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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5380 这三方面的讨论不仅让我们对女店职员群体有清晰的轮廓，它们也对“妇女与职业”这个女权运动的重点论述有所启发，毕竟，女店员所遇到的许多问题是职业妇女所要面对的共同议题。当女权运动以职业权为核心价值之一时，女店职员的历史可以使我们更深入理解争取职业权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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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5385 中国妇女史读本 [:1703162391]

1703165386 中国妇女史读本 二、走上柜台：女店职员的出现与职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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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5388 （一）从实业救国到人格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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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5390 明清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女子从事商业活动日趋频繁，不但有挨家挨户兜售首饰丝线的卖婆，也有常驻店铺贩卖香粉的女售货员。（注：衣若兰：《三姑六婆——明代妇女与社会的探索》，台北：稻乡出版社，2002年，第65—70页；刘正刚、侯俊云：《明清女性职业的商业化倾向》，《社会科学辑刊》，第3期（2005年），第122—126页。）不过这些商业女子与民初以来出现的女店职员，在出身背景、教育程度等方面，仍明显不同。尤其重要的是，民国时期知识分子鼓吹女同胞们投入商业，主要基于实业救国的理想。例如，中华国货维持会女会员俞植权女士，为提倡国货，并培养女子谋生能力，于1912年在上海开办女子兴业公司。（注：《女界之商业》，《神州女报》，第2年第2期（1913），转引自：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第661页。）同时又有广东妇女陈鸿璧等人，集资创设爱华公司，设于上海，亦以推销国货为宗旨。（注：谈社英：《中国妇女运动通史》，南京：妇女共鸣社，1936年，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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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5392 当时野心最大的女子实业计划是倡办“中华女子国民银行”。1913年袁世凯政府与六国银行团交涉借款，由于列强条件苛刻，或限定使用范围，或干预中国内政。该事件刺激昆山女子张凤如，欲以女界能力，“夺六国银行团之席而代之”，即吸收全国妇女手边的金银珠宝，作为女子国民银行之资本，“外足以偿清外债，内足以资建设庶政，且收入之金，即以之制国币而实行金本位，则国基于以巩固……并扩张女界工艺之范围，则国势日以张举”。（注：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第663页。）不久张凤如发表“筹备中华女子国民银行事务所缘起及简章”，计划由发起人100位，每人认缴洋100圆为筹备经费，进行集资。一方面通电各高级官员的夫人眷属首先入股，以资提倡；另一方面组织演说团，赴全国各地劝募附股。又设立银行职员养成所，招揽中学程度之女学生，予以适当训练，以为将来银行职员所需。（注：谈社英：《中国妇女运动通史》，第80—81页。）从该女子银行的宗旨及预备工作可以看出，张凤如不仅对袁世凯政府感到失望，对男人治国也失去信心，因而号召妇女靠自己的力量，拯救岌岌可危的国家财政。同时，张凤如更期望透过女子银行的设立，扩大女子的生活圈，并训练女子参与公共事务所需的能力。根据张凤如的计划，上述的演说团主要由女子组成，团员们不但需要说服个人附股的技巧，也必须具备公共演说的胆量与才能，还要能忍受长途旅行的困顿。而为银行训练及雇用女职员，更是预备妇女以争取经济独立。因此张凤如的女子银行计划，不但是女子爱国的表现，也是塑造妇女新角色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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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5394 可惜的是，张凤如的理想并未实现，“中华女子国民银行”只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事实上民初大张旗鼓的各种女子公司，多数是昙花一现，不能坚持实业救国的理想。根据张馥真的回忆，1912年成立的女子植权公司，最初目的在推销国货，但“因洋货充斥，国货滞销，为维持营业起见，不得不兼销洋货。又因在租界内房租捐税浩大，每月开支300元，捐税占十分之六，勉强支持一、二年之久，终于不免歇业”。（注：张馥真：《辛亥前后江浙妇女界的革命活动片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第71页。张馥真的姐姐林宗雪（从母姓）曾在女子植权公司担任职务。另根据《玲珑》的报道，女子植权公司自民国元年开张，至民国七年以生意清淡，宣布停业。《玲珑》，第260期（1936年11月4日），第3336页。）民国初年知识妇女提出的“女子实业”口号，实践上仍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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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5396 1920年代起，上海、北京、广州等地的女店职员有逐渐增加的趋势，不但女子商店的数目较前段时期为多，规模也较大。以北京的一五一公司为例，创办人以提倡女子职业为宗旨，公司员工以女性为主体，除两三位男子外，女性职员达20余人，其中大半是股东或股东的亲属，亦不乏已婚妇女担任售货工作。（注：胡锡瑜：《幸运儿》，《妇女杂志》，第10卷第6期（1924年6月），第1001—1002页。）同时，北京及上海均见女子银行之设立，以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规模较大，不但多位股东及董监事为女性（沪上名人张默君及张幼仪均曾担任董事职），其首任行长严淑和（1885—？）亦为一金融业务经验丰富的职业妇女。严淑和早年就读于上海中西女塾，毕业后供职上海商业银行。1920年该行欲成立虹口分行时，严淑和便因服务成绩良好，被指派负责该分行妇女部业务。1924年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成立时，特礼聘之担任行长。初期由于上海商业银行未许严淑和辞职，上海女子银行特准她在每日上海银行兼职二小时，足见其能力受到相当的肯定。严淑和任女子银行行长之职，达二十余年，为民国时期少有的女银行家。（注：《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董事会成立会会议记录》，上海市档案馆，档号Q271-1-2。）此外，该行以“妇女服务社会”、“提倡女子正当职业”为宗旨，雇用不少女性行员。银行开幕以先，严淑和特别花二个月时间，训练五名女职员。（注：《女子银行今日开幕》，《时报》，第6版（1924年5月27日）。）到了1931年，女职员人数已达38人。（注：此数字引自上海妇女联合会主编的《妇女志》，刊于该会与东方新闻网主办之“上海女性”网站，网址：http：//shwomen.eastday.com/renda/node4420/node4465/node4470/userobject1ai75116.html（2006年6月6日）。）根据1950年6月的调查，女子银行业务部门共有56名人员（包括经理），其中女性31人。（注：《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员工名册》，上海市档案馆，档号Q271-1-79。）足见该行自开办以来，的确致力于提倡妇女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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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5398 （二）经济不景气下的人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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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5400 1930年代女店职员的数目似乎较过去更形增加，由于缺乏职业人口统计资料，无法以具体数字说明其变化情形。但根据当时人们的印象，女店职员较民初至五四时期快速增加。此外，从某些行号开放女禁也可看出女店职员增加的情况。以上海最早成立的华资百货公司先施公司而言，老板马应彪（1860—1944）为粤籍华侨，早年随乡人赴澳大利亚谋生，累积资本后，于1900年返港开设百货公司，并欲仿效西方企业，雇用女店职员。不料此举遭股东及伙友们的强烈反对，甚至有股东扬言要撤回股资，迫使马应彪不得不改弦易辙，停用女店员。（注：《先施公司二十五年经过史》，《香港先施公司二十五周年纪念册》，香港，1924年，第2页。）1917年先施公司在上海设立分行时，仍旧奉行女禁。有了先施公司的前车之鉴，随后开设的永安公司及新新公司，亦对雇用女店职员存有疑虑，直至1930年代上海百货公司才开始打破售货员的性别限制。全国最大的百货公司上海永安公司于1931年起用女店职员，五年后女职员人数已增为50余人，约占全公司职员的10％。（注：郭官昌：《上海永安公司之起源及营业现状》，《新商业季刊》，第2号（1936年2月），第40页。）其他公司亦纷纷跟进，1938年至1941年间，上海新新公司先后曾录用职工2168人次，女性比例为7％。（注：《1938—1941上海新新公司人员名册》，上海新新公司档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226-1-38。）根据新新公司主管李承基的回忆，1940年新新公司雇用约100名女职员，占全员的十分之一左右。（注：李承基为上海新新公司第二任总经理李敏周之子，于1940年代负责商品管理部门。本项资料为李先生与笔者私人书信（2004年5月15日）中所提供。）从上海百货公司雇用女店职员的过程也可看出，1930年代的确是女店职员开始发展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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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5402 1930年代女店职员快速增加的原因之一，乃是经济不景气下各公司行号所采取的因应措施。《玲珑》的作者杨雪珍便指出，“一般商家借雇用女职员为迎合一般人的心理，以期他商业的发达”，乃将女职员当作“活招牌”。（注：杨雪珍：《“女招待”——“活招牌”》，《玲珑》，第1卷第25期（1931年9月2日），第899页。）当时报纸上刊登不少招请女职员的广告，如1930年五洲药房在上海南市开辟分销处时，特聘沪上妇运分子舒蕙桢女士主其事（注：舒蕙桢乃国民党妇女运动的领袖人物，1927年国民党军队开进上海时，成立“第二路军政治部妇女运动委员会”，由舒蕙桢担任总务部主任。后来又被举为“上海妇女团体统一会”的执行委员，显见其在上海妇运的重要地位。谈社英：《中国妇女运动通史》，第171—175页。），并任用女职员数名。1933年又在《申报》上大作广告，增设女子访问员，拜访有生意往来的商号。（注：《申报》，本埠增刊第3版（1930年3月12日）；《申报》，本埠增刊第2版（1933年8月27日）。）这两则并非求才广告，而是宣布雇用女性的措施，显然五洲药房认为女职员本身已具广告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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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5404 在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下，一方面，公司“出奇招”利用女店职员刺激买气；另一方面，愈来愈多的女性必须出外工作以谋生计。根据上海职业指导所的统计，1934年到该所登记的男女求职者分别为1701及421人，1935年则分别增为2286及550人，显然有职业需求的男女青年数量逐年提高。（注：《中华职业教育社廿周纪念特刊》（1937年5月6日），第103页。）当然，到职业指导所的求职者，并非都有经济上的需求，不过从求职者的自我描述可以看出，在经济压力下，女性就业已经不只是“应该”，而是“需要”的问题，许多女性并非“走”出家门，而是被“逼”出家门。（注：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02页。）例如在《申报》的自我职业介绍栏目中，有些女性求职者表示自己受生活所迫，不得不找份工作糊口；也有些已在学校任教，但因收入不敷所需，因而寻求第二份工作。虽然许多女性求职者偏好小学教员的工作，但她们并不排斥充任洋行打字员、银行职员及公司店员等职。（注：《上海女子职业介绍所一瞥》，《玲珑》，第6卷第36期（1936年9月16日），第2826页。）因此，从劳动市场的供给面也说明了1930年代女店职员增加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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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5406 尽管经济萧条是业者雇用女性的动因，它也促成另一项社会思想的效应，即“妇女回家”论辩。1930年代国际性的经济恐慌，使得欧美各国大力鼓吹女性的家庭主妇形象，并奖励婚姻与生育，以振兴国家生产力、消弭失业。纳粹德国更规定，35岁以下妇女，其丈夫或父亲的收入若足以维持她的生活，她便被禁止从事任何职业。（注：关于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欧美各国“复兴母性风潮”的介绍，见许慧琦《“娜拉”在中国：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变（1900s—1930s）》，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3年，第288—296页。）这种思想传到中国，固然受到女权分子的挞伐，但也有些人认为，这不失为解决中国当前社会经济问题的方法；论者甚至以“家庭及国家利益”为由，主张妇女应该回到家庭，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一方面减缓劳动市场的激烈竞争，另一方面建立健全的家庭——而这不但能让妇女发挥“天赋”的长处，也是妇女最重要的一项任务。（注：关于1930年代“妇女回家”论辩，见Ling-ling Lien，“Searching for the‘New Womanhood’：Career Women in Shanghai，1912-1945，”Ph.D.dis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Irvine，2001，chapter 3。）虽然我们无法具体衡量“妇女回家论”对女性就业的实际影响，但从沸沸扬扬的辩论可以看出，男性正“感受”到职业妇女的威胁，欲以“妇女回家”论述来排解焦虑。在下一节我们会清楚地看到，男职员如何塑造女店职员的“危险”形象，其中就有不少观点，呼应着喧腾一时的“妇女回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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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5408 （三）女店职员的职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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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5410 女店职员走入职场前，大多接受中等程度的教育，这与1930年代企业及政府机关雇用政策有关。根据国民政府《考试法》的规定，一般国家考试通常规定至少中学毕业者方能应考，以确保官僚体系的基本素质。（注：考试院编，《考试院法规集》，重庆：考试院，1944年，第67页。）受到科学管理思想的影响，1930年代的新式企业晋用人才时，也设有基本学历的门槛。银行员多半需高中学历以上，间或有商业专科或大学商科毕业者。（注：洪明：《上海的职业妇女（续完）》，《职业生活》，第2卷第6期（1939年11月29日），第112页。）百货公司要求略低，具高小资格者即可应征，但部分企业如上海永安公司对售货部门职员的要求较高，除了须中学毕业外，尚需略通英语会话，熟谙珠算。（注：《本公司雇用职员简则》，上海永安公司档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225-2-47。）从这些任用标准可以看出，一般机关行号对女店职员的学历要求在中学程度左右。另一方面，女店职员的自述及公司的人事资料进一步说明她们的教育水平。1935年上海《大晚报》曾举办女店员座谈会，参加的四位百货公司女店员，均为中学或师范毕业生，据其所言，该公司最多曾雇用女店职员40余人，均受过相当程度的教育。（注：《女店员座谈会：职业妇女内外生活之透视》，《大晚报》，第5版（1935年4月12日）。）另根据1953年先施公司职工名册，共有女职工45人，其中文盲2人，小学程度11人，余均为初、高中程度，且前者均担任清洁、杂务等工作。这项统计也显示，1953年先施女职工的平均店龄接近10年，换言之，这些女店职员约在1930年代晩期或1940年代初期完成教育并进入公司任职，因此，1940年代先施公司的女店职员普遍具备中学程度。（注：《1953年先施公司职工名册》，上海先施公司档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227-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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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5412 至于女店职员的待遇，则依行业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公务机关及银行的待遇比商店优渥，工时较短而薪资较高。1920年代广三铁路女职员平均每日办公6小时，星期例假均放假休息，薪水在18到50余元之间。（注：彭翠梧：《广三铁路的女职员》，《妇女杂志》，第8卷第1期（1922年1月），第59页。）青岛电话局接线生分日夜两班制，每班工作8小时，每工作三日休息一日，工资分为九级，最高职级薪水40元，最低15元，不过1927年女性员工职位最高者只到第三级，得薪33元。（注：沈鸿鹏：《青岛电话中的女职员》，《妇女杂志》，第13卷第8期（1927年8月），第17页。）至于银行职员则遵循朝九晚五的工作规律，除周休一天半外，还可休年假（某些银行年假长达一个月）。练习生薪水10至12元，练习助理员16至18元，顶多升到30元，超过40元才算正式的行员。（注：茜：《活跃在实业界上的女战士——座谈会记录》，第132页。）商店方面，由于营业时间长达10至12小时，却甚少采取轮班制，且星期假日正是营业的黄金时段，因此商店职员不但工时长，休假机会也很少。早期上海百货公司受西方惯例及业主本身基督教信仰影响，星期日上午休息，要求职工参加礼拜；后来礼拜改为自由参加，星期日上午便成为店职员每周仅有的休息时间。1920年代英商上海惠罗公司（Whiteaway，Laidlaw&Co.，Ltd.）的女店员月薪在25元左右；上海香亚公司雇有女店员三人，其薪金分别为12、14、16元。（注：陈友琴：《中国商业女子的现状》，《妇女杂志》，第10卷第6期（1924年6月），第904页。）至于1930年代大型百货公司的女店员，一般起薪为18元，业绩良好者则可达30元。（注：茜：《活跃在实业界上的女战士——座谈会记录》，第130—131页。）根据1929—1930年上海市社会局针对305个工人家庭所做的生活调查，平均每家户的年收入为416.51元，年支出为454.38元。（注：上海市政府社会局：《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第16页。）若以女店职员平均薪水的低估计（15元）来看，一名女店职员的薪水占家户收入平均数的43％；若以高估计（40元）计算，则她的薪水足以维持普通四口之家的生计。因此单从经济角度考虑，女店职员的薪水对家庭收入可以说是非常关键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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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5414 然而除了工时及薪水数字以外，衡量女店职员的待遇，尚需考虑其他因素。从报纸杂志上对女店职员的访问看来，男女店职员初进公司时，起薪并没有什么分别，但升迁机会则“男女大不同”。某银行女职员便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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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5416 我们初进行时，男女一样考试，一样录取，好像非常平等似的。但进行之后，男职员很容易向上爬，他们有做到经理和副行长的可能；我们女的呢？顶多能升到三、四十元的月薪，就没有旁的希望了。对此，经理先生的解释是：“你们女子要那[么]高的薪金有什么用呢？”（注：茜：《活跃在实业界上的女战士——座谈会记录》，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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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5418 从上述银行女职员与经理的对话可以看出，经理先生似乎假定男职员需要养家活口，因此需要较高的薪水来维持家计；而女职员并没有这样的责任，所以“不需要”那么高的薪金。就某种程度而言，男职员所得为“家庭工资”，而女职员则支领“个人工资”，家庭责任的多寡合理化男女工资的差异。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百货公司。一群百货公司的女职员接受访问时表示，男女店员的起薪都一样（注：《女店员座谈会：职业妇女内外生活之透视》，第5版。）；然而女性要担任部长以上的管理职务，几乎不可能。直至1940年代后期，先施、新新等公司的部长，皆由男性担任。（注：《1949年新新同人俱乐部会员名单》，上海市社会局档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6-13-522；《1948年先施同人俱乐部会员名单》，上海市社会局档案，上海市档，档号Q6-13-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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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5420 除了家庭责任的认定外，女店职员升迁困难还与男女生命周期及家务分工方式有关。一般而言，能爬到主管职位者，多是公司当局认为“忠诚可靠”、堪负重任的员工，而年资便是最重要的条件之一。例如1939年上海永安公司有管理19人，平均服务年数达17.5年，年资最长者31年；部长40人，平均服务年数亦17年，年资最长者22年。（注：根据永安公司《民国廿八年各部职员成绩报告总表》计算得出，其中服务年数超过上海永安公司之龄者，系由永安其他联号企业如雪梨永安果栏、香港永安公司等调来，合并原单位年资所致。上海永安公司档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225-2-101。）在此制度下，女性几乎不可能爬到干部的职位。在传统的家务分工方式下，女性婚后需承担大部分的家务及照顾孩童的责任，以至于无暇投入工作。以百货公司售货员而言，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1小时，女店职员一旦结婚，立刻面临家庭与工作的冲突。在“婚姻为妇女天职”的观念下，许多女店职员婚后便辞去工作，专心扮演妻子、媳妇、母亲等新角色。（注：郭官昌：《上海永安公司之起源及营业现状》，《新商业季刊》，第2号（1936年2月），第40页。Janice Stockard从广州丝厂女工的经验亦发现，以机器运转为中心的工作节奏与母职的需要格格不入，以至于许多妇女婚后，不是辞去工作，便是换个能够照顾孩童、工资却较低的工作。因此家庭与工作的角色冲突，一直是职业妇女的矛盾。参阅Janice Stockard，Daughters of the Canton Delta：Marriage Patterns and Economic Strategies in South China，1860-1930，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因此，大部分的女店职员都是未婚女性，她们的年资多半很短，遑论可以升到管理干部的职位。根据上海新新公司1938到1941年间的人事资料显示，女职员的平均年资约一年。（注：《1938—1941上海新新公司人员名册》，上海新新公司档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226-1-38。）该公司经理人员李承基亦承认，上海新新公司雇用女店员以刚从学校毕业的单身女性最为“合适”，她们结婚有了子女以后，多数“自动辞职”，因此女店员流动率大，极少工作超过五年者。（注：李承基先生与笔者私人通信，2004年5月15日。不过这种情况在战前比较普遍，抗战军兴，生活日渐困难，白领阶级家庭亦需要妻子外出工作，因此出现1953年先施公司女职工平均年资达10年的情形。关于战争对职业妇女的影响，参阅Ling-ling Lien，“Searching for the‘New Womanhood’：Career Women in Shanghai，1912-1945”，chapt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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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5422 尽管在许多方面，女店职员的确遭遇不公平的待遇，她们在职场上并非完全失去主动性，特别当女店职员成为劳动市场上的新宠儿时，她们仍然有机会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工作场所。以上海四大公司为例，为加强人事管理，彼此曾订有备忘录，某公司如欲录用其他公司的现任职工，需征得该公司之同意；如欲录用其他公司之卸任职工，则该职工需呈缴原公司的服务证书，以凭查验。订立这些规定，一方面防范被开除的“顽劣”员工转投其他公司，造成新公司的困扰，另一方面则防止各家职员见异思迁、任意跳槽。然而一纸协议并不能保证员工的稳定性，大新公司便经常抱怨，不少女店员服务一段时间后，蠢蠢欲动，先向公司告假，前往其他公司应征，被录取后，再以健康或家庭因素为由，辞职他就。同时挟其工作经验，转赴他公司时，要求较高的薪水。（注：《1941年1月18日大新公司致永安公司关于雇用女店职员函》，上海永安公司档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225-2-49。）换言之，女店职员不但了解自己在劳动市场的优劣势，亦深谙职场晋升之道，把握适当时机，以争取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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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5424 从上述女店职员发展史可以看出，民初到五四时期，妇女开始其柜台生涯主要与救国运动及女权运动有关，知识分子倡导女子实业，一方面借着推行国货以唤起女子爱国精神，另一方面提供妇女就业机会，以促成其经济独立的理想。有趣的是，女子实业倡议者的努力，乃在于开辟“女子专属”的职业空间，而非把女子直接推荐至一般商店工作；即使部分商店或银行破格录取女店职员，也多半安插在新设立的“妇女部”，因此，这时期的女子职业基本上维持“两性隔离”（sex segregation）的工作环境。1930年代女店职员的增加，则是社会经济变化的结果，此时期也少见女子商店的成立，因此，大部分的女店职员乃身处于男女共事的环境。男女长时间接触的工作环境，不但是制造绯闻的最佳条件，连带舆论也对女店职员产生各种好奇与暇想。这些臆测与想象使女店职员的公共形象大受争议，妇女职业也成为1930年代争辩不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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