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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今代男性的悲哀。郭建英：《建英漫画集》，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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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狗之进化——上海名产的摩登种。郭建英：《建英漫画集》，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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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登女子”种种特质都与她的消费习惯有关，而最惹人诟病的是她爱用舶来品。20世纪以来，每遇到华洋冲突时，城市内总会兴起一波波的抵制外货及爱用国货运动，以抗议帝国主义的侵略。尽管这些运动并不完全成功，但这些努力代表中国知识分子欲借群众力量表达对外国势力的不满情绪，同时也借此机会扶植中国企业，希冀有朝一日能扳回经济颓势。（注：潘君祥：《近代中国国货运动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Karl Gerth，China Made：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1934年一些妇女团体、上海总商会及其他商人团体联合推展国货运动，并将该年定为“妇女国货年”，意即动员妇女共襄盛举。不过根据报道，该年度进口化妆品的数量创下历史新高，这无疑是对“妇女国货年”的绝大讽刺（注：根据张健与吴林吾的研究，“妇女国货年”并非完全失败，他们认为国货运动的效果不能仅从进口化妆品的数量来衡量。事实上1935年前十个月每月化妆品进口量的平均值，较前一年同期下降了40％。影响国货运动成效的因素很复杂，包括人民购买力等。不过从报纸的报道可以看出一般对“摩登女子”的负面形象的塑造。张健、吴林吾：《1934年妇女国货年》，收入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而“摩登女子”也成为交相指摘的对象，认为她们爱慕虚荣，自私自利，不肯为国家经济尽一点心力。换言之，“摩登女子”的危险性不但是个人的，也是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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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摩登女子”与“女店职员”论述，可以发现两者的相似之处：均极力铺陈其外貌的艳丽及消费的奢华，也强调其与富家子弟或上司经理的“不伦之恋”，更指出她们对男性所带来物质或心理上的威胁。不过，相较于女店职员的多重面貌，“摩登女子”则呈现单一形象，不论男女文人，均认为“摩登女子”是伴随现代化而来的“社会问题”，对个人、社会及国家带来负面影响。因此“摩登女子”论述可以视为女店职员论述的一种类型，也就无怪乎部分论者会混淆这两种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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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四、摔碎“花瓶”：女店职员的自我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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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关于女店职员的论述多半从旁观者的角度，塑造“花瓶”、“受害者”或“威胁者”的形象，其中不乏出于想象的成分，因此也有女店职员站出来主张“反花瓶论述”。其中最常听到的，是反驳女店职员的“装饰”角色。《大晚报》曾邀集百货公司女店职员参加座谈，其中两位便不断强调男女店职员做的是一样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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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外界以为我们有许多事情担当不了，这也不能一概而论，许多事情，因为我们没有做过学徒，所以在初服务的时候，觉得做得不大好，因此就有人说，公司里雇用女店员，不过是做做装饰品吧[罢]了。我不能说商界里没有这种女子，但敝公司里，男女店员，做事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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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有许多男子，总以为女店员是不会做什么事情的，可是我们在敝公司里，工作是和男店员一样的，为什么社会要叫女店员是花瓶，我们真不知道，不知道各位先生，可明白这个原因，希望告诉我们一些，最好能使花瓶这个坏名词，不要在社会上流行。（注：《女店员座谈会：职业妇女内外生活之透视》，《大晚报》，第5版（1935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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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位女店员承认社会上的确有些女店员不甚称职，但她们都用公司文化来解释她们的不同之处。她们骄傲地表示，由于公司管理严格，明文规定不许男女同事“打棚”（上海话：聊天说笑话之意）；这与其他没有规范的女店员是不一样的，而将自己从“花瓶”群体分别出来。同时，也不断强调她们的能力及对职业的态度和男店员是一样的，说明她们希望被从“专业能力”、而不是“性别”来定义她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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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女店员也对摩登衣着提出辩护。座谈会上的受访女店员提到，她所穿的高级衣料，乃由公司出品，故价格较一般低廉。不过她也承认每个月在衣着上的花费约5、6元，相当于薪水的三分之一（这些女店员的月薪为18元，由公司供膳，且无须负担房租）。这与当时一般人花在食物上最多的支出结构相比，仍极为不同。（注：如根据1926年至1929年的调查，上海各业工人家庭生活费最大支出为食物费，约占42%—67％不等。调查中平均收入最高的邮局工人，花在食物的费用亦占生活费的61％。参阅罗志如《统计表中之上海》，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32年，第79页。）另有一位女店员则向《店员通讯》的主编抱怨女店员华丽装扮的商店文化。她的月薪有26元，除6元零用钱外，其余交给父亲维持家用，无力添置华服，因而与其他同事相比显得逊色。结果公司对她工作的评语竟然是“顶好衣服要穿得华丽些”，并暗示若不改善，恐怕她的职位就要动摇了。（注：《顶好衣服要穿得华丽些》，《申报》，本埠增刊第2版（1933年3月8日）。）这封投书不仅抱怨上海“只重衣衫不重人”的文化，同时也是对女店员被贴上“摩登女子”的标签表示抗议。从来都是妇女（尤其是打扮入时的女店职员）承受“摩登女子”的污名，却鲜有指控者质疑“摩登女子”的成因——公司经理对女店职员的要求、同事间的竞争压力，以及整个社会对女店职员形象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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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女店职员的装扮问题，还有论者提出“花瓶”与“花瓶座子”的说法。某位女性原预备任职于政府机关，却被众亲友嘲讽为“花瓶”。她虽自认没有做花瓶的资格，却大声质疑：如果女职员因着打扮妖艳便被称为“花瓶”，那么“打扮得油头滑脑，涂雪花、洒香水的西装少年又是些什么呢？女职员打扮了是给人们欣赏的，男职员的打扮难道是他们公事上所需要的吗？”因此，这位女作者给装扮摩登的男职员加上“花瓶座子”的称号，以为他们与被称为“花瓶”的女职员相映成趣，同为办公室的装饰品。（注：华：《花欤花瓶座子欤》，《申报》，本埠增刊第3版（1933年9月30日）。）这位作者点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装扮摩登”在当时其实并不是女性的专利品，报刊上也常用“摩登青年”泛指一般追求时尚的青年男女；然而遇上职业问题，“摩登”的概念便被性别化，把女性和“摩登”划上等号。为了反制“花瓶”论述，这位女作者指出，“花瓶”并非专属于女性，男性同样可以扮演“装饰”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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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反花瓶”的论述方式是与“摩登女子”划清界线。在女店员座谈会中，受访者表示，有钱有闲逛百货公司的太太小姐们才是真正的“摩登女子”；她们则是靠自己能力挣钱的“独立女性”，因而她们提到女顾客时，态度显得有些不屑一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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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馆里的小姐奶奶，来买东西的时候，很看不起我们。她们的态度是把花瓶来看待我们的，讲话很骄傲。还有一种是还在读书的女学生，他们也是看不起我们的，以为我们是花瓶。有一种家庭间的女子，他们自身没有职业，她们来买东西就表示很羡慕的样子，很看得起我们。当然[我们]也看不起她们，因为她们在做少爷的玩物，她们靠着男子们过生活，假使没有男子，她们要饿死。（注：罗志如：《统计表中之上海》，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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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谈话充分表露出女店员对她的工作引以为傲，因为这是她们与不事生产的“摩登女子”最大的区别。尽管别人称女店员为“花瓶”、“摩登女子”，但她们严正地否认，因为“摩登女子”须靠男人才能生存，而她们有独立生活的本事，这是她们所珍视的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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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她们也经常把自己塑造成求新知、懂上进的人。在上述的座谈会中，女店员被问到日常消遣时，都回答看书报杂志。有一位甚至说她每晚下班后，看一份报纸，还写写字，到十一点钟才睡觉。另有一名女店员更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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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人[女店员]，大概是由她的经济背景决定她们的生活，也许是觉悟的、进步的女子吧？她们放工以后，拖着疲乏的身体，埋头在夜校里，以书本为消遣，充实自己的智育，她们总是抱着上进的心，希望能够做一个有智能的女子，这种人在我们公司里很多，实给社会上很大的希望啊！（注：白石：《女职员》，《新生》，第1卷第33期（1934年9月22日），第6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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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求上进的形象与“摩登女子”浪漫无知的姿态大相径庭，也是女店员用以摆脱“花瓶”污名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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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起，许多职业之门逐步向女子开放，女店职员人数亦缓慢地增加。尽管当时女性在就业市场并未造成实质的威胁，然而当职场由清一色男性领域转变为男女同事的局面，无疑地，这对男性职员构成相当程度的心理焦虑，一旦就业市场有什么变化，很容易归咎于女性的职业竞争，冠之以“花瓶”、“摩登女子”等侮蔑意味的头衔，便成为常见的论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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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1930年代也是消费文化发展的时期，各类新商品的输入，商业广告包装的精致化，都突显城市的消费性格。女店职员的增长趋势，正与当时城市消费文化接合，使女店职员的形象亦受到商品化的影响，换言之，顾客所消费的不只是商品，还包括与商品相关连的女店职员美貌，以致使人对女店员职业产生负面评价，这也连带使人对妇女职业感到悲观。当时对妇女职业的辩论即形成二派看法，一派认为职业妇女既然无法摆脱“花瓶”的名声，不如离开职场回到家庭做“贤妻良母”；另一派则认为正是因为社会上对职业妇女接受度仍低，才对她们有种种讥讽，解决之途应是鼓励更多妇女走入职场，待女子职业普遍之后，“花瓶”的论调便不攻自破、烟消云散了。不论持何种看法，“花瓶”、“摩登女子”等形象的确成为妇女职业的阻碍，促使女店职员不得不提出“反花瓶”论述、甚至与“摩登女子”划清界线，以摆脱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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