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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彩云无疑觉得穿欧装很有趣，她甚至觉得自己很可爱。（注：同上书，第346页。）傅彩云对自身美丽的欣赏揭示了人物的自恋心态（narcissism），而这种自恋恰恰将想象中的男性读者排拒在外。正是由于她的新服饰，将自己作为欲望客体的傅彩云似乎成为一种独立的欲望主体。但是将妇女装扮得更加迷人其实是一个陷阱。正如图1中妓女所摆的姿势，她的职责仍然是为了取悦男性观赏者。在最后，女性身体首先被嵌入小说叙述中，而对女性身体近乎残酷的解放仅仅是为了让它变得更性感而获得读者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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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试着将这些晚清小说人物和他们的装束看成身体的偷窃者（body snatchers），一个临时空间和临时身体的临时占有者。或者换个说法，称之为晚清身体的分裂症（bodies schizophrenic）。在这里，分裂性是指男性和女性身体所显示的多种认同和个性，且相互之间不可融合。在本文所提到的小说中，我们看到，在因吸食鸦片和常年苦读无用经典而变得虚弱不堪的中国自我与一个由大量身体锻炼和武力扩张所构成的西方男性楷模之间，男性身体是如何被撕裂的。而女性身体的处境也岌岌可危。《花柳深情传》清楚地揭示了晚清男性和女性身体都面临的进退两难的处境。（注：绿意轩所著《花柳深情传》是研究晚清男性和女性分裂身体的理想文本。此书于1895年和1908年出版。同时请参见Hannan，“Missionary Novels of Nineteenth-Century China，”p.413。）这篇小说是为傅兰雅（John Fryer）举办的小说竞赛所创作的，而这次比赛的主旨是为了揭露中国社会的丑陋面，尤其是为了谴责由鸦片和裹脚所带来的罪恶。小说显示，沉迷鸦片者最终只能在充满便臭和秽气的生活中满足他的鸦片瘾，同时他也在恶心、悲惨和可怜的境况中丧失了他的财产、男性气质以及他的骄傲。（注：绿意轩：《花柳深情传》，第19页。）只有通过接受西方教育，他才能被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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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同样的目的，小说也展示了放脚妇女所拥有的生理上的优势。因为拥有了强壮的双足，妇女才得以从强奸犯的侵犯中逃脱，免受缠足妇女所遭受的摧残——这一定是晚清小说中最令人厌恶的一幕——因其残废的双足，缠足妇女不能从太平军的魔爪中逃脱。（注：同上书，第31、45页。）在小说结尾，作者向读者证明，因为天足，妇女更容易怀孕，女性可以增加家庭收入，掌管夫家财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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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身着旗袍的民国妇女。图片为作者私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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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阅读本身是极具诱惑性的（seductive），它同时也得到民国早期图像的辅助支持，如图4所展示的“摩登并且文明”的妇女。尽管她极可能仍然是一名妓女，但是她的形象已经和二十年前大相径庭。二十年前，一名妓女坐在镜子边接受拍照。在这副早期照片中，这名妇女被表现为传统的欲望对象，她的目光并没有直视男性观赏者，而这正引发了观赏者的侵入的欲望（invite him into a penetration），因此这名妓女的姿势不是威胁而是屈服。上文引用中的傅彩云，即便穿着新式衣服也摆出同样的姿势。与此相反，这张照片中的妇女则毫无惧色地面对观众，她笔直地站立于天足之上，一边彰显着她的长辫子。在其清晰的女性气质之下，她并不害怕观赏者的凝视。但是我们也需要认识到，晚清女性身体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进行时中。正因于此，在《花柳深情传》中，尽管作者以负面的笔调来描述缠足，他却依然津津乐道于描写缠足的各种类型、样式和外观，似乎他就要成为恋物癖式的人物了。事实上，作者在此处使用的语调依然是父权制的。作者之所以称赞这些天足女性所取得的成就，是因为她们可以帮助维持父权制家庭，使其在晚清乱世中得以生存。作者似乎想说，让妇女放足是为了拥有更多高效率的女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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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抱怨这些男性作家创作出此类自相矛盾和性格分裂的人物，并且将这种混合的信息传递给他们的读者（多数为男性）。因为不论是在小说或现实生活中，晚清中国人都在混乱而充满困惑的西方现代化的疾风暴雨中独自前行。为了解决因在上海产生的有关中国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困惑，人们必须先掌握身体认知和精神认知之间的复杂平衡，而中国古代先人对此并不了解。因此，中国的男男女女不得不重新训练他们的身体，并且学习如何在持续变化的都市图景中矫正自己。他们拥有了新的身体，一个被西方传来的危险而全新的知识所塑造的身体，因此他们必须小心地实践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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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我们看到这些从一开始就虚弱不堪的男性和女性身体——男性是因为鸦片，而女性是因为流传了几个世纪的缠足——并没有领会西方文明的核心观点，反而变得分裂、难以理解并且荒谬可笑时，也就毫不吃惊了。晚清身体发现了消费，却不知如何避免被消费所消费（注：此处作者原文为：The late Qing body discovers consumption without discovering how not to be consumed by it.此处的避免被消费（consumption）所消费（be consumed by it）应该是指避免被消费所控制。——译者）（当然有人可能会说后者正体现了消费的魅力所在）。关于着装及社会行为，晚清人士渴望将他们的身体从有关身体行为的传统训练中解放出来（注：此处作者指在中国近代社会之前，人们对身体的训练，比如缠足等。——译者），但是身体仍然被流传了几个世纪的身体法则（bodily discipline）所制约。也就是说，这些身体依然背负着沉重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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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小说中虚构的身体总是模糊不清、形式各样并且变化多端的，否则小说也就毫无趣味了。但是归根结底，晚清身体究竟处于何种时态（tense）呢？人们所面对的现实引发了个体认同的激烈斗争：他们难以忘记过去，但是过去却越来越让人觉得羞耻；基于正在发生的一切，晚清作家清楚地表示，中国人如果不“变得文明”，那么他们可能将失去未来。因此，我们可以说这里的身体时态是一种“现在完成时”（present perfect）。正因为人们所穿的新衣服以及他们所模仿和创造的新活动及新空间，从表面上看，中国人的身体既属于历史又属于将来。晚清身体并没有忘记他们过去的荣耀，它的左右摇摆的步伐和它身着锦袍的骄傲。同时，它也因其滑稽模仿和短发而感到羞耻。街头妇女的紧身衣物固然令人着迷，但几个世纪来对于小脚和碎步的迷恋仍使人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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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得文明当然不是一个简单而愉悦的过程。它必须面对来自文化、身体和情感上的陌生感，而这正是这一时期作家所着力描写的。他们和读者身处于这样一个复杂的现实环境中，其中包括了西方技术、全球贸易、异国展现、毒品、性，以及持续变化的道德、社会性别和社会边界。那么人们将如何解决这一进退两难的处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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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死亡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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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夫人：我们确实可以说：实际上，这是一个死亡的世纪。——Giacomo Leopardi，Operette Morali（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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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24年2月15日至18日，利欧帕迪（Giacomo Leopardi）幻想着死亡夫人和时尚夫人之间有关如何迅速将整个世界置于死地的对话。时尚夫人说道，她和她的姐妹必须互相合作以更有效地达到她们的目标。在利欧帕迪的寓言中，死亡和时尚被置于永恒的运动当中，所以她们两个人的对话总是一问一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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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我是时尚，你的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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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我的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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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对！难道你不记得我们都是从凋零中诞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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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有什么是我，这个记忆的敌人，需要记住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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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噢，但是我完全记得，并且知道我们的目的都是为了销毁并且持续改变世界上现有事物的运作方式，虽然我们采用的方法不一样。（注：Giacomo Leopardi，Operette Morali，Milan：Garzanti，1982，p.44.此处原文为意大利文，由原文作者译成英文，译者再将英文译成中文。——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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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欧帕迪的想象中，永不停息的时尚和死亡都想要毁灭世界。同样地，在晚清小说中我们也已经看到，建立在着装和时尚之上的身份的确不断走向死亡。如前文所示，即使像胡宝玉那样引领时尚的人物，最终也不得不退休。而其他人在时尚领域中则活得更为悲惨。颜如玉，曾经是上海最美丽迷人的妓女，最后却精神失常，在大街上裸奔，被许多小孩在背后嘲笑。她已经完全疯了，她的身体已经被梅毒所毁，在曾经见证她辉煌的大街上她完成了最后的游行。（注：有关上海晚清小说中关于死亡和梅毒的研究，请参见Paola Zaperini，The Secret des Fleurs：Love，Death，and Syphilis，Leiden：Brill，待刊。）同样地，另一位风云一时的上海美人楚云，最终沦落为乞丐，衣不蔽体，在大街上被活活冻死。（注：孙家振：《海上繁华梦》，第1136、1138页。）她那死去的身体曾经穿着外国丝绸，而如今展示在公众面前的仅仅是破旧的衣服，这正揭示了她曾经热情拥抱的时尚是如此地昙花一现。因此，置身于西方现代化中的中国女性，丝毫没有因为她们的新靴子和新披风而免受疾病、贫穷和死亡的侵害。在事实上，时尚和死亡依然交替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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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人物则经历了更加充满争议的身份死亡的过程。如前文所述，男性祖先中的父亲形象在上海已消失殆尽。当时的男性在无法获得祖先庇护的同时也尚未拥有自己的立场。（注：参见Francis L.K.Hsu，Under the Ancestors’Shadow：Kinship，Personality，and Social Mobility in Village China，New York：Anchor，1967；The Otherness of Self：A Genealogy of the Self in Contemporary China，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2。）极少数并未在上海失去财产及生命的小说人物是如同敏士一样的“儒教超级英雄”（Confucian superheroes）。他们能够接受外国现代化的装扮——如敏士成为了一名博士——同时他也保持着中国的价值观，比如家庭、勤奋学习以及忠诚。但是像他这样的人物毕竟是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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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身体既属于又不属于那个时代，它是支离破碎的，并且永远丧失了与过去的联系。如果我们讨论现代化与时尚及身体之间的关系，那么晚清小说是“现代”的，因为它描写了大多数人在上海所经历的混乱而痛苦的异化过程，而这一情况在许多文化中都是与现代化相联系的。我们可以用更为积极的视角来看待这些小说中的表现，即当转变或死亡是促使中国成为一个国家的唯一出路时，这些仅仅是一个新的中国人所经历的“成长的烦恼”。旧有的身体必须死去以产生新的身体。在小说中，这一变化的诞生地是上海，在这一氛围中，男性自我为了满足他对愉悦的追求而不懈斗争，而这种愉悦会帮助他在保持男性气质的同时成为一个自我主体（subject）。由妓女、女学生和迷恋时尚的家庭主妇所组成的色情成分是男性追求的一部分，但与此同时，男性也受到这些女性的挑战。得益于她们新获得的但变动不定的能动力（unstable and precarious agency），这些妇女不仅满足了男性的追求，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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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使是这样的理解也是有问题的，因为这种阅读将小说中原本错综复杂的各种表现简单化为一个目的论的命题，即西方现代化是中国的必然命运（teleological Western modernity）。也许我们该把晚清作家的表现视为一种新认同的雏形。就个人主体建构（subject fabrication）而言，这一认同是不断变化的，与此同时，由于主体位置（a subject position）拥有权力并控制着个人认同，晚清作家对于主体位置那种“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欲望也影响着这一认同。（注：关于流行出版社和上海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参见李欧梵，“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Modernity in Urban Shanghai：Some Preliminary Explorations，”pp.31-61；有关中国现代化的有趣讨论，参见叶文心，“Introduction：Interpreting Chinese Modernity，1900-1950，”p.1-28，以及叶文心编辑Becoming Chinese：Passages to Modernity and Beyon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也就是说，这些作家应被置于中国知识分子悠久传统的末端。这些知识分子分别处于各式各样的历史结合点上，至少从唐代往后，他们必须不断重新定义关于自我和归属感的问题，以对抗他们所处时代所发生的变化。（注：比如，白居易曾经在其诗中批评接受西域时尚的妇女：白居易，《时世妆》，载《电子版白居易诗全集》，卷四，www.bigchalk.com/cgibin/WebObjects/WOPortal.woa/wa/HWCDA/file？field=171853&flt=High_School&pathTitles=/Poetry_of_Tang_Dynasty/Bai_Ju_Yi（772_-_846_A_D_）/All_Works_by_Bai.同时也参见Suzanne E.Cahill，“‘Our Women Are Acting Like Foreigners’Wives！’：Western Influences on Tang Dynasty Women’s Fashion，”in Steele and Major，China Chic，p.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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