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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男职员并指出襄理与该女店员平日即有调笑举动，因而她总得到特殊待遇。字里行间透露出女店职员的“得宠”，并非因为她们的能力，而是因为时代的需要，甚至讥讽她们之所以能在公司盛气凌人，是借着男经理的权力，完全是“狐假虎威”的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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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一层看，这些男店职员的抱怨不仅为了该男练习生伸张正义，更是为了维护男性尊严而鸣不平。这封投书的开头即强调该公司录用女店职员之前，尽管薪金有多寡，同事间彼此并不存在阶级性；但当公司某位新任襄理开始雇用女店职员后，公司文化丕变，高级职员便可对低级职员行使权威。在此事件中，女店职员摆出高级职员的架子，对男练习生颐指气使；练习生则认为若服从了女店职员，便是自损人格，因而起了争执。从男店职员对练习生的同情看来，两者咸认为，女店职员的嚣张是对男性自尊的威胁，究其实，仍是对女性职业发展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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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店职员的另一重“危险性”是她的“摩登”姿态。1930年代上海社会流行一新词汇“摩登”，是英语modern一字的中文音译。当时讨论“摩登”的作者很少对这个词汇下清楚的定义，多借由具体的描绘来说明“摩登”的内容，主要指的是“新”的事物或概念，且与消费有关。例如《社会日报》介绍上海冥器店的新产品，包括各式旗袍、汽车、洋房、钟表、高跟鞋等“最现代的生活必需品”一应俱全，记者因而戏称享用这些“现代”冥器者为“摩登鬼”。（注：《鬼也摩登了》，《社会日报》，第2版（1933年9月14日）。）不过“摩登”一词的使用，多半具贬义，报章上最常出现的相关词汇便是“摩登女子”（modern girl）。一位作者曾以打油诗定义“摩登女子”：“一个大蓬头，真成夜不收。双峰高矗矗，两臂滑油油。蝉翼纱痕薄，鸡心倩影留。摩登形若此，同梦甘可不？”（注：月旦：《摩登女郎》，《社会日报》，第2版（1934年8月10日）。）这些“摩登女郎”的外在特征，与前述的“花瓶”颇有雷同之处，甚至这两种论述也出现互相掺杂的情形。有时论者亦称装扮入时的女店职员为“摩登小姐”。（注：杨吟秋：《一个公司的女售货员》，《晨报》，第9版（1935年7月25日）。）这些叙述不但强化了女店员外表艳丽的印象，也使人容易将女店职员等同于“摩登女子”，而时人对“摩登女子”的批评也就自动地转移到女店职员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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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近代中国“摩登女子”的研究，已开始受到学者的注意，许多研究把“摩登女子”的问题放在“建立现代国家”的框架下讨论，例如李木兰（Louise Edwards）认为，“摩登女子”论述是知识分子重新建立舆论影响力的渠道。（注：Louise Edwards，“Policing the Modern Woman in Republican China，”Modern China 26：2（April 2000），pp.115-147；同样以国家层面讨论“摩登女子”的研究还包括：Hsiao-pei Yen，“Body Politics，Modernity and National Salvation：The Modern Girl and the New Life Movement，”Asian Studies Review 29：2（June 2005），pp.165-186；Sarah E.Stevens，“Figuring Modernity：The New Woman and the Modern Girl in Republican China，”NWSA Journal 15：3（Fall 2003），pp.82-103。）不过“摩登女子”的论述复杂，远非仅“国家意识”可以涵盖，1930年代便有论者从个人层面讨论此一议题。就像对女店职员一样，报章杂志对“摩登女子”有许多负面评价，其中之一是认为她需要依赖男人来维持奢华的生活方式，是男人的荷包杀手。1933年某位记者便以其友人血淋淋的教训，警告读者“摩登女子”的威胁性：该友人任职于政府机关，月入三百元，然其妻专以模仿摩登为能事，每月非五百元不能满足，光添制服装一项，每月便花去二百元。该记者感叹道：“吾友一生事业毁于其妻矣！”（注：记者：《摩登妇女为妇运之障碍》，《妇女共鸣》，第2卷第2期（1933年2月），第63页。）此外，“摩登女子”被认为对男女感情抱持着游戏的态度，以致男性在恋爱关系上屈居劣势。郭建英的幽默漫画“今代男性的悲哀”（图3），便呈现这种男性焦虑：当男性追求者问：“我这快要爆裂的心脏，难道不反映在你的胸中吗？”摩登女子却回答：“但是，亲爱的，现在有许多男子的热情，正交杂在我的胸膛里，等我有空，慢慢儿整理它吧！”上述例子不但显示男女在情感关系上的不对等，男性追求者在“摩登女子”的操弄下，显得无辜、甚至无力反击；另一方面也嘲讽男性追求者的痴迷，虽明知“摩登女子”难以驾驭，却仍甘愿成为她的“奴隶”。郭建英的另一帧漫画“狗之进化——上海名产的摩登种”（图4），把男性追求者喻为“摩登女子”控制下的一条狗，完全任其摆布。有趣的是，郭建英倒置了“摩登狗”的性别意象：上海媒体对modern girl的另一种翻译是“摩登狗儿”，不但取其谐音，也是对“摩登女子”的调侃，认为她只是依赖男人（也是主人）的宠物。（注：高郁雅：《从〈良友画报〉封面女郎看近代上海的“摩登狗儿”（Modern Girl）》，《国史馆馆刊》，复刊第26期（1999年6月），第57—96页。）然而郭建英却把男性追求者画成“摩登女子”手中的一条狗，强烈表达出“摩登女子”对男性自尊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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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我这快要爆裂的心脏，难道不反映在你胸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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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但是，亲爱的，现在有许多男子的热情，正交杂在我的胸膛里，等我有空，慢慢儿整理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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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今代男性的悲哀。郭建英：《建英漫画集》，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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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狗之进化——上海名产的摩登种。郭建英：《建英漫画集》，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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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登女子”种种特质都与她的消费习惯有关，而最惹人诟病的是她爱用舶来品。20世纪以来，每遇到华洋冲突时，城市内总会兴起一波波的抵制外货及爱用国货运动，以抗议帝国主义的侵略。尽管这些运动并不完全成功，但这些努力代表中国知识分子欲借群众力量表达对外国势力的不满情绪，同时也借此机会扶植中国企业，希冀有朝一日能扳回经济颓势。（注：潘君祥：《近代中国国货运动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Karl Gerth，China Made：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1934年一些妇女团体、上海总商会及其他商人团体联合推展国货运动，并将该年定为“妇女国货年”，意即动员妇女共襄盛举。不过根据报道，该年度进口化妆品的数量创下历史新高，这无疑是对“妇女国货年”的绝大讽刺（注：根据张健与吴林吾的研究，“妇女国货年”并非完全失败，他们认为国货运动的效果不能仅从进口化妆品的数量来衡量。事实上1935年前十个月每月化妆品进口量的平均值，较前一年同期下降了40％。影响国货运动成效的因素很复杂，包括人民购买力等。不过从报纸的报道可以看出一般对“摩登女子”的负面形象的塑造。张健、吴林吾：《1934年妇女国货年》，收入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而“摩登女子”也成为交相指摘的对象，认为她们爱慕虚荣，自私自利，不肯为国家经济尽一点心力。换言之，“摩登女子”的危险性不但是个人的，也是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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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摩登女子”与“女店职员”论述，可以发现两者的相似之处：均极力铺陈其外貌的艳丽及消费的奢华，也强调其与富家子弟或上司经理的“不伦之恋”，更指出她们对男性所带来物质或心理上的威胁。不过，相较于女店职员的多重面貌，“摩登女子”则呈现单一形象，不论男女文人，均认为“摩登女子”是伴随现代化而来的“社会问题”，对个人、社会及国家带来负面影响。因此“摩登女子”论述可以视为女店职员论述的一种类型，也就无怪乎部分论者会混淆这两种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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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四、摔碎“花瓶”：女店职员的自我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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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关于女店职员的论述多半从旁观者的角度，塑造“花瓶”、“受害者”或“威胁者”的形象，其中不乏出于想象的成分，因此也有女店职员站出来主张“反花瓶论述”。其中最常听到的，是反驳女店职员的“装饰”角色。《大晚报》曾邀集百货公司女店职员参加座谈，其中两位便不断强调男女店职员做的是一样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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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外界以为我们有许多事情担当不了，这也不能一概而论，许多事情，因为我们没有做过学徒，所以在初服务的时候，觉得做得不大好，因此就有人说，公司里雇用女店员，不过是做做装饰品吧[罢]了。我不能说商界里没有这种女子，但敝公司里，男女店员，做事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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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有许多男子，总以为女店员是不会做什么事情的，可是我们在敝公司里，工作是和男店员一样的，为什么社会要叫女店员是花瓶，我们真不知道，不知道各位先生，可明白这个原因，希望告诉我们一些，最好能使花瓶这个坏名词，不要在社会上流行。（注：《女店员座谈会：职业妇女内外生活之透视》，《大晚报》，第5版（1935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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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位女店员承认社会上的确有些女店员不甚称职，但她们都用公司文化来解释她们的不同之处。她们骄傲地表示，由于公司管理严格，明文规定不许男女同事“打棚”（上海话：聊天说笑话之意）；这与其他没有规范的女店员是不一样的，而将自己从“花瓶”群体分别出来。同时，也不断强调她们的能力及对职业的态度和男店员是一样的，说明她们希望被从“专业能力”、而不是“性别”来定义她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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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女店员也对摩登衣着提出辩护。座谈会上的受访女店员提到，她所穿的高级衣料，乃由公司出品，故价格较一般低廉。不过她也承认每个月在衣着上的花费约5、6元，相当于薪水的三分之一（这些女店员的月薪为18元，由公司供膳，且无须负担房租）。这与当时一般人花在食物上最多的支出结构相比，仍极为不同。（注：如根据1926年至1929年的调查，上海各业工人家庭生活费最大支出为食物费，约占42%—67％不等。调查中平均收入最高的邮局工人，花在食物的费用亦占生活费的61％。参阅罗志如《统计表中之上海》，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32年，第79页。）另有一位女店员则向《店员通讯》的主编抱怨女店员华丽装扮的商店文化。她的月薪有26元，除6元零用钱外，其余交给父亲维持家用，无力添置华服，因而与其他同事相比显得逊色。结果公司对她工作的评语竟然是“顶好衣服要穿得华丽些”，并暗示若不改善，恐怕她的职位就要动摇了。（注：《顶好衣服要穿得华丽些》，《申报》，本埠增刊第2版（1933年3月8日）。）这封投书不仅抱怨上海“只重衣衫不重人”的文化，同时也是对女店员被贴上“摩登女子”的标签表示抗议。从来都是妇女（尤其是打扮入时的女店职员）承受“摩登女子”的污名，却鲜有指控者质疑“摩登女子”的成因——公司经理对女店职员的要求、同事间的竞争压力，以及整个社会对女店职员形象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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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女店职员的装扮问题，还有论者提出“花瓶”与“花瓶座子”的说法。某位女性原预备任职于政府机关，却被众亲友嘲讽为“花瓶”。她虽自认没有做花瓶的资格，却大声质疑：如果女职员因着打扮妖艳便被称为“花瓶”，那么“打扮得油头滑脑，涂雪花、洒香水的西装少年又是些什么呢？女职员打扮了是给人们欣赏的，男职员的打扮难道是他们公事上所需要的吗？”因此，这位女作者给装扮摩登的男职员加上“花瓶座子”的称号，以为他们与被称为“花瓶”的女职员相映成趣，同为办公室的装饰品。（注：华：《花欤花瓶座子欤》，《申报》，本埠增刊第3版（1933年9月30日）。）这位作者点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装扮摩登”在当时其实并不是女性的专利品，报刊上也常用“摩登青年”泛指一般追求时尚的青年男女；然而遇上职业问题，“摩登”的概念便被性别化，把女性和“摩登”划上等号。为了反制“花瓶”论述，这位女作者指出，“花瓶”并非专属于女性，男性同样可以扮演“装饰”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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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反花瓶”的论述方式是与“摩登女子”划清界线。在女店员座谈会中，受访者表示，有钱有闲逛百货公司的太太小姐们才是真正的“摩登女子”；她们则是靠自己能力挣钱的“独立女性”，因而她们提到女顾客时，态度显得有些不屑一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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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馆里的小姐奶奶，来买东西的时候，很看不起我们。她们的态度是把花瓶来看待我们的，讲话很骄傲。还有一种是还在读书的女学生，他们也是看不起我们的，以为我们是花瓶。有一种家庭间的女子，他们自身没有职业，她们来买东西就表示很羡慕的样子，很看得起我们。当然[我们]也看不起她们，因为她们在做少爷的玩物，她们靠着男子们过生活，假使没有男子，她们要饿死。（注：罗志如：《统计表中之上海》，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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