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165445
玉立亭亭艳又娇，温存媚态笔难描，蓬松秀发欧西式，袅娜腰枝似柳条。
1703165446
1703165447
玲珑娇小动人怜，一室生春韵事传，可笑狂蜂与浪蝶，拈花惹草最缠绵。
1703165448
1703165449
嫣红姹紫斗群芳，一样丰姿两样妆，瓶杰地灵营业盛，花开解语透春光。
1703165450
1703165451
男女平权信足夸，案头高供自由花，须眉应减三分色，时尚摩登肉也麻。（注：慎敏：《咏花瓶》，《申报》，本埠增刊第1版（1933年5月19日）。）
1703165452
1703165453
作者首先把重点放在女店职员的美貌与姿态，特别着墨于她的头发及柳腰，这原是最能表现女性特征的身体部位之一，尤其强调其“欧西”发式，更凸显出女店职员崇尚流行的习性。其次描写办公室内男女同事互动的情形，不但把男职员形容成拈花惹草的“狂蜂”、“浪蝶”，更不断以“生春”、“韵事”、“缠绵”、“春光”等词汇暗示男女同事的暧昧关系。作者接着指出，眼下公司商店欲求营业兴盛，所倚赖的法宝乃是“瓶杰地灵”，换言之，女店职员并没有令人钦佩的工作能力，只靠性别谋得职业，无异于被高供案头的花瓶。她虽在自由平权的浪潮下，获得职业机会，甚至似乎使男子失色，但事实上她所追求的，不过是令人肉麻的时尚摩登罢了。这首打油诗彻头彻尾地物化女店职员，带有强烈的轻视意味。
1703165454
1703165455
女店职员被称为“花瓶”的另一个原因，则与她们的消费习惯有关。作者怡怡馆主认为女店职员被名为“花瓶”，乃“咎由自取，怪不得谁人”。
1703165456
1703165457
因为她们身上穿的花花绿绿，都是“舶来品”，脸上搽的脂粉香水，无非是洋货！试想，这般打扮得“花枝招展”，坐在写字间里，活像是一个洋货推销员！那么，谁去尊敬她？既得不到尊敬，自然要遭受侮辱，给男子们随便看做“花瓶”了。（注：怡怡馆主：《花瓶》，《申报》，第14版（1933年5月25日）。）
1703165458
1703165459
作者认为洗刷“花瓶”污名的唯一办法，便是改用国货，使大家对女店职员的印象改换一新，尽管她们仍然打扮得花枝招展，因出于支持国产品，使女店职员的消费饶富爱国精神，得以摆脱“花瓶”之名。
1703165460
1703165461
（二）受害的女店职员
1703165462
1703165463
女店职员除了被描绘成为毫无实质用处的花瓶之外，报章杂志上也经常强调她的受害者形象，认为女子尽管有机会走出家庭、走进社会，却仍然无法挣脱父权社会及资本主义的辖制。正如一位《申报》的作者所言：
1703165464
1703165465
现在有不少投机的商店，他们用了不少的美貌女职员，作为吸引顾客，点缀门市之需。这些老板们并非为了适应潮流，而开放女子职业；他们是适应现在大众的心理，以脂粉和肉香，作发展他商业方面的企图。因此女职员所卖钱的——当然不是全部分——并不在伊们的学术和技能，却在卖却伊们如花一般的青春，要是你年岁大了啊，恐怕你的职位要和青春一般的逝去！所以现在有人喻女职员仿佛是用以装饰的一只花瓶。（注：妙神：《花瓶》，《申报》，第20版（1934年10月1日）。）
1703165466
1703165467
这位作者在字里行间虽然同情妇女追求职业的决心，却对“妇女职业提升女权”的观点抱持相当悲观的态度，认为妇女只是被商店主利用的工具，女店员在工作上所展现的并非她们的专才，而是以青春换取金钱。
1703165468
1703165469
事实上各大百货公司也的确以女性作为号召，甚至给予“皇后”、“西施”等封号。例如永安公司推出总代理的美国康克令钢笔时，特地雇用一名年轻貌美女性加以推销，她因此得“康克令皇后”之称。根据新新公司李承基先生的回忆，由于“康克令皇后”名噪一时，该部生意畅旺，以至于一般只知该名女售货员为“康克令皇后”，而不知其真实姓名。（注：李承基先生与笔者的私人通信，2004年5月15日。）这种广告手法随即蔚为风潮，如新新公司负责销售水仙花牌热水壶的女店员被称为“水仙花皇后”，荣光公司有“袜子皇后”，华强公司有“奶包西施”，爱利公司有“绢头美人”等。（注：李承基先生与笔者的私人通信，2004年5月15日。柯定俞：《女店员》，《申报》，第17版（1933年8月31日）。）这些女性被冠以所销售商品品牌的名号，极度商品化她们的身份；事实上她们并没有自己独特的身份认同，所有被选来担任销售这些商品者，都可以冠上“皇后”、“西施”的封号。从广告的角度来说，这些招术的确成功地让人记得商品名称，但这同时使女店员与商品结合在一起，当顾客消费该项商品时，他们也同时消费了女店员所展示的女性特质。犹有甚者，许多顾客乃因售货员的性别而前来消费商品，因此，售货员的性别成为商品的“附加价值”，女店职员不但是商品的推销者，也成为商品的一部分（见图2）。
1703165470
1703165471
1703165472
1703165473
1703165474
图2 看看而已（某公司所见）。郭建英：《建英漫画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4年，第100页。
1703165475
1703165476
关于女店员成为商业发展及父权宰制下牺牲品的论述中，最极端的例子是不断强化女店员受到男性顾客或上司性骚扰的印象。当时报章杂志不时刊登以女店职员为题的小说或报道，叙述她的悲惨命运。大体上，这些故事情节依循一定的模式，女主角通常迫于生活才担任店职员，显然一开始她对这份工作有某种程度的排斥感。初入公司时她的装束朴素，却引来同事的讥笑及经理的责备。在失业的威胁下，女店员不得不穿上高跟鞋，烫起头发，以艳丽的装扮吸引客人。接着男经理对女店员上下其手，甚至发生性关系，导致她怀孕而不能继续工作。男经理得逞后便将玩弄过的女店员一脚踢开，这些女店员的结局不是自杀，便是将孩子送入孤儿院、自己遁入佛门以“青灯古佛、了却残生”。（注：君晶：《一个女店员》，《女子月刊》，第2卷第12期（1934年12月），第3359—3363页；《被店主污辱的女店员》，《某夫人信箱》，上海：文兴社，出版年不详，第11—17页。）这些文学作品具有十分强烈的警世作用，一方面指出年轻女子从事商业的危险性，另一方面，也暗示女子需为自己的堕落负起责任。在女店职员的故事中，一旦女主角接受了经理的要求、装扮自己时，她也一改从前的简朴习惯，过着奢华的生活，甚至想要攀龙附凤，成为经理太太——就是这种对职业的不正当态度，才使女店职员泥足深陷，无法自拔。换言之，受害者论述除了是一种道德教训，也是一种责备。
1703165477
1703165478
（三）危险的女店职员
1703165479
1703165480
除了受害者的形象，女店员也被塑造成“危险人物”。她的第一重“危险性”是影响到男性的饭碗。在一篇题为《男职员底恐怖》的文章中，作者开宗明义便抱怨道：
1703165481
1703165482
现在世界真不是世界！……将来我们男子总有没饭吃的一天罢！就拿我们那家公司来说，在十年前，那里有什么女职员？现在呢，你看看，楼上楼下到处都是女子，那些男的呢，都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剩下来的我们，要算是凤毛麟角，不过也总有一天会被她们挤掉的。将来，男的都回家去抱小孩子，索性把这世界都交给女子了吧！我真不懂，现在的人，为什么都喜欢用女子，这都是人心变了，世界不是世界的缘故啊！（注：草重：《男职员底恐怖》，《申报》，本埠增刊第2版（1933年3月19日）。）
1703165483
1703165484
这段叙述对女职员数量当然有夸张之嫌。根据工部局的统计，1935年上海公共租界的店职员人数约为22万，女性比例只占2％（注：上海市通志馆年鉴委员会编：《上海市年鉴（民国廿五年）》，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U22—24页。），自然尚未发生女职员完全取代男职员的现象，男职员也并非作者所说的“凤毛麟角”。然而女性在职场出现的频率增加，的确引起男性的焦虑。诚如这位作者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下，劳动力变成了一种商品。商品价格便宜的易于出卖，劳动力代价低贱的，也就易于被雇”。在这种逻辑下，男性不是遭劳动市场淘汰，便是降低薪资的要求。结果，男性愈来愈无法扮演养家活口的角色，只好回家抱小孩，拾起原来由女性担任的家务。换言之，男性对职业的焦虑，不仅出于物质生活的需要，更是自觉失去男性特质的危险。因此，论者通常作出两种结论，一是要求妇女回到家庭做贤妻良母，以减少劳动市场的竞争程度。一是彻底地改造社会，扬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使男女劳动力不产生排挤作用。不过，不论采取哪一种方案，这些论述都未曾挑战男性在家庭经济的主导地位，以及既有的两性分工。
1703165485
1703165486
此外，论者也抱怨“得宠”的女店职员气焰嚣张，目中无人。例如几位男店员联名写信到《申报》的“店员通讯”专栏，控诉该公司内女店员的骄纵：公司内的一位男练习生未能将女售货员所卖出的货品包装美丽，遭该女售货员严词谴责，练习生与之起了争执，该女售货员竟越级向襄理告状，致使该练习生遭到开除的命运。这些鸣不平的男店员，一方面质疑该女售货员是否有权越级报告，另一方面更是挑明女店职员对男性职业的强烈威胁：
1703165487
1703165488
公司方面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同时复雇用了五六位女职员；在现社会上，较大的商家都会知道女职员是发展业务的要件。而女职员自身，以其因缘时会，也就奇货自居，本公司当亦不出例外。她们虽与我们同样是职员，但她们的身价却尊贵得多多，她们在公司中是超越阶级的“客卿”。（注：《不教而诛》，《申报》，本埠增刊第2版（1933年6月26日）。）
1703165489
1703165490
这些男职员并指出襄理与该女店员平日即有调笑举动，因而她总得到特殊待遇。字里行间透露出女店职员的“得宠”，并非因为她们的能力，而是因为时代的需要，甚至讥讽她们之所以能在公司盛气凌人，是借着男经理的权力，完全是“狐假虎威”的势态。
1703165491
1703165492
更深一层看，这些男店职员的抱怨不仅为了该男练习生伸张正义，更是为了维护男性尊严而鸣不平。这封投书的开头即强调该公司录用女店职员之前，尽管薪金有多寡，同事间彼此并不存在阶级性；但当公司某位新任襄理开始雇用女店职员后，公司文化丕变，高级职员便可对低级职员行使权威。在此事件中，女店职员摆出高级职员的架子，对男练习生颐指气使；练习生则认为若服从了女店职员，便是自损人格，因而起了争执。从男店职员对练习生的同情看来，两者咸认为，女店职员的嚣张是对男性自尊的威胁，究其实，仍是对女性职业发展的抗议。
1703165493
1703165494
女店职员的另一重“危险性”是她的“摩登”姿态。1930年代上海社会流行一新词汇“摩登”，是英语modern一字的中文音译。当时讨论“摩登”的作者很少对这个词汇下清楚的定义，多借由具体的描绘来说明“摩登”的内容，主要指的是“新”的事物或概念，且与消费有关。例如《社会日报》介绍上海冥器店的新产品，包括各式旗袍、汽车、洋房、钟表、高跟鞋等“最现代的生活必需品”一应俱全，记者因而戏称享用这些“现代”冥器者为“摩登鬼”。（注：《鬼也摩登了》，《社会日报》，第2版（1933年9月14日）。）不过“摩登”一词的使用，多半具贬义，报章上最常出现的相关词汇便是“摩登女子”（modern girl）。一位作者曾以打油诗定义“摩登女子”：“一个大蓬头，真成夜不收。双峰高矗矗，两臂滑油油。蝉翼纱痕薄，鸡心倩影留。摩登形若此，同梦甘可不？”（注：月旦：《摩登女郎》，《社会日报》，第2版（1934年8月10日）。）这些“摩登女郎”的外在特征，与前述的“花瓶”颇有雷同之处，甚至这两种论述也出现互相掺杂的情形。有时论者亦称装扮入时的女店职员为“摩登小姐”。（注：杨吟秋：《一个公司的女售货员》，《晨报》，第9版（1935年7月25日）。）这些叙述不但强化了女店员外表艳丽的印象，也使人容易将女店职员等同于“摩登女子”，而时人对“摩登女子”的批评也就自动地转移到女店职员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