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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店职员走入职场前，大多接受中等程度的教育，这与1930年代企业及政府机关雇用政策有关。根据国民政府《考试法》的规定，一般国家考试通常规定至少中学毕业者方能应考，以确保官僚体系的基本素质。（注：考试院编，《考试院法规集》，重庆：考试院，1944年，第67页。）受到科学管理思想的影响，1930年代的新式企业晋用人才时，也设有基本学历的门槛。银行员多半需高中学历以上，间或有商业专科或大学商科毕业者。（注：洪明：《上海的职业妇女（续完）》，《职业生活》，第2卷第6期（1939年11月29日），第112页。）百货公司要求略低，具高小资格者即可应征，但部分企业如上海永安公司对售货部门职员的要求较高，除了须中学毕业外，尚需略通英语会话，熟谙珠算。（注：《本公司雇用职员简则》，上海永安公司档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225-2-47。）从这些任用标准可以看出，一般机关行号对女店职员的学历要求在中学程度左右。另一方面，女店职员的自述及公司的人事资料进一步说明她们的教育水平。1935年上海《大晚报》曾举办女店员座谈会，参加的四位百货公司女店员，均为中学或师范毕业生，据其所言，该公司最多曾雇用女店职员40余人，均受过相当程度的教育。（注：《女店员座谈会：职业妇女内外生活之透视》，《大晚报》，第5版（1935年4月12日）。）另根据1953年先施公司职工名册，共有女职工45人，其中文盲2人，小学程度11人，余均为初、高中程度，且前者均担任清洁、杂务等工作。这项统计也显示，1953年先施女职工的平均店龄接近10年，换言之，这些女店职员约在1930年代晩期或1940年代初期完成教育并进入公司任职，因此，1940年代先施公司的女店职员普遍具备中学程度。（注：《1953年先施公司职工名册》，上海先施公司档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227-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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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女店职员的待遇，则依行业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公务机关及银行的待遇比商店优渥，工时较短而薪资较高。1920年代广三铁路女职员平均每日办公6小时，星期例假均放假休息，薪水在18到50余元之间。（注：彭翠梧：《广三铁路的女职员》，《妇女杂志》，第8卷第1期（1922年1月），第59页。）青岛电话局接线生分日夜两班制，每班工作8小时，每工作三日休息一日，工资分为九级，最高职级薪水40元，最低15元，不过1927年女性员工职位最高者只到第三级，得薪33元。（注：沈鸿鹏：《青岛电话中的女职员》，《妇女杂志》，第13卷第8期（1927年8月），第17页。）至于银行职员则遵循朝九晚五的工作规律，除周休一天半外，还可休年假（某些银行年假长达一个月）。练习生薪水10至12元，练习助理员16至18元，顶多升到30元，超过40元才算正式的行员。（注：茜：《活跃在实业界上的女战士——座谈会记录》，第132页。）商店方面，由于营业时间长达10至12小时，却甚少采取轮班制，且星期假日正是营业的黄金时段，因此商店职员不但工时长，休假机会也很少。早期上海百货公司受西方惯例及业主本身基督教信仰影响，星期日上午休息，要求职工参加礼拜；后来礼拜改为自由参加，星期日上午便成为店职员每周仅有的休息时间。1920年代英商上海惠罗公司（Whiteaway，Laidlaw&Co.，Ltd.）的女店员月薪在25元左右；上海香亚公司雇有女店员三人，其薪金分别为12、14、16元。（注：陈友琴：《中国商业女子的现状》，《妇女杂志》，第10卷第6期（1924年6月），第904页。）至于1930年代大型百货公司的女店员，一般起薪为18元，业绩良好者则可达30元。（注：茜：《活跃在实业界上的女战士——座谈会记录》，第130—131页。）根据1929—1930年上海市社会局针对305个工人家庭所做的生活调查，平均每家户的年收入为416.51元，年支出为454.38元。（注：上海市政府社会局：《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第16页。）若以女店职员平均薪水的低估计（15元）来看，一名女店职员的薪水占家户收入平均数的43％；若以高估计（40元）计算，则她的薪水足以维持普通四口之家的生计。因此单从经济角度考虑，女店职员的薪水对家庭收入可以说是非常关键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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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除了工时及薪水数字以外，衡量女店职员的待遇，尚需考虑其他因素。从报纸杂志上对女店职员的访问看来，男女店职员初进公司时，起薪并没有什么分别，但升迁机会则“男女大不同”。某银行女职员便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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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初进行时，男女一样考试，一样录取，好像非常平等似的。但进行之后，男职员很容易向上爬，他们有做到经理和副行长的可能；我们女的呢？顶多能升到三、四十元的月薪，就没有旁的希望了。对此，经理先生的解释是：“你们女子要那[么]高的薪金有什么用呢？”（注：茜：《活跃在实业界上的女战士——座谈会记录》，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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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银行女职员与经理的对话可以看出，经理先生似乎假定男职员需要养家活口，因此需要较高的薪水来维持家计；而女职员并没有这样的责任，所以“不需要”那么高的薪金。就某种程度而言，男职员所得为“家庭工资”，而女职员则支领“个人工资”，家庭责任的多寡合理化男女工资的差异。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百货公司。一群百货公司的女职员接受访问时表示，男女店员的起薪都一样（注：《女店员座谈会：职业妇女内外生活之透视》，第5版。）；然而女性要担任部长以上的管理职务，几乎不可能。直至1940年代后期，先施、新新等公司的部长，皆由男性担任。（注：《1949年新新同人俱乐部会员名单》，上海市社会局档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6-13-522；《1948年先施同人俱乐部会员名单》，上海市社会局档案，上海市档，档号Q6-13-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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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家庭责任的认定外，女店职员升迁困难还与男女生命周期及家务分工方式有关。一般而言，能爬到主管职位者，多是公司当局认为“忠诚可靠”、堪负重任的员工，而年资便是最重要的条件之一。例如1939年上海永安公司有管理19人，平均服务年数达17.5年，年资最长者31年；部长40人，平均服务年数亦17年，年资最长者22年。（注：根据永安公司《民国廿八年各部职员成绩报告总表》计算得出，其中服务年数超过上海永安公司之龄者，系由永安其他联号企业如雪梨永安果栏、香港永安公司等调来，合并原单位年资所致。上海永安公司档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225-2-101。）在此制度下，女性几乎不可能爬到干部的职位。在传统的家务分工方式下，女性婚后需承担大部分的家务及照顾孩童的责任，以至于无暇投入工作。以百货公司售货员而言，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1小时，女店职员一旦结婚，立刻面临家庭与工作的冲突。在“婚姻为妇女天职”的观念下，许多女店职员婚后便辞去工作，专心扮演妻子、媳妇、母亲等新角色。（注：郭官昌：《上海永安公司之起源及营业现状》，《新商业季刊》，第2号（1936年2月），第40页。Janice Stockard从广州丝厂女工的经验亦发现，以机器运转为中心的工作节奏与母职的需要格格不入，以至于许多妇女婚后，不是辞去工作，便是换个能够照顾孩童、工资却较低的工作。因此家庭与工作的角色冲突，一直是职业妇女的矛盾。参阅Janice Stockard，Daughters of the Canton Delta：Marriage Patterns and Economic Strategies in South China，1860-1930，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因此，大部分的女店职员都是未婚女性，她们的年资多半很短，遑论可以升到管理干部的职位。根据上海新新公司1938到1941年间的人事资料显示，女职员的平均年资约一年。（注：《1938—1941上海新新公司人员名册》，上海新新公司档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226-1-38。）该公司经理人员李承基亦承认，上海新新公司雇用女店员以刚从学校毕业的单身女性最为“合适”，她们结婚有了子女以后，多数“自动辞职”，因此女店员流动率大，极少工作超过五年者。（注：李承基先生与笔者私人通信，2004年5月15日。不过这种情况在战前比较普遍，抗战军兴，生活日渐困难，白领阶级家庭亦需要妻子外出工作，因此出现1953年先施公司女职工平均年资达10年的情形。关于战争对职业妇女的影响，参阅Ling-ling Lien，“Searching for the‘New Womanhood’：Career Women in Shanghai，1912-1945”，chapt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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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许多方面，女店职员的确遭遇不公平的待遇，她们在职场上并非完全失去主动性，特别当女店职员成为劳动市场上的新宠儿时，她们仍然有机会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工作场所。以上海四大公司为例，为加强人事管理，彼此曾订有备忘录，某公司如欲录用其他公司的现任职工，需征得该公司之同意；如欲录用其他公司之卸任职工，则该职工需呈缴原公司的服务证书，以凭查验。订立这些规定，一方面防范被开除的“顽劣”员工转投其他公司，造成新公司的困扰，另一方面则防止各家职员见异思迁、任意跳槽。然而一纸协议并不能保证员工的稳定性，大新公司便经常抱怨，不少女店员服务一段时间后，蠢蠢欲动，先向公司告假，前往其他公司应征，被录取后，再以健康或家庭因素为由，辞职他就。同时挟其工作经验，转赴他公司时，要求较高的薪水。（注：《1941年1月18日大新公司致永安公司关于雇用女店职员函》，上海永安公司档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225-2-49。）换言之，女店职员不但了解自己在劳动市场的优劣势，亦深谙职场晋升之道，把握适当时机，以争取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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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女店职员发展史可以看出，民初到五四时期，妇女开始其柜台生涯主要与救国运动及女权运动有关，知识分子倡导女子实业，一方面借着推行国货以唤起女子爱国精神，另一方面提供妇女就业机会，以促成其经济独立的理想。有趣的是，女子实业倡议者的努力，乃在于开辟“女子专属”的职业空间，而非把女子直接推荐至一般商店工作；即使部分商店或银行破格录取女店职员，也多半安插在新设立的“妇女部”，因此，这时期的女子职业基本上维持“两性隔离”（sex segregation）的工作环境。1930年代女店职员的增加，则是社会经济变化的结果，此时期也少见女子商店的成立，因此，大部分的女店职员乃身处于男女共事的环境。男女长时间接触的工作环境，不但是制造绯闻的最佳条件，连带舆论也对女店职员产生各种好奇与暇想。这些臆测与想象使女店职员的公共形象大受争议，妇女职业也成为1930年代争辩不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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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三、柜上“花瓶”：女店职员的公共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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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装饰的女店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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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女店职员成为报章论述的焦点之一，其中最受瞩目的便是其“花瓶”形象。以“花瓶”一词比喻女店职员，乃始于1920年代末，自南京政府机关开始流行，意味着女店职员仅供点缀、装饰之用，没有实际用处。（注：杨振声：《女子的自立与教育》，《独立评论》，第32号（1932年12月25日），第11页。）图1便具象地把办公室内的女职员直接等同于花瓶，说明两者在功能上的可置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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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花瓶？花瓶！《女学生》第1期（1931年10月），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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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店职员被冠上“花瓶”的头衔，主要是对其工作能力的质疑与贬抑。根据作者曹聚仁的观察，一般机关男职员往往讽刺女职员“见上司不懂规矩，拟陈条不懂格式，临小民没有威严”，无怪乎女职员得了“花瓶”的称号。（注：曹聚仁：《论“花瓶”》，《申报》，第15版（1933年7月25日）。）有时女职员自己也承认被录用之后，长官并未分派任何工作给她，而深感自己处于“花瓶”的地位。《申报》曾披露一位女大学生作“花瓶”的经历：她被某政治机关录取后，从未办过一件公事，也无须签到。每天上班时间，总有男同事找她闲聊，或约她下班后吃饭跳舞，使她困扰不已。透过其他同事才明白，该机关职员人数原已额满，同事几次要求添聘女职员，均未蒙允准。于是他们私下聘请女秘书二人，其薪金由二十几位男职员共同分摊。女秘书的职责并不在于协助事务，而在调剂办公室的气氛。这位女职员了解内幕后，便立刻辞职，“再也不敢贸然去应什么招聘了”。（注：爱莲女士：《他们的“正动”和我的“反动”》，《申报》，本埠增刊第3版（1933年3月26日）。）这篇投书的作者署名“爱莲女士”，且以第一人称叙述，因此可能是作者本人的经历（当然也不排除男性作者杜撰的可能性），不过，不论它是真实事件或是虚构情节，整篇故事凸显女职员的“花瓶”形象，招聘女秘书完全为了“赏心悦目”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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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职员的故事也透露出“花瓶”称号与女色的关系。尽管这位女子受过高等教育，她被录取的原因并非出众的学识，而是诱人的姿色。事实上作者还提到，因大多数男职员为其美貌所倾倒，她的薪水比另一位女秘书高出10元。换言之，“花瓶”的价值乃由女店职员的容貌而定，这使“花瓶”的称号，与美色结下不解之缘，下面这首打油诗《咏花瓶》，便是两者关系的最佳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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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立亭亭艳又娇，温存媚态笔难描，蓬松秀发欧西式，袅娜腰枝似柳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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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珑娇小动人怜，一室生春韵事传，可笑狂蜂与浪蝶，拈花惹草最缠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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嫣红姹紫斗群芳，一样丰姿两样妆，瓶杰地灵营业盛，花开解语透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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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平权信足夸，案头高供自由花，须眉应减三分色，时尚摩登肉也麻。（注：慎敏：《咏花瓶》，《申报》，本埠增刊第1版（1933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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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首先把重点放在女店职员的美貌与姿态，特别着墨于她的头发及柳腰，这原是最能表现女性特征的身体部位之一，尤其强调其“欧西”发式，更凸显出女店职员崇尚流行的习性。其次描写办公室内男女同事互动的情形，不但把男职员形容成拈花惹草的“狂蜂”、“浪蝶”，更不断以“生春”、“韵事”、“缠绵”、“春光”等词汇暗示男女同事的暧昧关系。作者接着指出，眼下公司商店欲求营业兴盛，所倚赖的法宝乃是“瓶杰地灵”，换言之，女店职员并没有令人钦佩的工作能力，只靠性别谋得职业，无异于被高供案头的花瓶。她虽在自由平权的浪潮下，获得职业机会，甚至似乎使男子失色，但事实上她所追求的，不过是令人肉麻的时尚摩登罢了。这首打油诗彻头彻尾地物化女店职员，带有强烈的轻视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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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店职员被称为“花瓶”的另一个原因，则与她们的消费习惯有关。作者怡怡馆主认为女店职员被名为“花瓶”，乃“咎由自取，怪不得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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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她们身上穿的花花绿绿，都是“舶来品”，脸上搽的脂粉香水，无非是洋货！试想，这般打扮得“花枝招展”，坐在写字间里，活像是一个洋货推销员！那么，谁去尊敬她？既得不到尊敬，自然要遭受侮辱，给男子们随便看做“花瓶”了。（注：怡怡馆主：《花瓶》，《申报》，第14版（1933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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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认为洗刷“花瓶”污名的唯一办法，便是改用国货，使大家对女店职员的印象改换一新，尽管她们仍然打扮得花枝招展，因出于支持国产品，使女店职员的消费饶富爱国精神，得以摆脱“花瓶”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