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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求上进的形象与“摩登女子”浪漫无知的姿态大相径庭，也是女店员用以摆脱“花瓶”污名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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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起，许多职业之门逐步向女子开放，女店职员人数亦缓慢地增加。尽管当时女性在就业市场并未造成实质的威胁，然而当职场由清一色男性领域转变为男女同事的局面，无疑地，这对男性职员构成相当程度的心理焦虑，一旦就业市场有什么变化，很容易归咎于女性的职业竞争，冠之以“花瓶”、“摩登女子”等侮蔑意味的头衔，便成为常见的论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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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1930年代也是消费文化发展的时期，各类新商品的输入，商业广告包装的精致化，都突显城市的消费性格。女店职员的增长趋势，正与当时城市消费文化接合，使女店职员的形象亦受到商品化的影响，换言之，顾客所消费的不只是商品，还包括与商品相关连的女店职员美貌，以致使人对女店员职业产生负面评价，这也连带使人对妇女职业感到悲观。当时对妇女职业的辩论即形成二派看法，一派认为职业妇女既然无法摆脱“花瓶”的名声，不如离开职场回到家庭做“贤妻良母”；另一派则认为正是因为社会上对职业妇女接受度仍低，才对她们有种种讥讽，解决之途应是鼓励更多妇女走入职场，待女子职业普遍之后，“花瓶”的论调便不攻自破、烟消云散了。不论持何种看法，“花瓶”、“摩登女子”等形象的确成为妇女职业的阻碍，促使女店职员不得不提出“反花瓶”论述、甚至与“摩登女子”划清界线，以摆脱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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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五、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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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女店职员的兴起，与女权运动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如早期女权运动受到国族主义所影响，民初妇女投入商业界也是受到救国论述的鼓舞，才开始各种女子商店及女子银行的计划与组织，欲以女子之力，协助完成救亡图存大业。到了五四时期，女权运动的论述重点转向个人的独立自主，包括争取妇女经济独立，此时开办女子实业的目的，虽也出于爱国精神，但比晚清民初更加强调女子服务社会的宗旨，希望为妇女创造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女权运动所提倡的女子教育，也使妇女取得基本学识以胜任新式企业内的工作。因此，女店职员的兴起可以说是女权运动推波助澜下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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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女店职员的发展，则是商家运用性别策略因应经济萧条所产生的结果。由于景气低迷，商家必须以新的行销方式刺激顾客的消费欲望，雇用女店职员成为商家的一项法宝，因此女性有机会进入原本为男性主宰的就业市场。尽管女店职员占业内人口比例不高，但她们仍在职场上展现相当的主动性，随时掌握机会，争取对自身有利的职业环境。甚至当社会经济环境实质上地敌视女店职员时，她们亦对歧视女性政策提出强烈的抗议，并动员各种可能的资源，保障其职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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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店职员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劳动市场的性别比例，更重要的是冲击着既有的性别分工方式与性别角色的认定。面临这些观念的冲击，报纸文人作出各种不同的回应，有些人从女权的角度支持女店职员突破家庭的樊笼，在公领域寻找自我价值与认同；有些人则指出职场中的危险陷阱，反对妇女离家工作；更有论者直截了当地挑战妇女从事职业的动机及用处，认为商店或办公室里的女店职员，不过是仅供装饰的花瓶，以摩登姿态取悦顾客或男同事。这些各式各样的女店职员论述，反映的是当时人们因性别角色及性别权力关系的变化所产生的焦虑感。女性加入职场所造成的职业竞争、妇女出外工作以致动摇家庭稳定性、妇女在公领域的地位而享有原本为男性专属的权力等，都可能加深两性间的紧张关系，以致强化“摩登女子”之类的“危险女性”形象。女店职员的焦虑感并不亚于男性文人：当她们被类比为“花瓶”或“摩登女子”时，一方面极力证明自己的工作能力，另一方面又努力与“摩登女子”划清界线。女店职员的出现，不仅代表新的分工方式，以性别为原则，重划劳动市场的版图，也重新定义性别角色及其社会期望；随之而来的，则是对性别关系的不确定性所产生的焦虑感及错综复杂的性别论述。（注：李木兰对“男性知识分子焦虑感”的论题有简明的讨论，其论点与本文最大的不同在于李木兰着重于国家层面的论述，女性的消费、外表、甚至道德都是建立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本文虽也探讨“摩登女子”对国家的“危险性”，不过更强调的是个人层面（如职业竞争）的论述。参阅Louise Edwards，“Policing the Modern Woman in Republican China，”Modern China 26：2（April 2000），pp.12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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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店职员的性别论述所反映出来的，其实是性别认同（gender identity）与工作认同（work identity）的矛盾。女店职员之所以引起诸多讨论，主要因为人们乃从“性别”的角度来评价女店职员的工作，这一点可以从与其他女性职业的比较看出来。以女教师及女护士为例，民国时期这两项职业的女性人数均快速增加，根据中华护士协会的注册记录，1920年男女护士人数之比为1∶1.66，到了1936年女护士人数是男护士的2.4倍。（注：Kaiyi Chen，“Missionaries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Nursing in China，”Nursing History Review 4（1996），pp.137-139.）至于小学教师业虽然在二次大战前一直由男性主导，但女教师的数目持续增加，1930年上海小学女教师比例占30％，1935年更提高至37％。（注：谈社英：《中国妇女运动通史》，第44页。）然而，女教师及女护士增加的趋势，并未使其沾染“花瓶”的污名，男教师与男护士也很少表达“被女性取代”的焦虑，甚至护士及小学教师被认为是最适合女性从事的职业。究其原因，一般人认为女护士及女教师“生性温柔谨慎”，较能明白病人及儿童心理及需求。此一论点其实乃将妇女职业视为母职的延伸，所要求于女护士及女教师者，不在她们的专业知识与能力，而在于她们的性格。换言之，护士及教师行业中的“女性”，是从“关系”（relation）上定义，强调其“母性”特质。至于工厂女工方面，根据1929年上海的劳工统计，女工占全体工人的61％（注：Emily Honig，Sisters and Strangers：Women in Shanghai Cotton Mills，1919-1949，p.24.），不过我们同样也很少听见男工对“工厂女性化”的抱怨，更没有人认为女工是“花瓶”，这不但是因为她们无法负担得起“花瓶”的消费，也因为社会对她们的形象认知是凭劳力赚钱的“工人”。相较之下，公司行号雇用女店职员则从“性别”（sex）的角度考量，报纸舆论对女店职员的品评也强调其“女性”特质：女店职员被看成是“女人”，而不是“工人”，这使女店职员难以摆脱“花瓶”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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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解释了何以女店职员建构自我形象时，必须强调自己与男同事一样是“职工”，有一样的人格地位，也有相同的工作能力，甚至否认其性别与营业有任何关系。这并不是说，她们毫无性别意识，而是在压抑女性的职场中，必须主张性别中立（gender-neutral）的“职工”身份，才能取得社会的认可。女店职员要完全摆脱“花瓶”的地位，要等到“工作认同”的建立，才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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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14期，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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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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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14期，“性别与职业”专号（200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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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鉴明：《日据时期台湾的职业妇女》，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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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en，Ling-ling，“Search for the‘New Womanhood’：Career Women in Shanghai，1912-1945，”PhD dissertation，UC Irvine，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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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Zheng，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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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史读本 过新生活、做新女性——南京国民政府对时代女性形象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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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慧琦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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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要讨论的，是1930年代前半期由国民政府主导的一连串塑造时代女性形象的努力与尝试。作者试图探究以下问题：即在当时国民政府的认知下，女人究竟应做什么样的新女性？怎么做？此一形象塑造的过程及其发展，对近代中国的国家塑造与中国女性本身，分别产生了哪些影响？作者首先从大环境的发展趋势，初步勾勒1930年代初期国民党政府与妇女之间的互动，进而先后从建构与解构形象两个面向出发，分析国府意图树立的时代女性形象之特色及其本质。最后则检视并评估在面对国家塑造与国族发展的局面时，政党、政府与妇女彼此间可能发展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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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慧琦，1971年生于台南。2001年获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东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研究领域为近代中外性别史、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史。主要著作有：《“娜拉”在中国：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变（1900s—1930s）》（2003）、《十八世纪的英国新女性：Mary Wollstonecraft其人其思》（2001）、《故都新貌——迁都后到抗战前的北平城市消费（1928—1937）》（200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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