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165325
1703165326
男性人物则经历了更加充满争议的身份死亡的过程。如前文所述，男性祖先中的父亲形象在上海已消失殆尽。当时的男性在无法获得祖先庇护的同时也尚未拥有自己的立场。（注：参见Francis L.K.Hsu，Under the Ancestors’Shadow：Kinship，Personality，and Social Mobility in Village China，New York：Anchor，1967；The Otherness of Self：A Genealogy of the Self in Contemporary China，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2。）极少数并未在上海失去财产及生命的小说人物是如同敏士一样的“儒教超级英雄”（Confucian superheroes）。他们能够接受外国现代化的装扮——如敏士成为了一名博士——同时他也保持着中国的价值观，比如家庭、勤奋学习以及忠诚。但是像他这样的人物毕竟是少数。
1703165327
1703165328
晚清身体既属于又不属于那个时代，它是支离破碎的，并且永远丧失了与过去的联系。如果我们讨论现代化与时尚及身体之间的关系，那么晚清小说是“现代”的，因为它描写了大多数人在上海所经历的混乱而痛苦的异化过程，而这一情况在许多文化中都是与现代化相联系的。我们可以用更为积极的视角来看待这些小说中的表现，即当转变或死亡是促使中国成为一个国家的唯一出路时，这些仅仅是一个新的中国人所经历的“成长的烦恼”。旧有的身体必须死去以产生新的身体。在小说中，这一变化的诞生地是上海，在这一氛围中，男性自我为了满足他对愉悦的追求而不懈斗争，而这种愉悦会帮助他在保持男性气质的同时成为一个自我主体（subject）。由妓女、女学生和迷恋时尚的家庭主妇所组成的色情成分是男性追求的一部分，但与此同时，男性也受到这些女性的挑战。得益于她们新获得的但变动不定的能动力（unstable and precarious agency），这些妇女不仅满足了男性的追求，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男性。
1703165329
1703165330
但即使是这样的理解也是有问题的，因为这种阅读将小说中原本错综复杂的各种表现简单化为一个目的论的命题，即西方现代化是中国的必然命运（teleological Western modernity）。也许我们该把晚清作家的表现视为一种新认同的雏形。就个人主体建构（subject fabrication）而言，这一认同是不断变化的，与此同时，由于主体位置（a subject position）拥有权力并控制着个人认同，晚清作家对于主体位置那种“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欲望也影响着这一认同。（注：关于流行出版社和上海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参见李欧梵，“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Modernity in Urban Shanghai：Some Preliminary Explorations，”pp.31-61；有关中国现代化的有趣讨论，参见叶文心，“Introduction：Interpreting Chinese Modernity，1900-1950，”p.1-28，以及叶文心编辑Becoming Chinese：Passages to Modernity and Beyon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也就是说，这些作家应被置于中国知识分子悠久传统的末端。这些知识分子分别处于各式各样的历史结合点上，至少从唐代往后，他们必须不断重新定义关于自我和归属感的问题，以对抗他们所处时代所发生的变化。（注：比如，白居易曾经在其诗中批评接受西域时尚的妇女：白居易，《时世妆》，载《电子版白居易诗全集》，卷四，www.bigchalk.com/cgibin/WebObjects/WOPortal.woa/wa/HWCDA/file？field=171853&flt=High_School&pathTitles=/Poetry_of_Tang_Dynasty/Bai_Ju_Yi（772_-_846_A_D_）/All_Works_by_Bai.同时也参见Suzanne E.Cahill，“‘Our Women Are Acting Like Foreigners’Wives！’：Western Influences on Tang Dynasty Women’s Fashion，”in Steele and Major，China Chic，p.103。）
1703165331
1703165332
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指出，将这一新兴自我（new self）与之前所有身份区别开来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它的多样性。在这里，我们并没有仅仅考察一个或两个因“上海诱发的文明而带来的极具破坏性的混乱”（Shanghai-induced wenming traumatic disorder）而备受折磨的人物。所有的来自各个社会阶级的男性和女性角色，都不同程度地遭受着这一“病毒”的折磨，同时他们也因其自恋心态的驱使而不计后果地追求愉悦。与儒家关于消除自我及其愉悦的概念截然相反，个体试图通过上海昂贵的生活方式来满足所谓永恒享受（jouissance）的欲望。他们花费了他或她所有的精力，只为了在这个全新而又混乱的社会里获得立足之地。在这一氛围中，个人主体性（subjects）一下子消失了，因为人们远离家乡和家庭（在上海，每个人都是陌生人），同时每个人又变得前所未有的可见（visible），因为是他人的目光证实了每个人作为个体的存在。因此这种新的认同，不论我们叫它文明或者现代，瞬时成为一种追寻和存在的状态（a request and a state of being），它是稳定的，又是多变的。并且，它持续地在内部和外部、自我和他人、过去和现在、个体和社会之间来回游离变动，也就是处于一种持续的流动状态。上海对于自我和愉悦的追求勾勒出欲望的地貌，主体的位置随之而沉浮，历史也由它来主宰——所有这些都反映在晚清小说中对人物身体和服装的描绘上。
1703165333
1703165334
【原文出处】 “On Their Dress They Wore a Body：Fashion and Identity in Late Qing Shanghai”，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Volume 11，Number 2，Fall 2003，pp.301-330.
1703165335
1703165336
【延伸阅读】
1703165337
1703165338
Antonia Finnane，Changing Clothes in China.Fashion，History，Na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c2008.
1703165339
1703165340
Christina Tsui，China Fashion.Conversations with Designers，Oxford，New York：Berg，2009.
1703165341
1703165342
Juanjuan Wu，Chinese Fashion.From Mao to Now，Oxford，New York：Berg，2009.
1703165343
1703165344
Paola Zamperini，Lost Bodies.Prostitution and Masculinity in Chinese Fiction，Leiden：Brill，2010.
1703165345
1703165346
1703165347
1703165348
1703165350
中国妇女史读本 “追求独立”或“崇尚摩登”？——近代上海女店职员的出现及其形象塑造
1703165351
1703165352
连玲玲 著
1703165353
1703165354
本文讨论近代上海女店职员的出现及其形象建构过程，以探索近代中国妇女追求职业的社会文化意义。帝制晚期中国意识形态并不鼓励妇女出外工作，因此职业妇女的出现被认为有违于传统的性别规范。尽管有些知识分子认为妇女职业是其追求经济独立的因素，却另有一些人认为妇女职业不过是为满足其奢侈消费的自私欲望。而各种职业妇女中，又以经常与男同事或男顾客接触的女店职员，最容易被贴上“花瓶”、“摩登女子”的标签。因此，关于女店职员的辩论，一方面反映了在日渐竞争的劳动市场中的男性焦虑感，另一方面也凸显了重新定义性别角色的需要。本文并指出，女店职员比其他职业妇女更容易被污名化，其中一项重要的原因是论者经常以性别、而非技术来评价她们的工作。这也解释了何以女店职员捍卫其工作权时，经常采取“去性别化”的论述策略。
1703165355
1703165356
作者于2001年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取得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加州大学河滨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Riverside）；现任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除了妇女史之外，近年来亦从事近代上海百货公司与城市文化的相关课题。
1703165357
1703165358
1703165359
1703165360
1703165362
中国妇女史读本 一、前言
1703165363
1703165364
1902年，梁启超就中国经济落后问题，提出“生利分利”的说法，认为国力的兴衰，取决于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多寡，“生之者众而食之者寡”，可至国富民强；反之，则难逃贫弱的命运。为了进一步引申他的论点，梁启超举出十三类“不劳力而分利者”，其中包括“妇女之一大半”。他以西方妇女为对照，认为西方国家富强的原因之一在于“泰西成年未婚之女子率皆有所执业以自养”，属生利者；而中国妇女“不读书，不识字，不知会计之方，不识教子之法。莲步夭娆，不能操作”，是分利者也。（注：梁启超：《新民说》，台北：中华书局，1959年，第87页。）一国之半数人口为“分利者”，无怪乎中国沦落贫弱之境。
1703165365
1703165366
梁启超的“妇女分利”论述，不但简化了人口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也抹煞传统中国妇女的经济角色（注：李伯重：《从“夫妇并作”到“男耕女织”》，《中国经济史研究》，第11卷3期（1996年9月），第99—107页；Kenneth 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91-106；Kenneth Pomeranz，“Women’s Work and the Economics of Respectability，”Bryna Goodman and Wendy Larson eds.，Gender in Motion：Divisions of Labor and Cultur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Lanham：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5，pp.239-263。）；不过，他的观点对后来鼓吹妇女职业产生重大影响，例如民初商务印书馆所出版的《妇女杂志》创刊号中，有一篇题为《女子职业造福社会论》的论文，即利用梁启超的生利分利观念，鼓励女学生习得一技之长以谋自立。（注：吴峥嵘：《女子职业造福社会论》，《妇女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1月），第9—10页。）五四时期，倡议家庭革命的知识分子更把经济独立视为妇女解放的一大关键。《妇女杂志》的作者陈德征便认为经济独立是妇女运动的第一步，“要取得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当先从男性手里取得女性自立的人格；要取得女性的自主权，当先脱离了对男子的依赖；要脱离对于男子的依赖，当自己先谋经济的独立”。（注：陈德征：《妇女运动的第一步——经济独立运动》，《妇女运动》，第9卷第1号（1923年1月），第15页。）至此，维持独立人格便成为鼓吹妇女职业的基本前提。
1703165367
1703165368
然而正当知识分子大张旗鼓地提倡妇女经济独立，一股反对妇女就业的浪潮也随之而来。论者对妇女从事工作的动机深感怀疑，认为她们不过将“独立自主”的女权口号当作时髦玩意，也有人认为妇女投身职场，为的是满足自己的消费欲望，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妇女接近权贵人家以求“麻雀变凤凰”的捷径。另有论者则把职业妇女描绘成资本主义经济的受害者，不是堕入纸醉金迷的陷阱，便在危机四伏的环境里失节。因此，民国时期舆论界对妇女角色的看法极为分歧，职业妇女形象亦在各种声音中，显得混杂而模糊。
1703165369
1703165370
本文欲以女店职员为焦点，讨论民国时期职业妇女的工作情形及其形象建构过程，以探索近代中国妇女追求职业的社会文化意义。本文所称的“女店职员”，是女店员与女职员的合称。从职业内容与性质来说，女店员主要从事售货工作，至于女职员则担任接线、文书等内勤行政，看起来似乎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职业。不过女店员与女职员不完全代表“行业”的区隔，例如在百货公司内不但有销售商品的女店员，也有负责接线、文书的女职员，她们虽然同样任职于百货公司，却不见得属于同一类型的职业。此外，从事银行、邮汇业的女性，虽然一般被称为“女职员”，但她们与女店员一样，也担任销售工作，只不过所销售的内容不同：女店员销售的是商品，而银行邮汇业的女职员销售的是金融服务及邮票。因此，女店员与女职员的区别，并不如一般所想象的明显。从社经地位来看，女店员与女职员也有相似之处：她们多半来自城市（或邻近城市的乡镇）的中产阶级家庭，受过中等程度的教育，职业待遇也差不多。更重要的是，当时许多讨论职业妇女的报纸文人，不但经常称呼商店的女售货员为“女职员”，也把办公室内的女职员与商店的女店员，视为同一职业类型。例如1930年代出版的《妇女生活》曾举行妇女座谈会若干次，披露其生活实况。这些座谈会多半依照职业类别组成，有小学教师、实业界、产业军、女佣、女学生等。在“实业界女战士”座谈会上，应邀参加者包括糖果公司女店员、车行女职员、会计员、百货公司女店员、银行女职员、奶粉公司推销员等。（注：茜：《活跃在实业界上的女战士——座谈会记录》，《妇女生活》，第1卷第2期（1935年8月），第125—133页。）至于“女性产业军”座谈会的参加者则为袜工、纺织工、制药厂女工、香烟厂女工。（注：茜：《女性产业军的生活片片——女工座谈会记录》，《妇女生活》，第1卷第5期（1935年11月），第105—114页。）从这个分类可以看出，《妇女生活》的编辑已清楚地认识到女店职员与女工的差异——前者为从事文书及事务性工作的雇员，后者则为从事劳力生产的劳工。除了企业界的职业女性外，行政机关内的女办事员也在本文所称的“女店职员”之列，不但因为她们与企业女职员在背景及工作性质上有类似之处，更因为她们被“问题化”的方式相当一致。不论是女店员或女职员，最常被质疑的是她们的职业能力，甚至被称为中看不中用的“花瓶”。因此从论述的角度看，“女店职员”可以看作同一类别。
1703165371
1703165372
近代中国的妇女职业虽仍是待开发的研究领域，但既有的学术成果已明显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取向，一是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讨论职业妇女的出现对生产及劳动市场的影响，并且描述妇女在职场上所遇见的种种限制。例如，韩起澜（Emily Honig）的《上海纱厂女工》，详述女工的家庭及社会阶级背景、工作环境与待遇、友谊与休闲生活及劳资冲突等问题。（注：Emily Honig，Sisters and Strangers：Women in Shanghai Cotton Mills，1919-1949，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游鉴明所发表关于日据时期台湾女教师、女医师、护士、产婆、女工等一系列文章，则追溯妇女在各个行业中的发展与矛盾，包括其养成过程、就业情况、职业与家庭的冲突等。（注：游鉴明：《日据时期台湾的职业妇女》，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1995年。）另一种研究取向则把重点放在职业妇女形象的塑造，观察舆论如何讨论、建构职业妇女的形象。这类的研究则以贺萧（Gail Hershatter）的《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为代表，由于研究的对象是娼妓，她们很少为自己的生活点滴留下文字记录，吾人对娼妓的知识多半是旁观者（改革者、国家等）之叙述，因此贺萧主要讨论的是上海娼妓论述的建构过程。（注：Gail Hershatter，Dangerous Pleasures：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
1703165373
1703165374
这两种研究取径看似不同，其实它们对研究职业妇女，起了相辅相成的作用——在掌握职业妇女兴起的社会经济条件及生活面向之后，较能了解何以她们的形象以特定的方式呈现出来。因此本文从女店职员的生活样貌着手，探讨妇女如何进入这些原本由男性主导的新式企业劳动市场？整体社会经济状况为女店职员的发展提供哪些机会？设定哪些限制？职业妇女的工作条件、薪资待遇、升迁机会、婚姻状态与家庭关系又各如何？简言之，本文希望透过对女店职员的研究，认识这群突破家庭樊篱、进入职场的女性。女店职员的出现，一方面代表职场内性别限制的松动，另一方面也显示社会经济的变化，因而对女性劳动力产生新的需求。
[
上一页 ]
[ :1.70316532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