于奋斗的女性人群，其中部分人成为职业革命者或参加了军队。她们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有崇高的理想和使命感，有高昂的革命热情，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演绎出了很多惊天动地的历史篇章。在她们身上，多数人完成了从新女性向革命者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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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中国近代，女性角色呈现了多元化发展趋势，新意义上的贤妻良母也好，女国民也好，新女性也好，女同志也好，这些带着勃勃生机和绚丽色彩的角色，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女性作为“人”的现代化的问题，是女性在从传统向现代转换过程中社会角色蜕变的生动写照。其中，从表意方面看最具现代化色彩的当属女国民。但是，由于中国近代始终处于民族斗争与政治斗争的旋涡之中，由于中华民国始终未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与法制的现代国家，因此，国民意识与国民观念，尤其是女国民观念，始终未获得充分发展的机会，也难以在全社会普及。反过来，又影响了女性作为“人”的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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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 《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第32卷第4期，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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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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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福、吕美颐：《中国妇女通史·民国卷》，杭州：杭州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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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缨：《历史书写与新女性形象的初立：从梁启超〈记江西康女士〉一文谈起》，《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9期，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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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慧琦：《去性化的“娜拉”：五四新女性形象的论述策略》，《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10期，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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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以钢、刘堃：《“女国民”的兴起：近代中国女性主体身份与文学实践》，《南开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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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少鹏：《民族国家观念的建构与女性个体国民身份确立之间的关系》，《妇女研究论丛》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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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身在衣外——晚清上海的时尚和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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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佩琳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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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玉廉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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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感谢中研院文哲所于2000年至2001年提供博士后职位，使我得以完成这篇文章的研究。我感谢文哲所及其他机构所有研究员的帮助和指导，尤其是刘苑如和巫仁恕。我同样也感谢Tani Barlow，Claudia Brown，Antonia Finnane，Aileen Lau，Valerie Steele和叶文心的支持、意见和鼓励。Antonio，John，Meimei和Regina Llamas Kieschnick让我在台北的生活非常愉快。我也要感谢Davide Cucino和Nicoletta Sileno在北京对我的协助。最后，我要感谢Tina Mai Chen让这个项目最终得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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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分析了晚清小说中有关上海的着装身体和时尚的表现。在创作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白话小说中，服装是社会、性别、国家和种族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关注身体、服装和认同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揭示妇女、女性身体以及女性性别、性征在晚清流行文化中是如何被描述和被强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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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佩琳（Paola Zamperini），中国文学、妇女与性别研究专业博士，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中国文学系副教授，曾在明清小说领域发表过一系列文章，目前的研究课题为中国文学中的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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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关注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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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圣经·创世纪》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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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通过身体的装饰和个人化的饰品作为标记来认识他人：被Balzac称为的“时尚的符号学”（la vestignomie）（注：据作者解释，la vestignomie是由Balzac发明的一种有趣的说法，意思是“时尚的符号学”（semiotics of fashion）。——译者）几乎已经成为“Gall和Lavater创作的一个艺术流派”。——Peter Brooks，Body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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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文化中，裸体——无论是自己还是他人——都被看做是一种色情而充满诱惑的行为。但是本文以为，最起码在学术研究的语境中（注：正如贺萧（Gail Hershatter）所言：“关于是谁打扮胡宝玉（一位经常出现在小说中的上海名妓，见下文）的问题比谁为她卸妆更重要。”（贺萧，私人谈话，2001年8月）），穿着衣服也可以像裸体一样有趣而具有挑逗性。因此，本文将集中讨论晚清文学作品中以上海为背景的有关着装身体（clothed bodies）与时尚的描述。（注：本文主要研究小说对服饰的描述以及它所表达的含义；因此本文不是关于晚清时尚史或者服装工业的研究。许多研究已探讨了这一主题，以及晚清民国时期男女服饰的历史变化。因研究著作汗牛充栋，恕我不能详举。在此只能列举少数成果：Antonia Finnane and Anne McLaren eds.，Dress，Sex，and Text in Chinese Culture，Clayton，Austria：Monash Asia Institute，1999；Henrietta Harrison，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China，1911-1929，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罗素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68—204页；罗素文：《清末上海都市女装的演变（1880—1910）》，中国妇女史研讨会发表论文，中研院，2001年8月23日至25日；Claire Roberts ed.，Evolution and Revolution：Chinese Dress，1700s-1900s，Sydney：Museum of Applied Arts and Sciences，1997；Valerie Settle and John Major eds.，China Chic：East Meets West，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9。）在下文的讨论中我将会阐释，在创作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白话小说中，服装不仅仅只是用来覆盖人物的身体，服装也构成了人物的社会、社会性别、国家和种族认同。关注这一身体、服装和认同之间的辩证关系（dialectic relationship），将有助于我们揭示一个非常有趣的作家群体的想象，而这群作家正处于中国文学和历史发展中最引人入胜的结合点上。（注：本文史料主要来自：陈森：《品花宝鉴》，1849年原版，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再版，韩子云：《海上花》，1894年原版，台北：皇冠杂志社，1983年再版，邗上蒙人：《风月梦》，1848年原版，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再版；李伯元：《海天鸿雪记》，1904年原版，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再版；李伯元：《文明小史》，1903年原版，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再版；陆士谔：《新上海》，1909年原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再版；陆士谔：《十尾龟》，1911年原版，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再版；绿意轩：《花柳深情传》，1895年原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再版；评花主人：《九尾狐》，1910年原版，台北：广雅出版社，1984年再版；孙家振：《海上繁华梦》，1903年原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再版；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象》，1910年原版，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再版；吴趼人：《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1898年原版，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再版；俞达：《青楼梦》，1878年原版，台北：白话中国古典小说大系，1980年再版；曾朴：《孽海花》，1905年原版，台北：文化图书公司，1990年再版；张春帆：《九尾龟》，1910年原版，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再版。但是，本文分析将涵盖整个晚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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